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医疗保险减轻了农村老年人口贫困吗——从新农合到城乡居民医保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3年和2015年两期面板数据,运用多维贫困指数和DID模型,评估、比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两种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农村老年人口的减贫效果。经测度多维贫困指数发现,无论贫困临界值取何值,总样本、实验组及对照组的多维贫困状况均有所改善。DID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与新农合相比,城乡居民医保能够显著减少农村老年人口多维贫困的发生率。分维度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居民医保显著降低了农村老年人口陷入收入贫困和健康贫困的概率,但在主观福利贫困方面并无显著效果。稳健性检验结果亦支持DID模型分析结论。建议通过完善财政补贴机制,推进城乡医疗保险制度的整合工作,合理配置城乡医疗资源,做好各种医疗保障制度的衔接工作,来更有效地发挥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的减贫作用。     

最低生活保障对收入贫困和消费支出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年的城镇和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城乡低保政策的瞄准效率、减贫效果及低保对家庭消费支出和福祉改善的影响。结果表明:低保的瞄准效果在农村不如城市,中部地区不如东部和西部;低保对缩小贫困差距、减轻贫困程度的影响大于对降低贫困发生率的影响,低保的减贫作用受到政策瞄准误差和保障水平的约束;整体上低保家庭并没有将收入优先用于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而是用于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相比非低保家庭,东部和中部的城市低保家庭倾向于将收入用于教育的投资,农村低保和中西部城市低保家庭的医疗保健支出费用更高。因此,应提高低保政策的瞄准有效性和保障水平,加强低保政策与医疗、教育等专项救助政策的衔接,逐步实现城乡统筹,确保社会救助的公平性和长效性,充分发挥低保政策的兜底保障功能。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非农就业与农机服务的中介作用

运用2018年CFPS数据,基于多维贫困理论及A-F方法,构建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指标体系,采用有序Probit和T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果及其在转出、转入上的主要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地转出和农地转入都具有显著的多维减贫效果,其在中度贫困家庭中最为明显;农地转出主要通过提高家庭非农就业率实现减贫,而农地转入则可通过更多地使用农业机械提高生产效率,继而缓解多维相对贫困。     

社会保险与农村老年健康:参保会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吗?——基于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调研数据,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本文系统探讨了社会保险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参加社会保险能够显著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分别在1%和5%的水平上显著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和生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通过考察异质性,发现社会保险对农村不同性别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通过考察社会保险对农村老年人身心健康的调节效应,发现社会保险调节了7.8%的生理健康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效应,调节了10.7%的心理健康对生理健康的影响效应。基于此,本文建议,应该建立基础养老金与居民消费指数的联动增长机制,加快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的整合步伐,倡导精准扶贫政策向农村老年群体倾斜,并通过宣传和教育形成关爱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氛围以提高其幸福感和安全感。     

多维脆弱与综合保护:困难家庭老年人群体比较与反贫困政策迭代

基于贫困人口脆弱分析框架,本文探索设计老年人多维脆弱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中国城乡困难家庭老年人数据,系统评估、对比困难家庭老年人的多维脆弱状况。研究发现:我国困难家庭老年人有显著、系统的多维脆弱性,且低保家庭和低保边缘家庭老年人之间的脆弱性存在结构性差异;困难家庭老年人的多维脆弱呈现显著的城乡二元化特点,一方面,相对城市,农村困难家庭老年人更具有系统脆弱性,另一方面,城市内部困难家庭和普通家庭老年人的差异,以及城市内部低保家庭和边缘家庭老年人的差异,显著大于农村内部对应的两类差异;经济贫困仍具有基础性,与多维脆弱性高度相关。应关注我国困难家庭老年人脆弱的多维性、系统性、结构性、二元化特征,同时,应高度重视城乡差异化的反贫困策略,促进我国困难家庭老年人综合保护体系建设和反贫困政策迭代发展。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减贫效果分析

利用福利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农村劳动力供给和贫困的影响,并运用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协整分析农村低保制度对劳动力供给和减贫的效果。研究结果显示:农村低保制度会减少劳动供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迁移式扶贫政策和农民市民化政策的引导下,农村低保制度会促进劳动供给;农村低保支出对农村的减贫效果较差,产生"负向激励效应",虽然能够缩小农村贫困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此外,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农村低保制度并不是减贫的主要原因,经济增长才是减贫的主要动因。农村低保制度要充分发挥收入再分配功能,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提高农村低保制度的减贫效率。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测算与结构分解 ——基于CFPS 2018的实证研究

采用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多维贫困标准进行贫困识别对我国相对贫困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运用A-F双临界值法,对我国农户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算及结构分解。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地区将近10.9%的农户有三个以上的指标被剥夺,多维贫困发生率较高;家庭劳动力水平和灾难性医疗支出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度最高,是影响农户贫困的两个重要的因素。基于此,本文提出科学制定相对贫困的多维识别标准、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结合、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建议。     

高龄化、健康不平等与社会养老保障绩效研究——基于长期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度量与分解

快速高龄化是新时代中国老龄工作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本文利用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2005—2014年的数据,通过长期多维健康贫困指数的度量与分解,考察了高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病残趋势、健康不平等以及社会养老保障与服务在改善老龄健康上的政策效果。结果发现:高龄老人长期"带残生存"的问题不容忽视,自理能力与认知功能受损对总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突出;女性、农村及低收入等弱势群体更容易陷入长期多维健康贫困;医疗服务可及性与社区养老服务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长期多维健康贫困的发生风险。鉴于此,政府应在提升医疗及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和均等化水平的基础上,重点推进社区长期照料服务和老年认知功能的早期筛查与干预。     

社会保障对城乡老年人的贫困削减效应

本文利用FGT指数测算了城乡老年人的贫困状况,探讨了社会保障对城乡老年人贫困削减的影响。研究表明:被养老保障覆盖的城乡老年人贫困状况均有明显改善,贫困发生率下降,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降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贫困削减效应要弱于城镇医疗保障制度;得到社会救助的城乡老年人的贫困发生率反而更高,但是,农村社会救助明显降低了农村老年人的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计量模型分析表明: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均对城镇老年人贫困削减有显著影响,享受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的城镇老年人陷入贫困的概率更小,而享受社会救助的城镇老年人反而更易于陷入贫困;养老保障对农村老年人的贫困削减同样有显著作用,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的影响并不显著。     

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研究

随着我国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绝对贫困已全部消除,但相对贫困问题日渐突出,已成为后扶贫时代乡村振兴和农村可持续减贫的主要目标。金融素养是影响行为主体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基于农户居民的金融素养与多维贫困测度,根据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金融素养对农村贫困治理的影响与作用路径具有现实意义。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较低,金融素养对农村贫困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通过推动农户创业、提高农户风险认知、降低农业信贷约束、提升商业保险参与度能有效治理农村相对贫困,提升金融素养是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有效途径之一。     

南疆地区农村老年人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5个地州市的调查数据

农村老年人贫困发生率主要受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三者的影响。本文将农村老年人贫困分解为收入贫困和主观贫困两个维度,采用新疆南疆地区5个地州市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个体特征因素制度、家庭特征因素以及社区特征因素对南疆地区农村老年人贫困发生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年龄、性别、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因素及家庭规模、子女数量、医疗支出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等家庭特征因素对收入贫困发生率具有显著影响;另外,所在村的经济情况较好、交通较便利的农村老年人收入贫困发生率较低。本文认为,以提高老年人的福利水平为出发点,通过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改善农村地区教育状况可以有效降低农村老年的贫困发生率。     

警示台

严惩低保“乱象” “死人保、富人保、关系保、福利保”，各色人等显神通，农村低保金成了“唐僧肉”，而真正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却领不到低保金。湖南耒阳一村支书为本村12人违规办理低保，其中8个是其亲属，还包括已经去世的父亲，而村里要养活智障儿子的贫困老人却常年无法得到低保救助。最近，湖南省耒阳市发现并清退了402名不符合政策的低保对象，部分涉事官员受到纪律处分。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瞄准效率与减贫效果分析——基于北京、河南、山西三地的调查

本文基于在北京、河南、山西三地所做的实地调查,分析我国当前低保制度的瞄准效率、减贫效果以及影响贫困户获得低保的因素,重点考察低保附加值对减贫效果的影响。我们发现低保制度存在较大的瞄准偏差,并且保障水平没有严格按照补差标准实施,降低了低保制度的减贫效果。在考虑低保附加值后,低保制度的减贫效果略有上升,其中北京地区提高幅度最大。此外,深入访谈结果表明制约低保制度瞄准效率的主要原因是很难核实家庭收入,特别是务农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建议推广代理家计调查的瞄准方法、提高低保标准和保障水平、完善监管机制以及加强基层队伍建设。     

我国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2020年后,破解相对贫困依然离不开金融支持,正确评价金融扶贫效应有助于我国常规性贫困治理和包容性经济发展的实现.本文基于2010-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贫困发生率呈倒"U"型的关系,这意味着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实现需要条件,只有金融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后,才能跨越门槛,实现...     

“三大亮点”打造河北养老服务体系

河北是老年人口大省,贫困老年人多,需要政府保障的老年人多。全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近千万,约占总人口的15%;近300万城乡低保对象中,老年人占到125万;农村共有需要政府财政供养的孤老优抚对象、五保供养对象和其     

财政教育支出对中国家庭多维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研究

如何有效阻断多维贫困的代际传递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的重要议题.经典的代际传递理论认为,教育可以通过促进贫困家庭子代的人力资本积累,从而提高代际流动性以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本文利用1991-2015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微观数据,构建多层模型考察了财政教育支出对我国家庭多维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教育支出可以弱化家庭多维贫困代际传递的相关性,其中义务教育阶段财政教育支出的减贫效果显著;财政教育支出对低学历家庭子代的减贫效应比高学历家庭更为显著,对农村家庭子代的减贫效应比城镇家庭更为显著.因此,当前通过教育扶贫缓解我国家庭的多维贫困仍有一定的政策空间,政策的重点是完善财政教育发展策略,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形成脱贫致富的可行性能力,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     

金融发展、结构偏差与农村贫困减缓的非线性关系研究

农村贫困减缓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基于2007—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SCC-FE模型和门槛变量二元虚拟变量法,对经济发展和政府干预背景下,金融发展、结构偏差和农村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和结构偏差对农村贫困减缓存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的单一门槛效应。金融发展规模在不同的门槛变量下均表现为减贫效应减弱,金融效率和结构偏差对农村贫困减缓转变为明显的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越过门槛值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减贫效应逐渐消失,较高政府干预下的产业结构高级化阻碍了农村贫困减缓。结合研究结论,发展普惠金融、培育农村人力资本和扶持乡村产业发展是农村贫困减缓的有效路径。     

农村低保政策与贫困对象需求的契合度研究

目前脱贫攻坚已进入关键阶段,如何准确把握扶贫力度来开展政策引导至关重要。本文引用契合度概念,从一致性和互补性两个维度论述农村低保政策与贫困对象需求之间的契合关系,通过建立数理模型,计算二者之间的契合度。并以江西省为例,分析现行农村低保标准与贫困对象需求的契合程度,结果显示:农村低保政策基本满足了贫困对象的最低生活需求,但还不能完全满足其基本生存需求,且其内在效应发挥不明显。对此,应努力提高低保政策的精准性和保障的针对性,推进农村低保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加强贫困对象的自我救助与诚信低保意识,发展农村贫困对象综合性救助体系。     

包容性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贫困减缓 ——基于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9—2018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测算我国各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并在纳入产业结构升级这一传导机制的基础上,采用空间面板及门槛面板模型分析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包容性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减缓贫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包容性金融发展、产业结构高度化在促进本地区贫困减缓的基础上,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促进邻近地区减贫;进一步研究发现,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包容性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存在着双重门槛的非线性影响,一味追求包容性金融规模扩张反而会削弱对贫困减缓的促进效用.     

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来自CHARLS的经验证据

破解农村老年贫困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性难题之一。本文使用2011—2015年的CHARLS数据分析了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农村老年群体的多维贫困指数远远高于全人口,但是贫困指数和比例已发生了显著下降,并且严重贫困人口已基本消失;养老保险的贡献下降最为显著,但身体功能、抑郁情况和教育维度的贡献率显著上升;中西部仍是农村老年贫困最为严重的地区; 70岁及以上、女性、文盲与半文盲是贫困高发群体。据此,未来应着力促进农村居民塑造自主自律健康行为、关怀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需求、扶持农村基础教育、完善高龄津贴补贴制度等方面,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确保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