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关税法337条款分析——以对中国企业337调查应对策略为视角

当前美国337条款调查已经成为中国出口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重要障碍。我国企业在应诉时普遍表现出应诉不积极、知识产权意识淡漠、缺乏对美国法律制度与贸易政策的认识的不成熟状态。要成功应对必须制定和实施好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在调查未然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建立起知识产权的预警和应警机制。在调查已然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组织协调作用,寻求更多支持,共同御敌;同时在诉讼中重视程序和实体诉讼策略的研究、设计及运用。     

美国337调查的新趋势及我国的应对措施

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欧美经济的复苏动力有限,为了遏制中国产品在美国的出口的势头,美国对中国企业进行337调查的数量逐渐增加,因而337调查也逐渐成为美国打击中国出口企业的重要手段。337调查杀伤力在于,一旦判决侵权成立,相关产品将永久地被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因此,对于滥用337调查而产生的知识产权壁垒,中国应采取建立激励相容的自由贸易机制、实施知识产权发展战略、做好预警与应诉等相关措施来拆除贸易壁垒。     

美国对华“337调查”及其应对研究

随着中国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出口比例不断增加,中美贸易中的知识产权冲突日趋激烈。＂337调查＂已成为继反倾销调查后中国产品出口美国的主要障碍,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为337调查的调查对象,严重制约了中国优势产业产品向美国的出口,给中国出口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通过分析美国对中国＂337调查＂的案件,解读＂337条款＂,提高对＂337条款＂内容的认识和理解,积极拓展应诉渠道。     

美国337调查大举登陆中国——访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法律部刘鹏旭

美国对我337调查近年来增长的趋势给中国出口企业敲响了警钟。在积极应诉的同时,加大开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力度,在知识产权纠纷中变被动为主动,才是棋胜一筹。     

我国中小企业应对国外反倾销的对策——基于案例分析的启示

随着我国出口市场的拓展和出口产品的增加,国外对我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案也在逐渐增加。在反倾销调查中,我国中小企业多数选择不应诉。也有一部分企业,或者通过行业协会,或者企业联合,积极应诉反倾销。通过对韩国对中国一次性打火机以及美国对无锡凤凰有限公司等有代表性的反倾销案例的调查及分析,说明企业面对反倾销调查时不应逃避,要借助各种外部和自身力量积极有效地应诉。     

美国专利复审程序与337调查结果间的互动关系研究——以“大疆无人机案”为例

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对美出口企业一直遭受来自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以知识产权为由提起的"337调查"。而大疆公司在2020年8月被调查的"无人机案"中,一改此前中国企业在"337调查"中的被动状态,积极利用美国的专利复审程序以应对。通过分析大疆公司在此案中采取的策略,结合对美国专利复审程序与"337调查"结果间的互动关系研究,提出掌握专利武器,提升自主创新意识,积极理性应诉以维护自身利益,利用IPR程序对337调查进行反击的建议,为中国企业提供借鉴。     

出口企业如何应对美国“337调查”

继以往反倾销之后,美国企业开始对中国出口产品频繁提起“337条款”诉讼,该条款具有的永久排斥性使其成为影响中国企业出口的又一严重贸易壁垒。由于“337条款”调查涉及的内容在技术上比较专业,对应诉企业来讲,应对起来比反倾销更为复杂。我国应加强宣传和培训工作、事先预防、建立知识产权预警、审查机制,一旦涉案,积极应诉。     

应对欧美反倾销:企业应诉之后如何提高胜诉率

欧美对我出口产品反倾销给出口企业造成重大损失。应诉企业要认真选择替代国并向调查当局提出建议,应仔细填写调查问卷;抓好应诉组织工作并注重策略和技巧的运用,才能提高应诉之后的胜诉率,还可适时进行中止协议谈判以取得有利结果。     

从一则案例看跨境电商出口中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与防范

近年来,随着我国跨境电商迅猛发展,知识产权侵权风险日益凸显。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和品牌方起诉是目前查获侵权的两种主要途径。国内跨境电商企业知识产权意识薄弱,导致知识产权侵权事件频频发生。面对日益增多的知识产权纠纷,跨境电商企业维权意识薄弱,不积极应诉,导致法院判定损害赔偿,被冻结的账户资金作为损害赔偿金全额被划走。因此,基于一则品牌方起诉跨境电商出口商标侵权案例,详细分析我国跨境电商出口中面临的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并对如何防范知识产权侵权风险提出相关建议。     

中美贸易的知识产权壁垒——美国337条款简析

较之美国系列301条款,美国关税法337条款不为广泛熟知。但随着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逐步上升,国际市场竞争更趋激烈,中国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近年来,美国以保护本国知识产权为由,频频对中国输美产品发起337条款调查,已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在此,本文在对美国337条款进行简要介绍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近年来中国遭遇337条款调查的情况以及中国企业应诉的难点,最后在政府层面上提出了若干建议。     

我国企业应对中美“337争端”的策略研究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在知识产权领域的贸易摩擦时有发生。美国以保护本国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利益为由,屡次对我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发起“337调查”。从案件的数量、规模及持续时间来看,我国已经成为美国“337调查”的主要对象国之一。根本原因在于中羡贸易严重不平衡,美国想要利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扭转其国际贸易中的劣势。我国出口企业应该努力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涉案时要积极、及时应对,维护自身的正当利益。     

我国企业构建知识产权战略分析

本文认为,知识产权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是企业品牌的主要支撑点,我国企业应从战略层面考虑提高自身的知识产权能力,从创新与知识产权的投资中获得巨大收益。第一,制定并积极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树立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不利地位;第二,设立独立、完整的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制定完善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第三,积极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第四,结成专利联盟或通过交叉许可与其他企业达成互不起诉协议;第五,利用合作、收购、兼并等方式获得知识产权;第六,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贸易化特征凸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矛盾与冲突加剧,国际市场及利益分配格局发生改变.充分认识知识产权保护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制定相应的知识产权策略,是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课题.     

我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近年来 ,虽然我国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成果显著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通过分析我国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从华为诉摩托罗拉案看中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海外战略

自中国加入WTO将近十年时间以来,有关知识产权的案件几乎成为中国企业的"死穴",在域外知识产权案件中被起诉必输的窘境也导致了中国企业为此支付了大量的赔偿金,中国企业主动发起知识产权诉讼的案例更是凤毛麟角。而今年年初发生在美国的华为诉摩托罗拉的案例则是中国企业在国外以保护知识产权为由起诉并最终获得实质性胜诉的第一案,有学者甚至称其为中国企业真正走出去的第一步。以这个案子为出发点,可以总结出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过程中应对知识产权诉讼的策略和以知识产权为武器保护自身企业利益的经验。     

中国老年人男性单系继承偏好的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老年人专项数据,分析在儿女都尽了赡养义务时,老年人的男性单系继承偏好及其影响因素。当代老年人的财产分配意愿正在从传统的男性单系继承转向男女平等继承,但农村、汉族、低教育水平、仍从事有收入性的工作、与子女在经济和照料上交互较多、家庭孩子在4个及以上、愿意和儿子同住,并且认同"养儿防老"观念的老人,仍然在财产分配中存在男性单系继承偏好。本研究建议进一步提升和改善养老文化中的性别平等意识、规范女性的财产获得权益,并拓展"养儿防老"等养老文化观念的内涵,以便进一步扩大养老主体,以实现健康老龄化。     

国际贸易中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和侵权问题的研究——以苹果公司和唯冠公司商标诉讼案为例

苹果和唯冠之间的ipad商标诉讼案,使苹果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发展有所减缓,本案件暴露的问题也为中国企业对自己知识产权的保护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作用。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中,应坚持政府为主导,引导企业发展的方向;全民参与,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修订和制定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完善知识产权体系;进一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Book Reviews

While fashion piracy has been practised on an industrial scale for at least a century, the level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for fashion design have been low in most nations. This article gives a summary of the context of the lack of design protection for the Swedish textile and fashion industries, broadly define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ith comparisons to contemporary debates on fashion and creativity and to the historical French and US context. France, the US and Sweden have followed different paths in their approaches to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for fashion design. A study of the Swedish legislative debates 1916–70 shows that the different legislative approaches are connected to the local contexts of production. It is proposed that one way of understanding the levels of protection for fashion design is in terms of the differences in logic between ‘fashion’ and ‘clo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