绿色信贷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政策效应分化的视角

本文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重污染企业和节能环保企业绿色创新的不同效应。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在两类企业之间存在分化:政策能更有效提升节能环保企业的绿色创新,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从银行信贷决策视角看,政策效应的分化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对信贷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政策使重污染企业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提升的同时,促进了节能环保企业融资规模的增加。从企业绿色行为决策视角看,政策效应的分化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重污染企业采用“低成本策略”,节能环保企业则采用“竞争优势策略”。绿色信贷政策的效应还受企业所有权性质、现金持有以及企业规模的影响,而竞争性的银行业结构和政府补助有助于发挥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对评估绿色信贷政策的经济效果,推动政策进一步精准发力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融资约束视角下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

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就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机制进行梳理,并以2011—2019年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一是政府绿色补贴能够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投资.二是融资约束在政府绿色补贴与工业企业绿色投资间发挥中介效应.三是在内部自我约束上,政府绿色补贴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政策效果在非国有企业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在外部环境约束上,政策效果则在中度污染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显著.因此,政府在加强绿色补贴力度的同时,应充分考虑行业及企业的异质性,为绿色投资创造更为公平和透明的环境,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充分发挥政府绿色补贴对工业企业绿色投资的促进作用.     

绿色金融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0—2020年沪深两市主板工业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数据,探究绿色金融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的实施,使得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质”和“量”都得到显著提升。进一步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该政策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均存在促进作用,相较于重污染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该政策的实施更有助于促进非重污染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     

发行绿色债券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中国能源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能源行业的上市企业为例，运用多重差分模型，研究发行绿色债券是否能有效促进能源企业绿色创新。结果显示：发行绿色债券能显著促进能源行业上市企业绿色创新；能源行业中的可再生能源类、非重污染类以及国有企业通过发行绿色债券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更好；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可以通过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本文的研究对支持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和推动企业绿色创新，促进绿色债券市场与能源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绿色并购的绿色创新效应：策略逢迎还是实质转型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推进,绿色并购成为重污染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但企业实施绿色并购的真实目的仍需验证。本文基于2008—2020年沪深A股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绿色并购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借此探究企业实施绿色并购的真正动机。研究发现：绿色并购能够促进实质性绿色创新,且具有持续性;从作用机制来看,绿色并购行为有助于企业获得政府资金扶持,从而缓解绿色创新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对非国有企业、环境执法强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以及绿色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而言,绿色并购对实质性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从并购动机角度丰富了绿色并购经济后果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重污染企业转型发展的战略选择提供有益参考。     

绿色信贷政策能促进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吗

绿色信贷是助力污染企业绿色转型、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实践探索。本文以2012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17年我国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挤出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并且挤出效应在小规模的民营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当重污染企业的环境责任表现良好或享有政府环保补助时,绿色信贷政策能激励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机制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主要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减少长期贷款和企业研发支出的途径抑制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以上研究结论对于更好地发挥绿色金融的资金配置作用、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环境规制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新《环保法》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显著缓解了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截面异质性分析显示,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仅在小规模企业和银行业发展较好、污染程度较高、法律环境较差的地区显著;经济机制分析表明,新《环保法》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缓解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本文结论既拓展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影响的研究边界,也为“双碳”目标下中国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融资约束还是转型激励？——绿色信贷对我国重污染企业TFP的影响研究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构造准自然实验,利用2007—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构建实验样本,研究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TFP的影响效果与机制。结果发现：绿色信贷形成的融资约束抑制了TFP的提升,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大于投资价值和研发投入对TFP的促进作用,从而导致绿色信贷对我国重污染企业TFP产生显著负面影响。鉴于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特别是加强对重污染企业转型升级活动的融资支持,通过约束与激励相结合以更好地提升企业TFP。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2017年国务院批准试点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5-2018年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能倒逼重污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尤其是环境社会责任,且该影响主要集中在非国有、未持股金融机构、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立主要通过加强重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倒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且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缓解融资约束。     

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

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是实现其绿色转型的新渠道，以2016—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数据为基础,分析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投资效率，内生性和稳健性结果表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从作用机制看，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改善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提高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受到重点监控以及非国有、规模较大及反应型环境战略的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投资效率。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也为如何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提供了新的方向。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融资的影响效果研究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生态、环保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势在必行。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从2010—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中筛选出30家环保企业和30家污染企业作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和三重差分模型（DDD）,对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企业融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政策没有显著提升环保企业的贷款金额,但能显著降低其融资成本。绿色信贷政策对非国有环保企业信贷融资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对中、西部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效果优于东部地区。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激发主体参与动力;完善信息披露机制,构建沟通共享平台;建立效果评估制度,推进政策探索实践等建议。     

中国绿色债券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绿色债券作为直接融资工具,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以中国A股中550家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绿色债券对上市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发行绿色债券能显著促进上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发行绿色债券对国有、非重污染、小规模以及外部融资需求小的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影响相对较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

企业作为社会绿色转型的主体,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顺应“双维一体化”发展趋势的关键。选取2014-2020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聚焦数字普惠金融的绿色转型效应,在行业异质性视角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传导路径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较强的正向作用;受内部技术壁垒、阶段性特质等因素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对不同行业重污染企业的影响效果也不相同,其中传统煤炭领域与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企业融资难度,缓解融资约束困境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进而影响企业绿色转型发展。为了更好地营造“逐绿而行”的政策环境,政府应以降低融资风险为锚点,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创新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企业在绿色转型中的主体作用。     

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传统能源企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1—2020年46家A股上市的传统能源公司为样本，利用最小二乘法探究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绿色投资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水平显著改善环境绩效；企业的ESG表现和政府补贴对绿色投资促进环境绩效有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企业应积极参与绿色投资实践、完善公司治理；政府应完善环境规制政策、重视企业产权性质、提高政策效率等对策建议。     

绿色债券与企业金融化

利用2010—2022年中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债券会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且影响效应具有产权和行业异质性,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更易受到绿色债券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债券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是资金效应而非监督效应,绿色债券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三方认证措施和“双碳”目标政策可以强化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     

绿色债券发行、企业绿色转型与市场激励效应

为从资本市场视角检验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治理转型的有效性,本文借助绿色债券这一“市场型”政策工具和双重差分模型,利用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通过发行绿色债券进行绿色治理转型所能获得的市场激励结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债券发行以后能够显著提升发行企业的股票超额收益,并同时降低股价暴跌风险;企业利用绿色债券进行绿色治理转型能够获得市场激励,但激励程度在重污染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之间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同时也受到企业信用风险和内部治理水平的调节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绿色治理绩效提升和融资约束程度缓解是绿色债券促使企业获得市场激励的内外动因,同时由信息渠道引发的市场专业主体关注和治理效应也发挥重要作用。本文研究结论为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构建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带来有益政策启示。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吗？——来自工业上市公司的绿色转型证据

经济绿色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企业的绿色转型发展是经济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环节。本文以2012—2019年中国沪深A股工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企业绿色转型的评价指标,以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分析研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对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能够显著促进试验区内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升,进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进一步分析得出,试验区内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和政府政策支持对企业绿色转型有所促进,但其对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影响却未达预期。本文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的政策效应评估和企业绿色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层面的支持和直接经验证据,为各地区制定绿色金融政策提供了参考。     

绿色信贷政策能否抑制重污染企业金融化——基于《绿色信贷指引》的准自然实验

绿色信贷政策能否抑制重污染企业金融化是值得细究的问题。本文以2012年印发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以2008—2021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和债务期限结构在绿色信贷政策影响重污染企业金融化的过程中具有中间机制作用:融资约束会增强重污染企业的“蓄水池”动机,促使重污染企业增加货币性金融资产配置;而债务期限缩短则会减弱重污染企业的“资产替代”动机,抑制重污染企业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此外,由于持有货币性金融资产的收益远低于风险性金融资产收益,因此从金融渠道获利角度考虑,绿色信贷政策可有效抑制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在防治污染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双重目标下,本文不仅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评估研究,更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如何防范信贷资金“脱实向虚”提供了经验证据。     

绿色信贷是否影响重污染企业的投融资行为？

在“十三五”供给侧改革和建设美丽中国的新时期,如何更好地推进绿色金融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并加大对环境友好型企业的金融支持,从而引导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正式实施为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首次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融资行为的影响,发现重污染企业的有息债务融资和长期负债均显著下降且高排放地区国有大型企业的降幅最大,同时,国有、大型重污染企业的新增投资显著减少,另外,重污染企业的债务成本显著上升且经营绩效大幅下滑,表明绿色信贷具有显著的融资惩罚效应和投资抑制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力推动绿色信贷、不断完善绿色融资、切实引导资金流向资源技术节约型和生态环境保护型产业,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吗？

本文基于原环保部公布的企业投保名单,以2014－2015年我国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第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能有效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在区分绿色创新质量和绿色创新数量后发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第二,机制检验表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主要通过提高研发投入力度和缓解融资约束程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第三,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内部控制质量高、市场化程度高以及行业集中度高的企业中更加明显,而在内部控制质量低、市场化程度低以及行业集中度低的企业中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研究结论为完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推行以及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