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农业产业集聚视角

基于农业产业集聚视角研究数字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门槛效应,文章使用2011—2019年30个省份农业生产相关的数据和北京大学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总指数和各分维度指标的门槛效应呈现出不同的趋势,数字化程度指标存在“倒U型”的双重门槛效应,支付指标存在“正U型”的双重门槛效应,而数字金融总指数和其他分维度指标存在“倒V型”的单一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存在“正U型”的双重门槛效应,中部地区存在“左半U型”的单一门槛效应,而西部地区不存在门槛效应;不同维度下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农业技术进步存在“倒右半U型”的单一门槛效应,而对农业技术效率不存在门槛效应。据此,文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绿色农业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正在逐渐改善我国农村地区面临的融资困境,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新方向。本文在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1—201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且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其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东部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出现负增长;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技术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负向的溢出效应;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分维度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     

空间视角下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是衡量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指标,绿色金融则可以通过创新金融工具,将资金引导至节能环保的生产领域,助力经济可持续发展。文章分别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熵值法对省际GTFP和绿色金融进行测度,并根据相关检验结果选择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二者的关系,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全要素生产率对居民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2005-2018年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对居民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未对服务消费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全要素生产率对制造品消费和食品消费呈现出了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促进了相邻地区的制造品消费与食品消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促进了本地居住消费。制造品消费、食品消费和居住消费对服务消费创新资源的挤占,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影响服务消费效果不明显。     

金融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研究了金融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地区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03—2012年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金融集聚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影响;银行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保险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促进作用,但作用效果不显著;证券业集聚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抑制作用不明显.     

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选取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SBM-GML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索研究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测算结果显示：绿色金融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水平较高,但各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程度存在差异;我国2011—2020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水平在1以上,处于有效水平,其中东部、中部两个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高于其他地区。实证回归结果显示：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最后根据结果提出因地制宜设立绿色金融发展策略、加强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技术应用水平、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建议。     

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静态与动态空间计量分析

采用静态与动态空间计量模型,从空间和时间的双维度上对我国30个省市1998～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财政支出对相邻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在空间维度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趋势,即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对相邻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高的正向溢出影响,而东部地区的空间负外部性更明显;从时间维度上来看,财政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总体上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变化趋势。     

科技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

本文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科技金融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实证分析科技金融发展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征。科技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效率改善路径发挥促进作用,通过技术进步途径产生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促进科技金融在区域间协调发展与提高国家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政策启示。     

互联网金融、技术溢出与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北大核心CSSCISSCI

立足技术溢出理论,本文剖析了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借助无导向DEA—Malmquist模型测度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运用“文本挖掘法”从金融功能的四个维度构建互联网金融指数,并结合2003—2012年36家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互联网金融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显著提升了我国商业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对互联网金融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具有差异：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吸收能力最强,城市商业银行次之,大型商业银行较弱。因此,鼓励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规范其有序竞争,对于完善传统金融模式,深化我国银行业改革意义深远。     

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地区间的异质性,并进一步探索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中存在的技术和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时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性;从“本地—邻地”视角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区域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东部地区;研发投入在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中发挥了单一门槛作用,当跨越门槛值后促进效应会呈现递减的规律。     

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依据手工查找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和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考量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负向影响显著。机制检验显示：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技术创新和要素替代效应两个渠道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异质性分析显示：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存在区域、城市规模和城市等级的差异,对西部地区抑制作用显著,城市规模越小、行政等级越低,抑制作用越显著。鉴于此,应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加速推进要素禀赋结构转型,实施地区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和技术升级政策,加强区域经济联动,协同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对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党中央提出我国要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进一步促进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融合发展,为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扎实的金融力量。在此背景下,文章尝试将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结合,并提出理论假设,基于2012—2020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建立面板数据,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分别利用中介效应和回归模型开展影响机制和区位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改善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缓解资源错配等中介途径,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有效。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分析,文章建议重点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最大化提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发挥好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创新外溢、产业结构优化和资源错配减缓效应,全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重点提高中西部地区金融服务供给水平。     

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我国非金融行业企业对金融资产的投资热情日益高涨,这是否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相背离？本文以我国2001—2019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影响。基于异质性进行分样本讨论发现,这种倒U型关系在中央国有企业、民营和外资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中成立,但在地方国有和西部地区企业中不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即存在一个合理的金融化偏离程度以及金融资产投资收益区间,在此区间内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最大。机制分析发现：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流动性供给效应、投融资期限错配效应和实体资本配置效应三条传导路径。本文相关研究结论为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决策参考。     

FDI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金融发展门槛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大陆1995-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是否依赖于金融发展水平的问题。结果发现：只有当金融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之后,外商直接投资才会产生显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目前中国金融发展水平尚未进入这一阶段,而且本身也不足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积极的贡献。     

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研究

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金融支撑工具。本文基于2009-2020年我国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构建绿色金融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从空间角度出发,绿色金融不仅能推动本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对邻近省份的经济发展质量也有正向促进作用,且此作用在经济关联下表现更强。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金融领域的一项重大变革,其自身的绿色属性和环境正外部性对加快构建绿色经济发展体系意义重大。本文从数字普惠金融的运行机制出发,选取2011—2019年我国28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影响,以及资源错配的中介作用和宏观经济要素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此提升作用在东部地区和重点城市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资本错配和劳动错配,通过间接作用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就宏观经济要素而言,政府管理能力和城市创新环境在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中起到了强化作用,而传统金融的深化程度则对这一影响具有弱化作用。综上,应适度超前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稳步进行要素市场化改革;同时,政府也要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行适当监管和引导,通过优化创新生态环境等措施强化其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     

对外开放、R&D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国际R&D溢出回归方法,检验中国区域R&D投入以及通过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溢出的外国研发资本对区域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内研发资本是中国技术进步最重要的因素;通过进口贸易溢出的外国R&D资本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由于缺乏核心竞争力以及现行国际分工格局,出口贸易传递的外国R&D资本存量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国际R&D溢出对中国区域技术进步有负面影响,这主要与目前的引资结构与质量有关;此外,东部地区在研发水平和对国际R&D溢出的吸收能力上都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