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逆全球化思潮下吸引外商投资政策再思考

逆全球化思潮下完善吸引外商投资政策,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基于1995—2017年中国发布的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研究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并揭示其引致的外商投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具有显著的吸引外商投资作用,且这一作用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受政策影响更为显著的是低技术行业,行业集中度对政策发挥吸引外商投资作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整体来看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企业TFP产生显著负向溢出效应,对东部地区企业TFP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高市场集中度、 中低技术行业企业TFP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在位企业TFP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但对退出企业和进入企业TFP未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对制造业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颁布引发的外资管制放松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评估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对制造业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并未改善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识别假设条件和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依然可靠。其次,从企业微观角度对其内在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外资进入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率和生存能力影响不同,外资管制放松政策加剧了行业内企业生产率的离散程度和影响不同效率企业的进入退出,从而加剧行业内企业间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最后从企业异质性视角出发提出政府在发挥外商投资的有益效应时,关键在于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的政策建议。     

外资准入政策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一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颁行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度量中国外资准入政策变化,以探究政府外资准入政策变化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利用2002年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结合1998—2006年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估计了政府外资准入政策的变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我们发现,在2002年之后外资进入受到鼓励的行业外商投资企业数目年均增长率比2002年之前高出25.29%,其中约10.42—16.45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来源于政府的外商投资准入政策变化的作用。这一结果表明,我国政府对外资采取的开放政策有效地推动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     

外资管制放松是否有利于缓解资源错配——基于所有制视角的准自然实验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2002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修订为政策冲击设计“准自然实验”,探究外资管制放松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外资管制放松明显加剧资源错配。具体来看,一方面,外资管制放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了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生产率离差,从而加剧不同性质企业间的资源错配;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之间存在非对称竞争,外资更多地流入生产率更高、垄断地位更强的民营企业,使得民营企业间生产率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剧民营企业内部的资源错配。因此,应合理利用外资,发挥其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破解经济增长瓶颈。     

创新抑或资源再配置：环境规制如何影响总生产率增长?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以酸雨和二氧化硫控制区政策(两控区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三重差分法从企业间和企业内两个层面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加总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两控区政策提高了控制区内重点治理行业的总生产率水平,但是并非通过创新补偿发生,而是通过优化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发挥作用,这种作用机制在中西部地区表现更为显著,并且加强环境监管力度能使政策更大程度地发挥资源再配置的作用。微观机制分析发现,一方面,两控区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滞后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两控区政策提高了低生产率企业的市场退出概率,促进劳动力、资本和补贴收入向高生产率企业再配置,扩大了高生产率企业的市场份额,从而提高了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研究还发现,两控区政策提高了非控制区重点治理行业的市场进入率。     

外资进入与资本错配——来自外资准入政策放松的证据

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利用外资准入政策放松的准自然实验构建DID模型,探讨了外资进入对资本错配的影响,并重点讨论了潜在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显著加剧了资本错配程度,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影响机制的结果表明:外资进入的加剧资本错配效应主要来源于优惠政策引导,没有实施优惠政策的外资进入反而能够改善资本错配;外资进入在不同效率企业之间存在着非对称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导致在位企业生产率分布的扩散,从而加剧了资本错配;外资进入会增强不同效率企业的生存能力,低效率企业并不会受到竞争效应而退出市场,进而导致企业生产率的分布不会趋于收敛,不利于改善资本错配。结论表明,政府在促进外资准入方面应该有所限制,应该以不造成资本错配为重要原则,即外资准入配套的优惠政策应该更加精准定位。     

外资准入政策与本国企业技术创新

外资准入政策的制定关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创新。本文根据中国外资准入政策的调整，区分了鼓励和取消限制这两类典型的外资准入政策，并分析了它们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鼓励类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在发明专利方面的创新，而取消限制类政策对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机制分析发现，不同外资准入政策的影响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吸引高质量外资的效果不同。本文也提供了支持鼓励类外资准入政策产生较多知识溢出效应的证据，并从企业所有制和取消鼓励类政策这两个方面对外资准入政策的影响做了进一步讨论。本文的分析表明，由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发展中国家通过制定选择性产业政策吸引高质量外资是其促进本国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选择。     

服务业外资开放与制造业企业创新

本文利用历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我国上游服务业外资开放对下游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外资开放显著促进了下游制造业企业创新水平提升,并且在考虑内生性及使用替换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基于企业、行业和地区层面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新生企业、接近国际技术前沿行业和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企业中;从影响机制来看,服务业外资开放有效降低了下游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从而促使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同时也会吸引更多下游企业进入市场,通过竞争效应引致企业创新。     

中国外资准入壁垒的政策效应研究——兼议上海自由贸易区改革的政策红利

中国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行政审批制度对外资企业的FDI作出了严格规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上述外资准入壁垒制度,并且随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诞生,相关的体制改革已然开始。那么,具有国情特色的外资准入壁垒政策的主要效应是什么,而新一轮体制改革又可能获得什么成效?本文基于新贸易理论构建了一个动态博弈模型进行理论研究。结果表明:(1)设置一定程度的外资准入壁垒,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理性选择。(2)放松外资准入壁垒,建立并推广自由贸易区,可能会带来"(企业向消费者的)转移支付"、"扩大内需"、"价格平抑"以及"国产化"等积极的政策效应。(3)上海自由贸易区以"负面清单"模式保留少部分产业的准入规制措施,这种渐进改革具有较强的合理性。改革外资准入壁垒制度,应该可以带来积极的政策红利。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工业行业生产率演进——基于动态OP方法的分析

本文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行业总量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中国工业行业存活企业平均生产率高于进入企业平均生产率,退出企业平均生产率最低;第二,使用动态OP方法对中国工业行业总量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发现存活企业生产率增长对总量生产率增幅贡献最大,低效率企业退出同样促进总量生产率增长;第三,总进口增加、中间品进口增加和最终品进口增加会促进中国工业行业总量生产率增长及各个分解部分增长;第四,国内企业竞争主要通过影响存活企业间资源再配置促进总量生产率增长,而贸易自由化则主要通过淘汰低效率企业实现经济资源再配置,并以此推动总量生产率增长。     

产业政策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中国产业政策的执行对企业间工资差距有何影响?文章首先考虑加入了产业政策因素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从理论上将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影响分解为补贴转移效应与竞争效应两种机制,并提出如下假说:企业将部分政策补助用于生产,此时支付的更多工资等同于财政的直接补贴;同时,企业工资水平也取决于企业的生产效率,产业政策通过促进或抑制行业竞争改变企业效率,从而对企业的工资水平产生一种间接影响,即竞争效应.使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可以发现:"中国式"产业政策抑制企业效率带来的负向竞争效应超过了正向的补贴转移效应,最终造成了企业工资水平下降;然而,一旦产业政策的施行促进了行业竞争,竞争效应则为正,那么企业的工资水平也会随之提高.文章研究的结论有助于理解经济改革过程中产业政策对企业工资的影响,对推进企业工资体制改革也具有启示意义.     

土地购置行为影响企业创新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近来年,中国工业企业呈现出购置土地和金融资产的“脱实向虚”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本文利用2006—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创新专利研究数据及土地出让交易数据,利用PSM-DID模型,从土地购置行为和购置额度两方面探究工业企业土地购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企业土地购置行为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且这一促进作用呈倒“U”型趋势;工业企业购置工业用地行为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购置商住用地行为则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本文研究还发现,工业企业适度的土地购置会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财务风险,扩大企业研发投入而促进企业创新,高额的土地购置则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和财务风险,从而挤占企业创新资金而抑制企业创新。本研究为政府合理监管工业企业购置土地行为提供依据,有助于引导工业企业合理协调“土地购置”和“研发创新”的关系。     

资本深化、资源配置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小企业的发现*

关于资本深化促进生产率提升、资源错配导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问题，学术界基于大中型企业的研究已基本达成共识，而针对小企业研究较少。本文构建三者之间的理论模型，并基于江苏省小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资本深化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而与生产率为U型关系。资本深化程度较低或较高的企业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可以促进生产率提升，而中等水平的企业呈现抑制效应。这在小规模企业、低技术行业中更加明显。小企业面对劳动工资、利率水平上涨，其资源配置效率被抑制，但是能够提升企业生产率。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政府在支持中小企业投融资的同时，对中小企业人才和用工政策应予以更多支持。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in Central Europ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 at the forefront of economic policy decisions in Central Europe, as it is expected to accelerate enterprise restructuring and aid in the successful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This paper contains a panel data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FDI in 11 different manufacturing sectors within three Central European economies: Hungary, Poland and the Czech Republic. We find evidence that FDI has increased labour productivity levels in most manufacturing sectors. We are able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sectors with a high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between labour and capital and those that are inelastic. We have also presented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theory that the impact on labour productivity is predominantly due to the intangible assets introduced by foreign firms, rather than simply the fixed capital investment associated with FDI.     

Adverse selection,asymmetric information,and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welfare consequences of foreign investment tax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based on the notion that the true productivity of imported capital may be unknown to policy-makers. It is shown that while asymmetric information between capital importers and the host government precludes the use of a productivity specific policy measure, an across-the-board policy suffers from the problem of adverse selection among capital imports of differential productivities. Conditions under which a reversal of the optimal foreign investment policy in the face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re examined.     

Does the stock market affect investment by Chinese firms? Some new evidence

During the 1990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creasingly relied on the stock market as the major tool for state‐owned enterprise (SOE) reform and for the allocation of investment resourc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stock market development in China on firm‐level capital investment by using a panel data set constructed by the author of all Chinese listed firms for the period 1992 to 1999. The results show that stock market valuation, as measured by Tobin’s q, has a highly independent,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nfluence on listed firms’ investment decisions,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stock market boom from 1996 to 1999. Given the sizable real effects of the stock market, deviations of stock prices from fundamentals can have substantially negative consequences. As a result,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sensible regulation of the Chinese stock market is needed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stock prices and facilitate an effective channeling of investment funds.     

产权性质、资本结构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08—2018年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了资本结构和产权性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和效果。研究发现，企业存在最优的非经营性杠杆率区间，且资本结构对企业创新的作用会因产权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即最优区间内，企业增加非经营性杠杆率可以在不影响创新投入和创新风险的情况下提高创新产出，而非国有企业更适合增加杠杆率，并会对创新产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据此，本文提出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国有企业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切实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等政策建议。     

人才政策可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基于地方政府人才治理视角的研究

本文使用2001—2016年我国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中针对人才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对人才政策予以定量识别,并与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实证检验了地方人才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才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体而言,人才政策出台数量平均每增加1条,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约0005。机制检验证明,人才政策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纠正人力资本在企业间的错配两条路径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此外,企业及行业异质性研究发现,人才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及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及非高技术产业。以上发现对于当前地方政府人才治理体系建设具有较大意义,对如何完善政府人才政策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具有一定启示。     

增值税减税政策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杠杆率差异的视角#br#

我国增值税改革持续深化，增值税减税的效果成为学界和政府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产品供需存在弹性，企业无法将增值税税负完全转嫁给消费者，并且不同企业面临的借贷市场环境存在差异，因此增值税减税对企业投资的影响问题显得较为复杂。本文针对企业投资决策建模，发现增值税减税会增加企业投资，但杠杆率较高企业由于借贷市场受到约束，投资水平的提高弱于杠杆率低的企业。本文基于2016Q3-2019Q1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显示，2018年增值税减税政策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水平，且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但借贷市场的传导机制减弱了增值税减税政策对杠杆率较高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     

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不同政策与作用路径是否存在影响差异?

文章将产业政策分成供给型、需求型与环境型,依托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分析了不同政策通过政策资源的直接配置以及企业间配置两种作用路径对企业(产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与供给型政策相结合的补贴行为通过以上两个路径抑制了企业绩效提升;产业政策对不同大小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供给型政策资源的配置在小企业间并未呈现显著的集中特征,但在大企业间政策资源更为集中;供给型政策主要通过政策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路径降低大企业绩效,而通过补贴直接配置路径抑制小企业绩效提升;整体看环境型政策对投资、补贴等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大企业而言,其对政策资源在企业间的分散配置具有负向作用,而这一影响在小企业中则为促进作用。研究还发现,需求型政策有利于资源再配置,供给型政策则尚未显示出积极的资源再配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