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六省吸引外资的影响因素: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吸引外资是中部六省实现"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途径.笔者在对中部六省吸引外资影响因素进行一般分析的基础上,采用1995年～2009年间的面板数据,对其吸引外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上一期的人均消费支出、外商投资总额、制造业职工人数及固定资产投资对本期外资流入具有正效应,而上一期的出口额及制造业平均工资对本期外资流入具有负效应.     

中部六省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采用2005—2016年中部六省能源消费碳排放面板数据,对其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演变特征及其收敛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LMDI分解方法,探索产出规模、能源强度、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及能源结构等因素对中部六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并分析各影响因素的空间特征。结果表明:(1)各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均存在收敛,且收敛于各自的稳态水平,各省之间的差异短时间内不会消失;(2)除能源结构变化对中部六省碳排放表现为负效应之外,其余五个因素对其碳排放均表现为正效应,各效应按累积贡献率绝对值大小依次是:产出规模效应、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人口规模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3)各因素对中部六省能源碳排放影响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其中产出规模扩大对湖南能源碳排放拉动作用最大,能源强度下降对湖南能源碳排放的抑制作用最大,产业结构变化仅对山西能源碳排放起到抑制作用,人口规模变化仅对安徽省能源碳排放起到抑制作用,能源结构变动对安徽、河南以及湖北能源碳排放表现为正效应。     

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溢出效应——逆全球化思潮下吸引外商投资政策再思考

逆全球化思潮下完善吸引外商投资政策,是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基于1995—2017年中国发布的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研究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外商投资的影响,并揭示其引致的外商投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具有显著的吸引外商投资作用,且这一作用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受政策影响更为显著的是低技术行业,行业集中度对政策发挥吸引外商投资作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整体来看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企业TFP产生显著负向溢出效应,对东部地区企业TFP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高市场集中度、 中低技术行业企业TFP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外资产业准入政策对在位企业TFP产生显著正向溢出效应,但对退出企业和进入企业TFP未产生显著溢出效应.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

完善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对于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本文以《绿色信贷指引》(简称《指引》)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以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信贷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指引》出台后,与其他行业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显著降低.机制检验显示,《指引》通过降低重污染企业的研发投入,进而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未能发挥"波特效应".此外,政策引致的信贷约束效应与信息传递效应减少了重污染企业可获得的信贷资源与商业信用,导致技术创新水平下降.进一步分析表明,《指引》对重污染企业创新能力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受政策影响更显著;与东部地区相比,这种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的重污染企业中表现的更明显;与弱融资约束企业相比,强融资约束企业受政策影响更显著.以上基于中国经济实践的证据,对于完善绿色信贷政策的资源配置作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绿色金融政策影响企业融资吗?——来自重污染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出台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和替代性融资.此外,绿色金融政策实施效果在产权性质、企业规模方面存在差异,对国有重污染企业、大型重污染企业非流动性负债的抑制作用更强,对非国有重污染企业、小...     

企业绿色绩效的行业落差与环保投资

作为经济载体的企业如何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是转型时期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亦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以2010-2019年的中国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企业绿色绩效的行业落差对环保投资的影响,发现：第一,当绿色绩效低于行业期望水平时,企业会增加环保投资,这一结论在进行了选择性偏差调整、PSM检验以及不同样本的检验后依然稳健。第二,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在重污染企业中更强;当企业面临较强的破产压力时,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制约作用则会被削弱;行业竞争程度越高,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而破产压力和行业竞争程度对绿色绩效落差和企业环保投资的调节效应则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并且,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颁布后,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更强。文章的研究为理解企业环保投资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企业绿色绩效的行业落差与环保投资

作为经济载体的企业如何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是转型时期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亦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以2010-2019年的中国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企业绿色绩效的行业落差对环保投资的影响,发现：第一,当绿色绩效低于行业期望水平时,企业会增加环保投资,这一结论在进行了选择性偏差调整、PSM检验以及不同样本的检验后依然稳健。第二,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在重污染企业中更强;当企业面临较强的破产压力时,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制约作用则会被削弱;行业竞争程度越高,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而破产压力和行业竞争程度对绿色绩效落差和企业环保投资的调节效应则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并且,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颁布后,绿色绩效落差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作用更强。文章的研究为理解企业环保投资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城市生态效率的时空异质性及影响机理分析——以中部六省为例

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2006—2018年中部六省80个地级市的城市生态效率,分析人口规模、富裕程度、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等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中部六省城市生态效率以2014年为转折点呈先降后升变动;南部省份生态效率普遍高于北部省份,排序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西;城市生态效率的高值区由“E”字型集聚转而趋向空间分散,2014年后又出现“由”字型空间集聚。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富裕程度具有抑制作用,城市规模影响不显著。最后提出加快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级路径转变、遏制污染产业转移等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对中部六省内生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六省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中部塌陷"的现象.要实现中部崛起,积极吸引外资,充分发挥外资的促进作用是实现中部崛起的一项重要战略.基于此,笔者以FDI、人力资本对中部六省内生经济增长的作用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FDI、人力资本与中部六省经济增长关系的面板数据模型,运用中部六省的数据对模型进行计算和检验,研究发现中部六省目前尚未走上内涵式增长道路,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尚未显现;六省FDI引进对各省的人力资本增长没有起到促进作用,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受到六省人力资本状况不佳的制约.因此,扩大FDI的溢出效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是实现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措施.     

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与就业量显著相关,投资规模的扩大能够带动相应的就业规模的加大,但带动效应呈下降趋势。通过分析得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总就业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益显著;固定资产投资的第一产业就业直接效应和间接效益均为负;固定资产投资的第二产业就业直接效应显著;固定资产投资的第三产业就业间接效应显著。对针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效应提出了对应的建议。     

中国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升政府创新资助的有效性,基于2012—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882家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Theil指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考察中国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时空演化特征,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剖析战略性新兴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东部地区投入强度最大;②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总体趋于均等化,东中西三大区域内部差异较大;③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中心-外围”特征显著,中心省份多位于东中部地区,外围省份多位于西部内陆地区,空间关联模式主要表现为H-H型和L-L型;④政府创新资助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⑤政府创新资助对东部地区、高创新资助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显著,高创新资助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     

基于投资效率的湖北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分析

投资是湖北省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但湖北省投资增长处于非均衡发展的状态。为了避免湖北省投资因过热而浪费社会资源或者因投资不足造成经济增长的停滞,应按照投资效率原则对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进行调整。通过阐述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产业和行业结构基本情况,利用投资效率指标对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效率进行了分析,并对投资政策进行了评。在此基础上,提出湖北省今后一段时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合理的产业和行业结构,为湖北省固定资产投向提供政策参考。     

混改股权制衡与“脱实向虚”：抑制还是促进*

针对目前国有企业存在金融资产配置的主业“挤出效应”现象，本文从国企混改视角探讨了非国有与国有股权制衡对“脱实向虚”的影响。研究发现混改股权制衡度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之间存在U型关系，且当非国有股权占比超过国有股权占比时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在“抑制”区间内，混改股权制衡度通过缓解代理问题降低了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在“促进”区间内，混改股权制衡度通过激化代理问题引发了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提高。另外，相比长期投资性金融资产，混改股权制衡度主要对短期投机性金融资产的影响更加敏感。当样本为央企时，混改股权制衡度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呈现线性负相关关系。当样本为地方国企时，两者仍然为U型关系。混改股权制衡度与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U型关系仅体现在商业竞争类行业中。本文的研究对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金融资产配置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互联网+”战略、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数字化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企业作为国家“互联网+”战略实施的“排头兵”，过度持有金融资产会对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互联网时代，能否通过“互联网+”战略促使数字化企业降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从而促进创新投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互联网+”战略实施、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创新投资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通过降低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促进创新投资，即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数字化企业创新投资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将创新投资细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投资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促进数字化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抑制利用式创新投资，同时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探索式创新投资间难以发挥中介效应，但在“互联网+”战略与利用式创新投资间发挥遮掩效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动机和替代动机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削弱数字化企业的蓄水池动机，对替代动机无显著影响。结论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发展互联网经济，合理配置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优化创新投资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证支持。     

Corporate Investment and Tax Disincentive: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taxes influence corporate investment behavior. Based on a census of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we utilize a tax-adjusted q model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taxes on corporate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in China.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ive tax rate has a relatively small but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Chinese firms’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We extend the tax-adjusted q model to control for the lagged investment effect and peer effect of investment. Models with these effects do better at explaining the impact of taxes on firms’ investment. The lagged investment models present smaller but significant tax disincentive. Firms compete for investment with other firms both in the same region and in the same industry through peer effect. In addition, the tax disincentive differs among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other enterprises in China.     

基于DEA的陕西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效率研究

本文利用2006年陕西省36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入与产值的截面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的C2R模型,对不同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陕西省的36个行业中,仅有石油加工及炼焦业是DEA有效,其余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均低于0.8,但所有行业的规模报酬都处于递增阶段。最后,针对陕西省绝大多数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效率低下的成因提出了改进目标和建议。     

基于行业异质性的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演化研究——兼论企业研发资金投入的影响

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通过计算各行业污染强度PL值,将中国27个制造行业按污染程度划分为轻、中、重度污染行业,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揭示制造业整体和3类制造行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演化规律,并探究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对其的影响。研究发现,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制造行业绿色产品创新能力、绿色工艺创新能力和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增幅差异较大;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对轻度污染行业绿色产品创新能力和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影响最大;行业污染程度越高,其绿色工艺创新能力受企业研发资金投入的影响越大。     

Tax cuts and enterprises’ R&D intensity: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tax cuts on enterprises’ R&D intensity. We use a natural experiment involving China’s business tax changing to value-added tax (“BT to VAT”) to identify any causality.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is tax reform has prompted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thei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investment. Specifically, a stronger ability to transfer tax, results in this change having a more significant promotional effect on enterprises’ R&D intensity. Further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firms with different ownership types and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respond differently to the “BT to VAT” policy. Our findings are only significant for non-state-owned and other modern servic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provide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basis for detailed analyses of the effects of “BT to VAT” policy, particularly the government’s subsequent improvement to the tax reform policy, to further stimulate enterprise investments in R&D as well as industrial upgrading.     

中部六省制造业结构调整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中部地区6省制造业2003—2007年的行业增加值及劳动投入数据进行研究,通过计算Hoover指数和Krugman指数发现各省发生了明显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差异程度增强。然后使用偏离-份额分析法测算结构转变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证实"结构红利"的影响存在,但不明显。最后根据中部地区各省制造业呈现的特点,提出劳动力资源应向内部增长型和动态转移增长型部门转移等政策建议。     

不同规制工具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我国2000—2015年各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且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不同规制工具在东部、中部地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倒“U”型作用较为显著,但是在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此外,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都可以通过影响研发强度,进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且命令型规制工具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更为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