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

增权是目的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缺乏关于政治和权力关系的分析,仅将社区参与作为一个经济和技术过程而不是政治过程,是当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实践中不能取得真正进步的原因.本文对西方增权理论以及旅游研究中有关增权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认为旅游增权这一新兴理论的提出必将对未来发展中国家的旅游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文章剖析了西方旅游研究者仅仅关注于社区增权模式的局限性,提出个人增权先于社区增权的观点,并指出在把增权理论应用于中国的旅游实践时,除了西方学者倡导的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外,还需要将增权的范围扩展到"个人权利"的增进和制度增权,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保障个人权利和社区增权的合法性.     

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及社区增权效能研究——云南香格里拉雨崩社区个案

本文以香格里拉梅里雪山周边雨崩藏族村的旅游开发为研究背景,分析了该区村民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认为这是一个社区主动参与旅游发展,基本实现了经济增权、政治增权、心理增权和社会增权的典型案例。轮流制模式一方面妥善协调与巧妙解决了村民参与旅游开发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控制了外来投资,同时避免了由于无序竞争引起的经济利益过于集中现象,对构建雨崩村社会和谐起着非常大的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雨崩村民的增权有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即村民绝对拥有在村境内的住宿、餐饮、租马等经营权。本质上雨崩村的旅游增权是个人增权,一旦有外来旅游企业进入,原来取得的利益均衡和分配制度将会被破坏。从此角度讲,制度增权的缺失又对提高民族地区旅游目的地新农村建设构成了阻碍。     

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研究——以浙江安吉乡村旅游地为例

文章通过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方法,构建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结构方程模型,对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浙江安吉为例,采用Amos7.0软件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社区参与对旅游感知、社区归属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在0.173～0.606之间,t值介于2.042～9.954,显著性概率P小于0.001或0.05,模型所建立的因果关系与研究假设相符合,模型可以接受。同时提出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建议,有利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制度增权: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之土地权利变革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权利失败、机会缺失与能力匮乏。对于后两者,研究者们已经开展了广泛的研究。而针对社区居民"无权"和"去权"的权利失败状况,学术界至今缺乏应有的关注。文章以马克思地租理论为起点,结合现代产权理论,通过对典型案例的研究,剖析了我国农村土地产权状态及其决定的旅游开发增值收益分配在理论上和现实中的矛盾性,提出了"吸引物权"这一新型的产权权利,并指出我国农村社区参与权利失败的制度性根源在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受限制支配、所有权主体"虚位"和吸引物权"缺位",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推动中国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土地权利变革之路。     

郎德苗寨社区旅游:组织演进、制度建构及其增权意义

贵州郞德苗寨是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典范,其社区主导、全民参与、以工分制为典型特征的运行模式和分配制度,被称为郎德模式。在国内外学者积极倡导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赋予社区权力的呼声中,郎德人20多年来一直在实践这种理念并取得丰厚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成果,这为研究旅游地社区增权模式和路径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试验场。文章在文献研究和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介绍郎德苗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组织演进与制度建构过程,认为郎德苗寨社区组织演进与制度构建使当地社区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实现了经济增权、社会增权、心理增权和政治增权。郎德苗寨社区增权实践表明: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民组织化是社区增权的有效路径,制度构建为社区增权提供了有效保障,社区精英作用的有效发挥是社区增权的助推器,政府的有限介入有利于扩大社区增权的边界。     

旅游发展初级阶段弱权利意识型古村落社区增权研究——以浙江省楠溪江芙蓉村为例

近年来,社区增权引起国内旅游研究者关注,从当前的理论和实践情况看,需要探寻不同类型旅游目的地的本土化增权理论和建议。文章以浙江省永嘉县境内的楠溪江古村落群为例,对旅游发展初级阶段弱权利意识型古村落社区展开了研究。基于田野调查,文章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社区去权考察方法,指出了此类旅游地的去权根源及增权途径,其中,增权途径的探讨是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适度延伸,它为实践提供了可试错但试错成本又较小的方案。文章还澄清了心理权力激发型增权和制度供给型增权的前提,对于当前不讨论前提的心理增权优先与制度增权优先之争,这种澄清前提、划定界限的学术活动十分必要。     

文化绘图:文化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及实践的新途径

文化绘图作为国外文化资源管理和旅游规划的重要工具和方法论,在我国的应用和研究明显不足.文章回顾了国内外文化绘图的研究和实践,将其应用于文化乡村旅游产品规划和管理及社区文化资源管理,并从人类学和管理学等角度分析了必要性、可能性及关键问题.通过“乡村空间模型”在乡村旅游语境下的解读及对文化绘图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文章认为,乡村文化空间是乡村生活、乡村表述及乡村地方性的三位一体,中国文化乡村旅游规划和管理中各利益相关者相互协作并进行资源整合,才能完整、真实地解读当地文化资源,并将其向旅游业转化.因此,文化绘图有利于组织整合嵌入乡村社区的文化资源,可有效解决社区参与中社区本位的缺失问题,并激发旅游业发展的社区内动力,强化合作网络,促进体制创新.     

我国社区旅游参与的法律实践实证研究

运用实证方法研究社区旅游参与,表明我国社区旅游参与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倡导,或仅为咨询式参与、伪参与,而是已存在的地方实践活动。四川省甘孜州盐源县泸沽湖镇博树村、云南梅里雪山雨崩社区和云南丽江市古城区拉市乡海北村恩宗三社3个旅游社区,通过全体村民共同参与制定规则,确立了社区旅游参与的自发机制。这种规则,从法律形式来讲可归入村规民约范畴。同时,旅游社区还利用合同协调内部及外部的旅游竞争关系或协作关系。克服村规民约有限性的办法就是制定国家法律,确立社区旅游参与的立法,要求政府及开发商必须在尊重社区利益,保证社区有效参与旅游的情况下进行旅游开发,赋予社区旅游参与权,保障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社区与旅游业的共同发展。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乡村旅游地社区参与状况评价——以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雕窝村为例

良好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能够发挥多重功能:延长乡村旅游地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生命周期,为其塑造良好的旅游地形象.同时,促使当地居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得到提升和改善.因此,良好的社区参与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文章以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雕窝村为例,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将社区参与复杂的内涵进行逐层分析,发挥其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优点,对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情况进行比较客观的评价,从社区参与的角度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社区旅游参与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地方感生成研究

居民地方感领域的研究在深化“人-地”关系认识、旅游目的地地方性塑造、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以及旅游规划等方面具有特殊意义。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人口统计学特征、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影响因素,缺乏对旅游世界中人与场的积极互动而产生的地方感等问题的讨论。本研究从社区旅游参与视角,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收集郎德上寨村民主诉的旅游参与实践,对民族旅游村寨居民地方感的生成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郎德上寨村民的社区旅游参与主要表现为“合作激励型”“自我激励型”“机械被动型”和“利益激励型”4种类型;在社区旅游参与过程中,村民获得了强烈的地方感,并由自然地理和人文物理环境、社会文化特性、经济制度、乡土认同、血缘认同、文化认同、房屋归属感和生活便利性等内容体现。本研究还发现,居民地方感在不同的社区旅游参与形态中表现出差异性;社区旅游参与和地方感之间是双向、交互式的影响关系,其中,旅游效益感知因素在二者的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社区归属感对居民旅游感知的影响的研究——以浙江安吉乡村旅游地为例

乡村旅游地居民是旅游感知的核心,旅游感知是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条件,当前与社区归属感对乡村旅游地居民旅游感知的影响相关的研究比较匮乏。文章依托文献调研,引进旅游获利中介效应,搭建乡村旅游地居民的“社区归属感—旅游感知”结构方程,以浙江安吉为例,根据现场调查问卷数据,探析社区归属感对旅游感知的影响机理及方式。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对旅游获利和旅游感知都有明显正面影响,旅游获利是社区归属感影响旅游感知的中介效应;社区归属感对旅游感知不仅有直接效应还有间接效应,其直接效应(0.48)远远超过根据中介效应旅游获利对旅游感知的间接效应(0.55×0.27)。     

农户乡村旅游从业角色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的意愿及从业角色选择是农户基于利益最大化做出的理性经济决策行为,了解脱贫地区农户的乡村旅游从业角色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是新时期巩固旅游扶贫成果,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精准助力乡村振兴分类推进的重要议题。以贵州省茶园村为例,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农户微观视角进行实证分析,发现：（1）81.98%的农户希望参与乡村旅游经营活动,村域旅游资源禀赋、旅游能人带动和家庭经济实力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2）农户从业角色选择意愿强烈程度依次为农家乐经营者（41.75%）>被雇佣者（35.71%）>其他配套产业生产者（20.88%）>经营投资者（4.95%）;（3）各从业角色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差异显著,其中,资源禀赋是农家乐经营和其他配套产业从业角色选择的先决条件;家庭经济实力是农家乐经营和景区投资等经营角色选择的重要驱动力;乡村旅游服务岗位从业选择存在明显的就业路径依赖特性;而能人带动的作用出现分化,一方面对带动农户选择旅游服务就业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因竞争关系,对农户开展农家乐经营意愿具有一定抑制作用。     

民族贫困地区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和参与行为研究——以青海省三江源地区为例

近年来,旅游扶贫效应研究呈现出从区域经济效应为主向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效应并重发展的态势,研究视角也开始从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转换。本文在分析以藏族为主体的典型民族贫困地区——青海省三江源地区贫困与旅游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运用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方法,探析了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效应的感知和参与行为。研究表明,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的正面效应感知明显而负面效应不敏感,对发展旅游总体上持支持态度,具有较高参与热情;不同人口特征的居民参与机会和能力在旅游扶贫效应感知、态度和参与意向上有显著差异;当地居民对旅游扶贫正效应的感知对其态度和参与意向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社区居民对九寨沟民族歌舞表演的真实性认知

旅游真实性的研究一直是文化旅游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但旅游地居民本身对文化旅游项目真实性认知的研究却基本上是空白.本文以九寨沟为例,探讨了社区居民对民族歌舞表演的真实性认知.研究认为,社区居民对文化旅游项目真实性的认知反映了旅游对地方传统变迁的影响.在九寨沟,经济因素和文化认同是影响居民对歌舞表演真实性认知的关键因素,而他们表现出显著的年龄差异.中青年居民受旅游经济的影响,将经济因素作为真实性评判的首要依据,而文化认同居于次要地位;而老年居民则超越了利益关系,将他们对九寨沟传统文化的认同作为了判定表演真实性的标准.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利益保障机制

民族村寨作为一类特殊社区,是我国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区域.社区参与是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而社区旅游利益的保障是社区有效参与的决定性因素.本文从旅游利益分配现状及其原因出发,基于开发的基本理念和目标提出了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的利益保障机制.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立法探讨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指社区作为旅游发展的主体进入旅游开发、规划、管理、决策、监督等涉及旅游发展重大事宜的活动中,以便在保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全面发展。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提出的根据主要是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社区的消极影响,如资源过度使用、环境破坏、文化变迁,旅游飞地现象、旅游孤岛现象。     

南岭国家森林公园旅游企业主导的社区参与模式研究

社区是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关键角色之一.本文在有关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理论研究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生态旅游社区参与的实残,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南岭国家森林公园为案例,通过对当地社区、旅游企业及政府等相关利益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旅游企业主导的社区参与模式",并探讨了该模式可持续运作的关键环节和优化模式.因子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表明,社区主人翁意识、公共福利、教育培训机会以及经济收益等,是影响社区参与生态旅游的自主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丰富了生态旅游社区参与的理论,并对我国生态旅游的社区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