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市物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宁波市2004、2009、2014年物流企业数据,以街道为研究的空间单元,探讨了宁波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及其演化特征。研究进一步应用负二项回归模型,验证宁波物流企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比较了其对物流企业、运输型物流企业、非运输型物流企业影响差异。结果表明:宁波市物流企业主要集中在距离市中心30km的范围内;集聚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北仑区的戚家山街道、新碶街道、霞浦街道、大碶街道、小港街道;非运输型物流企业已经形成以北仑区为集聚中心的空间发展格局,运输型物流企业的集聚中心正逐渐显现。负二项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区位通达度、集聚要素、政府政策是宁波市物流企业空间格局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区位通达度对非运输型物流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作用要高于运输型物流企业,而政府政策对运输型物流企业的影响更强。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变与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转型期策动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和体现城市经济职能的主要方面,其企业区位选择已成为从微观视角解析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重要途径。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将生产性服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方法分析了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变过程与集聚特征,并通过条件Logit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空间分布经历了"集中—分散—分散式集中"的过程,逐渐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域为主体,外围地区为补充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格局;②从行业集聚的变化特征来看,集聚峰值处的距离和强度分别呈现先增后减和先减后增的变化趋势,集聚范围不断增大,出现多个核心集聚区域。③集聚效益、基础设施、空间距离、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环境对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正向吸引作用,其中以集聚效益、政策规划以及技术创新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成为生产性服务企业进行区位选择时考虑的首要因素。④从不同行业类型来看,以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服务业为代表的传统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主要受到土地价格和基础设施因素的影响,而以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则更加关注备选区位的企业集聚效益和技术创新因素,同时政策规划因素也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广州市连锁超市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以广州市华润万家超市与好又多超市为例,结合不同品牌、不同业态分析连锁超市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发现:1连锁超市总体上呈现向心圈层分布,并表现沿城市主干道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延伸的态势;2不同品牌连锁超市的空间集聚现象都很明显,呈现从中心城区到外围递减的集聚特征,但不同品牌、不同业态连锁超市的空间集聚程度不一;3人口规模、消费能力、城乡差异、交通通达性及附近有无商圈均对超市区位选择影响呈现正相关,但不同品牌、不同业态类型超市之间区位选择侧重因素不同。     

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以南京市中心城区为例

利用天眼查企业数据,以南京市中心城区1 km×1 km格网为基本研究单元,分析2010、2015、2019年南京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变化特征,并采用MGWR模型探讨企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近十年,南京市中心城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企业集聚与扩散作用并存,空间分布特征变化明显,由中心城区向外围转移;(2)用地成本、产业基础、劳动力资源、生产服务、公共服务、生活服务因素对企业空间区位选择影响显著且对企业空间区位选择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研究旨在通过实证分析为南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空间的布局优化提供支撑,以期为南京未来的产业规划及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秦巴山区贫困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秦巴山区11县为研究区域,运用GIS技术探讨贫困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特征,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秦巴山区贫困村的空间集聚特征较为明显,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与2004年相比,2014年贫困村的空间集聚规模较小,集聚中心数量较多;库区是贫困村的主要集聚地,随着时间推移贫困村的分布呈现远离库区和向乡镇中心附近集聚的趋势。在影响因素分析上,泊松回归的结果表明,自然地理特征、地理区位特征、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和政策因素均对贫困村区位具有显著影响。但随时间推移,贫困村分布的具体影响因素呈现一些新的变化,同一因素的影响大小和影响方向也存在着显著差异。     

国际陆港物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以义乌市为例

利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样方分析、核密度和Ripley’s K函数,分别对2002、2008、2015年义乌市物流企业空间集聚水平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2002—2015年期间,义乌市物流企业分布从东北—西南方向逐渐向正东—正西偏转极化,团状集聚现象明显;物流企业随市分布,毗邻专业市场布局的格局基本成型;企业空间分布差异扩大,整体处于集聚状态下的极化分布;各镇、街道之间集聚规模和强度存在差异,江东街道集聚规模最大,稠江街道集聚强度最高。最后,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了区位、市场、政府等因素对物流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发现市场临近、政府决策等对物流企业区位决策影响较大。     

郑州主城区银行网点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区位选择

城市快速扩张、消费需求变化及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银行网点的空间重组是城市空间优化的重要内容。郑州作为中国快速扩张城市的典型代表,文章将电子地图数据和调研数据相结合,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和Stata软件对其银行网点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银行网点空间集聚特征明显,ATM网点的集聚程度明显高于人工银行网点,且集聚速度更快;②银行网点主要分布于距市中心一定半径(9 km)范围内,并从市中心往外呈圈层式向外扩散;③商圈成为银行网点集聚的重要载体,集聚结构由经三路和中原路两个集聚中心演变为多个不同等级的集聚中心,集聚中心平均规模有所减小;④负二项回归结果表明,交通通达性、需求因素对两个阶段银行网点的区位选择有正向影响,地租成本和集聚因素对不同阶段的影响有所不同,制度因素则没有任何显著影响。同时,银行网点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在不同类型网点和不同区域也有所差异。文章得出的结论可结合区位理论进行分析,为城市快速扩张背景下郑州或其他同等级城市银行网点的选址布局及城市空间优化提供参考。     

中国出口产业的空间格局演变

利用2000—2011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两位数出口数据研究了我国出口企业地理格局的演变。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出口企业空间集聚程度较高,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但2000—2006年多类出口产业的空间基尼系数有所降低,其中原材料类产业的空间基尼系数下降较大,劳动密集型次之,技术密集型产业下降较小甚至稍有增加。从城市尺度看,这一阶段出口产业的空间扩散效应明显,2000—2006年原材料类产业从中西部城市转移到东部沿海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沿海城市群核心城市向城市群外围城市扩散。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集聚于沿海城市群核心城市,空间扩散表现为由珠三角核心城市向长三角核心城市转移。2007—2011年技术密集型产业由沿海城市群核心城市向外围城市扩散,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在出口中的比重明显提升,最终我国出口产品的生产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主要城市群及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通过计量模型初步发现,新贸易理论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区位选择及空间分布有较强的解释力,本地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企业获得出口优势。中西部地区的出口除了受到本地市场规模的影响外,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增长还受到了劳动力要素禀赋的影响。人力资本较高的地区往往具有较高的工资水平,这会挤出出口企业。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开发区政策等促进了出口的增长,尤其是技术密集型出口产业的增长。但地方政府税收力度过大会降低出口企业选择该地的可能性,并阻碍出口企业的发展。     

产业集聚与对外贸易——基于宁波服装产业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是指生产同类产品的若干企业以及为这些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和相关服务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的现象.产业集聚现象是新空间经济学区位理论所研究的重点,在其中作为促进国际贸易的两个动力之一的规模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故产业集聚现象将对对外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当今世界经济是一个日益开放的经济,研究地区产业集聚不可忽视对外贸易的影响.本文以颇具代表性的宁波服装产业为例,对宁波服装产业集聚和对外贸易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宁波市服装产业集聚和对外贸易的关系.     

都市空间维度下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大量的企业决策中心集聚于城市中心地区是城市空间结构和产业空间分布的主要特征,揭示其管理活动和生产性服务之间的关系是产业经济学和现代城市空间组织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这一交叉研究领域的空白。文章以杭州市生产型服务业的7个细分行业的企业区位选择为例,通过计算和比较各个细分行业集中指标和基于距离的集聚指标,应用负二项式回归模型分析确证了规模经济、外部性及劳动力分化对企业分布的影响,并得出三点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业各个细分行业的集聚特征存在差异,服务半径较长或高度依赖外部性的生产性服务业,会更多地集聚于城市中心地区;第二,企业规模影响生产型服务业集聚程度的高低,与制造业企业不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规模越大,其集聚偏好也越大;第三,企业规模与区位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受该行业产业集中程度和集聚程度的影响。     

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

以浙江省1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选取省内62家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不平衡指数和负二项回归模型的方法,研究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集聚特征及其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以地级市为测量尺度,发现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分布呈现明显的空间不均衡和明显的集聚趋势,以浙东北的杭州、嘉兴、宁波和绍兴四个城市为主的集聚中心正在逐步形成;(2)地级市内是否有港口、国民生产总值、物流业产值、进出口贸易总额、地方政府支持力度和大宗商品计划仓储用地是影响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区位选择的主要驱动因素。     

杭州主城区直播电商企业区位特征及影响机制

直播电商消费业态引领的数字新经济正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研究直播电商企业在城市尺度下的空间区位特征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以直播电商的重要发源地——杭州为例,利用天眼查企业数据,在分析2016、2019、2021年杭州主城区直播电商企业区位特征的基础上,从“人—货—场”产业生态视角,构建“主体—市场—空间”分析框架,并采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揭示杭州主城区直播电商企业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1)直播电商产业正快速重塑杭州主城区的数字产业空间格局,自2016年以来加速向外扩延,形成了余杭、滨江—萧山、临平—钱塘三大新城直播经济板块,呈现出“中心低—外围高”的空间演变趋势,具有特殊性。(2)直播电商产业生态下专业化分工格局明显：余杭板块的核心竞争力在于高品质的生活服务设施与良好的企业创新环境;临平—钱塘板块发达的专业市场与多样化的人才供给,辅之相对低廉的房价,集聚了大量小型直播电商企业;滨江—萧山板块兼具多方优势,综合实力最强。(3)对比经典区位论,产业基础、用人成本、交通可达性仍是影响直播电商区位选择的关键要素,但人本需求、企业孵化、人才供给等新区位...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手机制造产业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揭示了手机产业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并分析影响手机产业空间格局形成和演变的因素。在手机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北京、天津和深圳三个全国最大的手机产业集聚区。外商直接投资、国家的产业政策以及产业网络的形成是影响中国手机产业空间格局的关键因素。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入中国的区位选择奠定了中国手机产业空间格局的基础,而国家的手机产业政策也影响了手机产业的分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过去的产业空间格局。随着产业管制的解除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产业集聚区进一步壮大,而本地生产网络成为其发展的关键力量。     

中国汽车总部与零部件企业供应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

供应网络是产业要素空间流动的重要载体，其空间组织与演化反映相关产业的空间集群特征，文章对2009、2014和2019年中国汽车总部与零部件企业供应网络结构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汽车零部件企业集中分布在中国东部地区，基于汽车零部件供应关系的城市网络密度逐年增大，关联强度逐渐增强；网络节点度平均值变大，且节点度拟合曲线斜率增大，网络等级显著性随之增强；网络平均最短路径持续变小，通达性不断提高；网络集聚性在2009—2014年显著提高，2014—2019年部分地区略有下降。(2)汽车零部件供应网络中上海市网络权力最为突出，其他城市的网络权力呈上升趋势，高权力和中权力等级城市增加，低权力等级城市减少，华中和珠三角地区的网络权力相对薄弱。供应网络呈现出高中心性—高权力、低中心性—低权力的一维现象特征，且网络地位明显升级，其中领导核心城市和中心集约城市数量明显增多。(3)汽车零部件供应网络空间结构的演化同时受到5类因素的影响，其中空间因素塑造网络关系的演化格局、市场因素影响关联格局的产生和发育、集聚经济促进网络集聚性和权力地位的升级、制度因素引导网络关系的集聚与分散、历史因素构成...     

上海苏州河沿岸创意活动的地理空间及其集聚研究

苏州河沿岸创意产业集聚带是上海创意产业分布最为显著的地带之一。通过分析苏州河沿岸创意活动的空间分布、集聚驱动机理,探讨作为老工业区的苏州河沿岸创意活动集聚的规律。研究表明,苏州河沿岸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为创意活动提供了地理空间。创意人员对创意活动区位选择是创意产业园区的主体行为。创意活动集聚从形态模仿、业态选择到生态转型的过程,得益于政策的转向,伴随了创意人员的创造、创意活动之间的联系、企业组织的互动等活动。     

基于解释结构模型的时尚产业区位选择决定因素

运用理论研究与问卷调查等方法,结合区位理论的内涵与时尚产业发展的特点,在系统总结现有理论界关于时尚产业区位选择各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确定时尚产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基于灰色关联度理论,对影响时尚产业区位选择因素的重要性进行分析;通过构建解释结构模型,对时尚产业区位选择决定因素进行分层处理,用以解释说明时尚产业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空间中各类要素的相互关系。最后,从理论上对时尚产业区位选择决定因素进行解析,探讨了时尚产业区位选择决定因素在空间分布上的一般法则。文章认为,时尚产业有着特殊的区位偏好,在促进时尚产业发展和布局时必须着重考虑区位因素及要素集聚程度。     

浙江省港口后勤企业空间演变过程与格局特征

以浙江省主要海港城市2001、2008和2016年的港口后勤企业点位数据为基础,运用GIS技术对港口后勤企业空间演变过程进行空间点格局分析、圈层分析和热点分析,以揭示港口后勤企业空间演变规律与格局特征。研究结果显示:(1)浙江省港口后勤企业空间分布总体呈"大集聚、小分散"格局;(2)港口后勤企业空间区位选择存在显著的海向集聚性和交通依赖性;(3)不同城市由于各自发展的差异性,其港口后勤企业的空间演变趋势也有所不同。     

资源型城市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研究——基于吉林通化医药制造业企业的分析

基于地理学和城市规划理论,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资源型城市产业研究的现状,在国内外关于企业空间分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主要采用核密度分析(KDE)及相关方法,以吉林通化市专业化程度、带动能力较强的医药制造业为例,选取该市1993、2003和2013年三个时段的医药制造业企业数据,通过可视化刻画了医药制造业企业和就业的空间演变。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政府支持、经济集聚、人才集中、民营经济发展和空间成本是影响到通化市医药制造业企业分布的主要因素;通化市医药制造业企业和就业的空间分布经历了从点、面、轴线、网络的分布,当前呈现以市辖区和通化县为"单核",其他县(市、区)为中心的"单核多中心"格局,形成"强核"推动型产业分布,分布逐渐趋于合理,为城市绿色转型奠定良好的产业基础。     

会展企业微观集聚研究——以广州市流花地区为例

以广州市会展企业名录为数据基础,运用缓冲区分析和Ripley K函数分析方法,探讨广交会的举办地流花地区会展企业时空分布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1957-2011年,流花地区会展企业的空间分布密度在逐渐加强,主要沿城市交通干道分布;企业空间分布的范围在逐步扩大,主要向东部天河一带扩散;②流花地区会展企业的空间分布呈明显的集聚状态,考察1991、2002和201 1年3个时间节点,显示会展企业分别在0.5km、0.66km和0.87km的尺度空间呈显著集聚.同时,空间集聚的范围逐渐扩大,集聚的强度在1991年后明显降低;③影响会展企业空间集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大型展馆、交通和商务环境,城市规划及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也影响企业集聚,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会展企业在特定地段呈显著的集聚状态.     

交通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区位选择的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

本文将交通基础设施存量引入到制造业的区位选择模型中,对2006年制造业在中国大陆31个省域的投资强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与交通基础设施存量都存在局部集聚,且二者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交通基础设施是影响我国制造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