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分析——基于高质量发展视角

基于西北地区2006-2017年的数据,文章构建了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城镇化各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研究发现:西北地区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逐步上升;人口-经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2～0.4,处于较高失调阶段;人口-空间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呈逐渐上升趋势;人口-社会城镇化耦合协调度逐渐上升至中度协调阶段;人口-绿色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稳步上升至中度协调阶段,并处于上升趋势.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探讨山东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均逐年上升,但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有所波动,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总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协调度不高;耦合协调度由沿海向内陆递减,市域差距不断缩小;各地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表现为滞后型,研究时段后期,个别城市转为生态环境滞后型。(3)从影响因素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调控能力对两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具有一定的影响。     

辽宁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研究(上)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是促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更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手段。以辽宁省14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均方差赋权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度量人口与土地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辽宁省人口城镇化水平比较平稳,城市建设面积在快速增长,但是土地利用效益较低,出现了下降趋势比较明显。(2)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处在耦合颉颃阶段,以高等强度耦合城市为主。(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和勉强协调阶段,城市比重很低,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阶段,城市所占比例很高,空间上形成了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依次递减的空间结构。(4)协调度类型方面:沈阳和大连处于高水平协调区,盘锦处于次高水平协调区,鞍山和抚顺等6个城市处于较低水平协调区,丹东和朝阳等中小城市处于低水平协调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类型上看,沈阳和阜新属于同步型,铁岭和朝阳属于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其余10个城市属于土地滞后型(本文分上、下两部分刊出)。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关系及其空间差异——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文章以中原城市群30个地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变异系数法、发展水平评价模型、耦合度模型,借助ArcGIS平台,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非均衡性、空间异质性及耦合关系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结果显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非均衡现象较为明显,两者呈现"中心—外围"特征;发展度以"包围势态"布局,且多属于滞后发展型和初级发展型;良好均衡型耦合关系表现为旗布星峙,蚌埠市、济源市、淮北市3个城市为均衡过度型和初级均衡型;协调度等级中,中级和初级呈点对称分布,其他等级呈散点分布。未来应坚持发展特色产业,提高地区开放度水平,实现乡村就地城镇化;完善人口导入和土地集约利用机制;调动社会民间资本,打造城镇化建设资金筹措平台,促使专项资金使用规范化。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以中原经济区为例

以中原经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人口结构、发展能力、生活水平、土地利用投入、土地利用产出等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测度指标体系,以耦合协调模型为研究方法,对中原经济区2003—2013年人口与土地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原经济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呈不协调趋势。除周口市人口城镇化指数(0.113)与土地城镇化指数(0.094)差距较小外,其余城市均有一定程度的差距,其中郑州市、信阳市、宿州市、泰安市二者的指数值差距较大;(2)人口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发展与耦合度由轻度不协调类土地滞后型向勉强调和协调类土地滞后型阶段转变;(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对比类型始终表现为土地滞后型。     

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协调水平测度与比较

基于2000—2013年统计数据对安徽省各城市城镇化协调水平进行测度,不仅考虑传统类型的城镇化,而且考虑城乡统筹和生态环境等。结果显示:1安徽省城镇化协调度处于上升趋势,但协调度并不高。2传统类型的城镇化协调度呈现出上升趋势,其大小依次为土地、经济、人口和社会城镇化;2006年之前,城乡统筹和生态环境城镇化协调度高于传统类型的城镇化,之后年份前者下降明显,且滞后于后者。3安徽省各城市城镇化协调度差异并不明显,但具体类型的城镇化协调度差异明显;从地理分布来看,皖北地区城市的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协调度高于其他地区,皖南地区城市的土地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协调度高于其他地区。     

2003年以来东北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时空耦合特征

以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时空耦合特征的测度指标体系,基于时序分析、面板分析以及空间分析等方法,对2003年以来东北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的时空演变与空间分异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关系不断优化完善,但省域之间差异明显,由北向南逐渐升高;2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关系受时间因素和区域因素的双重作用,且时间因素作用发挥强于区域因素,侧面反映了东北振兴以来区域发展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3耦合发展度水平接近的地区空间集聚现象明显,沈阳经济区和沿海经济带始终是热点区,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地区始终是冷点区。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认为东北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度空间分异的驱动机制包括区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政府调控作用以及社会保障因素。     

辽宁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研究(下)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是促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更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手段。以辽宁省14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均方差赋权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度量人口与土地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辽宁省人口城镇化水平比较平稳,城市建设面积在快速增长,但是土地利用效益较低,出现了下降趋势比较明显。(2)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处在耦合颉颃阶段,以高等强度耦合城市为主。(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和勉强协调阶段城市比重很低,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阶段,城市所占比例很高,空间上形成了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依次递减的空间结构。(4)协调度类型方面:沈阳和大连处于高水平协调区,盘锦处于次高水平协调区,鞍山和抚顺等6个城市处于较低水平协调区,丹东和朝阳等中小城市处于低水平协调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类型上看,沈阳和阜新属于同步型,铁岭和朝阳属于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其余10个城市属于土地滞后型(本文分为上下两部分刊出,上半部分已在本刊2019年第5期刊出,此为下半部分)。     

海南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基于2005-2015年海南省城镇化水平和生态环境发展的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了海南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态的演变过程,结果显示:海南省城镇化水平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但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变化却出现波动,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快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海南省由城镇化滞后型转变为生态环境滞后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从中度失调发展到初级协调发展阶段.海南今后的发展要更加注重环境保护,使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测定及其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衍生出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本文就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关系,建立了协调性指数模型,进行了定量测定,结果显示当前中国的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在此基础上,基于外在制度和内在机制的分析,揭示了这种不协调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造成中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协调的直接因素是二元土地制度和二元户籍制度,而这又内生于以投资驱动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     

房地产经济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基于中国30个省会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界定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动态修正的协调度模型,利用全国30个省会城市2004—2015年的人口、土地数据测算出各省会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实证分析了房地产经济对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区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全国省会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度虽然呈逐年增长态势,但整体水平偏低,且协调度水平存在地区差异,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2)三大区域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协调度增长速度最慢,区域间协调度差距也最大;(3)不管在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增长都能促进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这种促进效果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4)除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之外,房地产经济其余相关变量对东、中、西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各不同,对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城镇化协调发展政策时应采取针对性措施。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及驱动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协调问题。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利用熵权法和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定量测度2005—2018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和生态效率;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二者的时空格局及相对发展状态;通过构建Tobit模型,研究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耦合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从综合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生态效率均呈上升趋势,但两个子系统之间发展不平衡;(2)从协调发展水平来看,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在0.38~0.72之间,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经历了“拮抗—磨合—协调”三个阶段,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研究阶段前期,发展水平多为新型城镇化超前,后期发展比例趋向均衡。(3)从驱动因素来看,资源聚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环境、社会促进能力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工业化水平及对外开放程度则对耦合协调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地区间的驱动因素差异较为显著。     

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及其影响因素--以甘肃省地级市为例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进程中两个重要的方面,二者的协调发展关系我国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文章构建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省12个地级市为例,评价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度,并建立面板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2004—2014年间甘肃省1 2个地级市中,兰州市属于良好协调发展类型,其他城市都属于非协调发展类型,而且所有城市都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城市规模、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外资利用规模、产权结构和金融结构6个变量对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存在正向影响。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耦合研究

文章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明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辨别二者耦合发展的演化规律与空间分布特征。进一步借助障碍度模型,诊断影响二者耦合协调水平的障碍因子。结果显示：研究期内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显著上升态势,但各省份间耦合协调水平存在异质性;多数省份耦合协调水平处于磨合状态,整体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分布格局;环境生态化、数字化程度、社会现代化、环境生态化等障碍因子对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影响作用较为显著。     

房价、土地财政与城镇化协调发展关系*——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3年28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空间经济学视角探究房价、土地财政与城镇化三者关系,通过理论与实证检验发现：第一,中国房价有利于促进土地城镇化发展,却抑制人口城镇化发展,而土地财政是地方政府实行“摊大饼式”城镇化发展的根源;第二,2004—2013年289个地级市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发展大部分处于不协调状态,即人口城镇化远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第三,2004—2013年各地级市房价、土地财政、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及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指数之间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第四,基于地理距离、地理相邻与经济距离权重,利用静态SDM模型实证检验发现,商品房价格与土地财政收入水平越高,越不利于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区域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耦合机制及协调效应——基于京津冀地区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县域尺度,构建区域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互动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耦合协调模型等方法探究2010—2019年京津冀地区200个区县的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效应及时空演化特征,识别区域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现状和瓶颈。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各区县文化遗产资源禀赋和旅游发展的综合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区县间存在显著的不均衡现象,文化遗产资源禀赋高评价指数区呈“集聚”扩散态势,旅游发展高评价指数区呈“孤岛”向“集聚”演化格局。(2)两系统的耦合发展呈现阶段性和波动性,耦合度经历了“拮抗—磨合—高水平”到“磨合—高水平”的转变;耦合协调度由“中低耦合协调为主”上升到“中高耦合协调为主”的等级分布,但尚未完全形成良好的协调。(3)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呈现“高—高”和“低—低”的空间聚类格局,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其中,2010—2015年呈现明显下降态势,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效应下降,高值区和低值区均减少,出现“大扩散、小集聚”的空间分异特征;2015—2019年呈现上升集聚态势,高值区和低值区均显著增加,主要表现为京津冀地区北部区县的“高—高”和太行山山前地带沿线区县的“低...     

横断山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驱动机制及时空演化

西南边疆地区的城镇协调发展对实现我国城镇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以横断山区为例,探析其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从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四个维度构建城镇化耦合协调指标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标准差椭圆分析横断山区10个州市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结果表明：（1）时间上：2010—2020年,横断山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整体变好,耦合协调度等级从中等协调上升为良好协调。（2）空间上：横断山区西北地区的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显著低于东南地区。（3）演化特征：2010—2020年,横断山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有南北向发展趋势,呈现先集聚后分散的特点。实现横断山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需加强跨区域合作,优化城镇发展空间,推动产城人融合发展。     

局地“中等收入陷阱”危机下东北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耦合特征及驱动机制

文章构建了“中等收入陷阱”危机下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耦合研究框架，借鉴耦合模型测算2004—2018年东北地区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耦合协调度，并对其时空演进特征、驱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1)人力资本水平的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哈大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的大部分地区，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围绕沈阳、哈尔滨两市的“双核—外围”分布特征。(2)东北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波动上升，但上升幅度有限，轻度失调类型地区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在空间分布上，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出“中心—外围”的空间分布特征，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四大副省级城市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互动的优势较为明显，其协调级别主导区域整体协调互动级别。(3)从系统耦合协调的驱动因素来看，人口红利的正向驱动作用明显高于其他因素，表明东北地区人口红利窗口并未关闭，经济可持续增长需由过去追求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科学费用支出、房地产投资额、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同样能够促进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但作用强度较小。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低碳发展时空耦合关系及驱动力因素分析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追求城市低碳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之一。针对全国30个省份,构建了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低碳发展时空耦合关系,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影响两者关系的驱动力因素。结果显示:(1)新型城镇化与城市低碳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均呈稳步上升、持续下滑、波动上升、波动下滑四种特征,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均有分布。(2)时间序列看,耦合协调度除个别地区呈波动上升外,其余均呈稳步上升态势;空间格局看,不同年份各地区呈不同耦合协调类型;2016年耦合协调度高于全国平均值的省份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已经发生转变。(3)空间计量结果看,耦合协调度具有较强的正向溢出效应,且平均气温、相对湿度、城镇化率、地区产业结构、工业绿色转型水平、PM₁₀浓度及环境规制对耦合协调度呈显著影响。     

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耦合关系研究——基于湖南省88个县(市)数据的分析

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县域人口回流趋势明显的背景下,实现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协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运用复杂系统理论探讨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相互作用机理,进而构建县域城镇化评价体系以及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关系模型,以中部人口大省湖南省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GIS技术对县域城镇化与人口回流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和空间可视化表达。研究表明:①县域城镇化是人口、产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各系统协调发展的过程,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②湖南各县域整体上人口城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人口回流与县域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低,且空间分异特征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