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创新与制造企业服务化——基于“中国制造2025”准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

运用200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库,以2015年“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产业政策对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服务化率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所受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与西部地区企业相比,东部地区企业和中部地区企业所受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产业政策能够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增加投资激励创新,进而促进制造企业服务化。同时,产业政策可能通过降低投资收益率抑制创新,进而阻碍制造企业服务化。上述结论不仅能够丰富相关文献,而且可以为产业政策有效性争论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     

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研究

数字服务已经广泛且深刻地融入传统制造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本文基于2005—201 8年42个经济体1 7个制造业行业数据,就经济体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其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影响展开经验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可通过“配置效应”“研发创新效应”和“低技能劳动要素替代效应”显著促进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并且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分样本回归可得,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提升制造业行业专业服务化、通信服务化和金融服务化水平均有促进作用;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低收入国家的数字服务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提升作用更加显著。制造业行业所处价值链位置越高,数字服务市场开放对该行业服务化水平的促进作用越大。     

制造业数字化与服务化转型的耦合交互及其生产率效应研究

制造业转型目前存在数字化与服务化滞后的双重困境，企业数字化与服务化的耦合是实现制造业升级的关键。基于历年的投入产出表，发现中国各省市制造业数字化与服务化发展存在耦合协调的问题。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切入点，从理论和实证方面揭示制造企业数字化与服务化交互对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企业数字化与服务化在生产率提升上具有明显的交互效应，且数字化与嵌入式或连续型服务化的交互效应更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两者的交互效应表现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或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大的地区、劳动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以及成长期企业。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制造业数字化与服务化的交互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鉴于此，本文提出了推进制造业数字化和服务化耦合发展的建议。     

数智赋能对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数智赋能推动传统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在学术界和企业界广受重视。基于“数智赋能—业务流程敏捷性—服务化转型绩效”的逻辑框架,探讨数智赋能在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中的关键作用机制。根据219家我国传统制造企业的有效问卷调查,实证分析传统制造业通过数智赋能提升服务化转型绩效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智赋能通过业务流程敏捷性的中介作用提升传统制造企业的竞争力和适应性,从而对服务化转型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双元组织学习正向调节了业务流程敏捷性和服务化转型绩效之间的关系。     

技术创新能力、服务化程度对高技术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的影响

高技术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能够在技术瓶颈期使服务要素对技术要素形成强边际替代效应,为企业寻找盈利增长点开辟新途径,这是其成为当下众多高技术制造企业战略选择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高技术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水平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通过梳理制造企业服务化研究文献,认为服务化绩效在逻辑上主要受制于服务要素投入的质量和数量,基于此,将 “技术创新能力、服务化程度是影响服务化绩效的核心变量”作为研究假设,以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等为控制变量构建线性回归模型,并利用Wind数据库2012-2016年的行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模型整体效应显著,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服务化程度、企业服务化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与理论假设基本吻合。以此为基础,分别从企业和政府两个角度提出提升高技术制造企业服务化绩效水平的建议。     

智能制造业创新产出：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是否协同助力

基于2015—2019年中国智能制造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讨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对创新产出的协同作用，研究不同产业类别、不同市场竞争环境以及不同区域下政府补助的异质性效果。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和市场竞争对企业创新产出均有显著激励作用，市场竞争正向调节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关系；政府补助对智能制造四大行业的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其中对高端装备和新材料产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在高市场竞争环境下，政府补助对高质量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分区域看，东、中部地区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且东部地区政府补助与市场竞争的协同促进作用更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弱。结论对政府制定智能制造业补助政策、完善创新市场环境、促进政府与市场发挥协同创新作用等具有参考价值。     

生产性服务业扩大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的经验分析

基于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分析生产性服务业扩大开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从不同区域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扩大开放显著提升了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其中,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和西部地区提升作用更为明显;从不同所有制来看,中外合资和中央国有上市制造业企业受到生产性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影响较为显著,而公众制造业企业表现出负向的"挤出效应";从不同制造业行业来看,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皮革皮毛制品及制鞋业、木材加工及制品家具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到生产性服务业扩大开放作用最显著,汽车制造业和专用设备等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虽然也受到生产性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正向影响,但提升空间较小.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在扩大开放的同时,要充分发挥好"鲶鱼效应",加快本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形成扩大开放与倒逼本土生产性服务业共进局面,还要在发挥好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基础上,激发本土生产性服务业活力,全面构建以本国制造为引领的完整产业链,为建设中国制造业自主产业链打好根基.     

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基于组织效能视角的研究

“发展服务型制造新模式,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要部署。以2011-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主要的机制在于服务化有助于公司组织效能的提升,缓解了过度投资,提高了投资效率。减少组织冗余和提高资产管理效率是提高投资效率的重要路径。且公司治理水平高的企业以及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企业,服务化对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本文研究为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微观经济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和理论解释,有利于促进制造企业进一步挖掘服务化的价值潜力,推动我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产业融合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基于企业微观视角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测算制造业与服务业在投入和产出两个环节的融合度,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引入平方项,研究产业融合对制造业发展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1）在总体上,投入和产出两个环节的产业融合对于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均呈现出显著的U型特征。（2）在区分所有制和地区因素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产出环节表现出异质性,产出融合对国有企业发展的影响表现为显著的U型关系,而对民营企业的影响不显著;东中西部企业在投入环节表现出异质性,投入融合对东部地区企业发展的影响表现为显著的U型关系,对中部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对西部企业则为显著的负影响。     

所有制歧视约束下的中国科技金融效率研究

将所有制歧视约束纳入科技金融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假定科技金融活动中“过去掌握的技术不会遗忘”，运用Sequential DEA Malmquist方法，对2000-2014年中国省域和制造业细分行业的科技金融效率进行了估算和异质性考察。结果表明：①未考虑所有制歧视约束下的测算会出现显著高估，不能反映中国科技金融效率的真实水平；②区域层面考察发现，科技金融效率增长速度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且这种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提升；③制造业细分行业考察发现，整体科技金融效率稳步提升，但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的提高，技术效率进一步改进的空间非常大，与中低技术制造业相比，中高技术制造业面临的所有制歧视约束更为严重，可能的原因是存在“双重挤出效应”。     

不同技术来源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企业所有制类型视角

利用2010-2017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不同技术来源对各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考察各所有制企业对外源性技术来源的吸收效率。结果发现，不同技术来源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所有制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其中，国外技术引进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国内技术购买对民营企业有显著抑制作用，对其它类型企业没有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作用，对民营企业没有显著影响;自主研发显著促进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而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没有显著促进作用。考察吸收效率发现，不同所有制企业对各种来源技术吸收效率整体较低且存在一定差异。     

企业所有权性质与研发效率——基于随机前沿函数的高技术产业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别对我国高技术产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研发效率进行了度量,着重度量了企业规模、市场结构、出口、消化吸收经费投入等因素对该产业不同所有权性质企业研发效率的影响。通过企业所有权性质与研发效率的对比分析发现,国有企业研发效率整体偏低,但近年呈上升趋势,企业规模、市场竞争和消化吸收经费投入与该类企业研发效率显著正相关;三资企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研发效率近年来出现下降趋势,消化吸收费用对其研发效率提高作用不显著。     

制造业服务化战略实施的风险调节研究

关注于制造业服务化问题的文献并不缺乏,但在服务化过程中制造企业的市场表现可能出现波动,这就涉及了企业运营的风险。通过采集我国上市制造企业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估计结果表明,拥有良好的研发能力以及开发更多与产品高度关联的服务有助于缓解服务化所造成的风险,但营销活动的增强以及不可被吸收的冗余资源增多会加剧外界对于企业服务化战略的担忧从而造成更大的经营风险。被吸收的冗余资源则没有体现出显著的调节作用,而且上述作用在分行业以及分规模的企业之间也存在差异。     

员工持股计划、融资约束与国有企业双元创新产出

在当前中国国有企业因其特殊的产权关系和管理体制而只能获得较低创新产出的背景下,本文从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协同视角出发,在公司治理的理论框架下引入了双元创新的相关研究,从而详细地探讨了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如何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影响到企业整体创新产出及双元创新产出提升的微观作用机制,并利用2004—2020年中国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国有企业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明显有助于企业整体创新产出和利用式创新产出的提升,而对于企业探索式创新产出的提升却并无显著影响,且具体作用机制与理论分析部分相符,但作用效果却会因企业内部特征的不同及员工持股计划的设计特征差异而具有明显区别。由此,应该积极推进国有企业以多种方式开展员工持股计划,特别要在高技术型和高学历员工占比较高的国有企业中优先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并进一步优化持股计划的方案设计,从而更好地发挥出各类员工在企业创新活动中的主体作用。     

中国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

基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的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31个省市的国有、私营、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经济发展情况予以统计排序,并进行了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比较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各省市内部国有工业企业、私营工业企业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经济的发展存在不协调性,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在各省市的优先发展情况可以划分为六种类型;各省市之间工业企业经济的发展存在不均衡性,国有工业企业、私营工业企业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经济发展水平符合中国区域经济东强西弱的总体特征;东、中、西部国有、私营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经济发展呈现出各自的特征：东部的国有工业企业发展相对滞后：中部的外商投资_X=lk企业发展相对缓慢;西部的内蒙古、陕西、四川的工业企业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     

数字化能否调节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的交互效应——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2019年沪深两市668家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对企业绩效的交互效应,利用Python文本挖掘技术构建数字化指标,研究数字化对两者交互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产品创新和服务转型两者间的交互效应与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有关,随着服务化水平提高,交互效应表现为U型关系;数字技术能够显著促进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协同发展,使两者交互的U型曲线拐点向左移动。进一步分析表明,大型民营企业引进数字技术对两者交互效应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结论有利于促进制造企业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协同,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不同风险特征下国企混改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视角

国企混改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可以从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两个方面加以阐释：一方面，国企通过获得互补性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国企通过融合非国有股东制度活力激发创新动机。基于2013—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验证混改程度对国企创新效率的影响关系，并证实不同内部经营风险与外部竞争风险下，国有股比例对创新绩效具有差异化影响。结果发现：国有股权比例较低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非国有资本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国有股权比例较高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国有股东的资源优势。国企经营风险过高或市场竞争风险过低，能够强化国有股权与创新绩效的U型关系。分组研究结果显示，国有非制造企业股权与创新绩效呈U型关系，而国有制造企业中二者关系不显著。结论可为分类推进国企混改，提升国企创新绩效提供参考。     

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能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吗?

具有国资背景的机构投资者,对于资本市场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我国2015—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考察持股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持股显著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并且该影响在代理冲突更严重和所处信息环境更不透明的公司中更加显著。机制检验表明,降低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是持股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时间越长,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效果越好;细分国有机构投资者类型后发现,致力于长期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和上市公司长期健康发展的证金公司和汇金公司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显著,但没有发现“救市”基金和外管局旗下的投资平台对企业投资效率有提升作用。研究结论从企业投资效率视角为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在微观企业日常经营中发挥的治理作用提供了新颖的经验证据,对进一步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具有启示意义。     

From central planning towards a market economy: The role of ownership and competition in Vietnamese firms’ productiv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ole of ownership and market competition in Vietnamese firm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from 2001 to 2011. Making use of a large panel dataset of manufacturing firms, we find that, on average, both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FOE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have performed better than privately owned enterprises (POEs) in terms of their TFP levels. However, while FOEs’ TFP ranked the highest in the period 2001–2006, SOEs “closed the gap” in the period 2007–2011. Moreover, we find that market competition has been effective in enhancing average firm productivity and in reducing the gaps in efficiency across ownership types. SOEs’ remarkable performance may be linked to several concurrent factors experienced during the period 2001–2011, namely, the process of restructuring the state sector during the 2000s, the increased economic integration due to the country'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7) and, finally, the preferential access to financial capital and land granted to SOEs. While some evidence supports SOEs’ equitization as an explanation for their remarkable productivity performance, WTO accession and cheaper access to inputs do not fully explain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