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偷税罪的立法缺陷及补正

刑法对偷税罪的规定存在诸多缺陷。一是偷税罪行为方式规定的不周延;二是“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作为偷税罪的行为之一缺乏现实性;三是“多次犯有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的规定无法实现;四是偷税罪成立的数额标准太低。刑法未来修订时应当补正以上缺陷。     

国家工作人员在合作投资中的受贿行为及数额认定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繁荣,贿赂领域出现的行贿受贿方式越来越多,内容极为复杂。为了有效地打击贿赂犯罪,保持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2007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12种贿赂行为进行了细化规定,为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受贿行为及数额提供了法律依据。     

商标恶意诉讼的认定与法律规制

商标恶意诉讼是一种恶意诉讼行为,诚实信用原则是规制商标恶意诉讼的法理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存在界定不清、规范和预防机制不足等问题,司法实践中"恶意"认定标准不同、损失赔偿标准较为复杂,不利于遏制近年来商标恶意诉讼的频发趋势.针对上述问题,实体法上,应明确商标恶意诉讼及认定标准,增加反赔制度.程序法上,需明晰诉前禁令制度,严格限制原告撤回起诉.同时,应进一步完善信用规制机制作为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配套措施共同保障当事人权益.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基础上实现对商标恶意诉讼行为的有效识别和规制.     

电商平台限定交易行为的违法分析与法律规制

电商平台的限定交易行为并不当然地构成违法,只有在符合一定的行为要件且没有正当抗辩理由时才受到法律的规制,如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了限制行为、损害了竞争秩序等。当限定交易行为构成违法时,主要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和《电子商务法》中的相关规定,但这些规定之间具有一定的交叉性、适用模糊,且部分限定交易行为还需要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因此,为更好地规制实践中的限定交易行为,应当进一步厘清三部法律之间的适用条件和规制范围。     

FRAND原则与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规制的关系探析

现今,标准必要专利越来越多,而FRAND原则在标准必要专利中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在早期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法律规制中,主要是将FRAND原则作为一项自愿的商业原则,并没有赋予FRAND原则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地位。但是在反垄断执法中,FRAND原则确实可作为某些垄断行为的认定依据甚至违背FRAND原则会直接违背反垄断法。因此,近几年的反垄断立法开始逐渐重视FRAND原则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其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地位,但这些法律规定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此,本文在探讨FRAND原则在反垄断规制中的作用后,结合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之处,探讨相应的完善方式,力图为我国日后的执法及司法工作提供理论参考。     

拟上市公司质量评价标准体系的开发思路

目前我国保荐代表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草拟的尽职调查提纲,对诊断拟上市企业上市条件存在明显缺陷,造成拟上市企业保荐质量不高,保荐通过率低。因此,建立一套拟上市企业的质量评价标准体系势在必行,即科学、合理地制定和分解拟上市企业上市质量评价标准指标,并分别对其进行量化或定性描述,以确定该指标的等级。这对于系统科学地评价拟上市企业的上市保荐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

受贿罪是一种贿赂罪。当前，受贿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但是，由于我国《刑法》法受贿罪客观方面的规定不尽完善，从而阻碍了司法机关对受贿行为的打击力度。本文通过对《刑法》中关于受贿客观方面的规定及其缺陷的论述，提出了三点立法建议：一是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修改为“违背职务行为”；二是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三是扩大受贿罪的内涵和外延，将索取或收受的“财物”修改为“贿赂”。     

召回制度中缺陷产品认定标准之探究

我国现行立法对缺陷产品的规定并不一致,容易造成法律适用上的问题。召回制度中缺陷产品的认定应实行单一的不合理危险标准。在采用该标准进行判断时,应当以使用者对产品合理的安全期待来衡量。为完善召回制度中缺陷产品的认定标准,应制定统一的缺陷产品召回法,作为召回基本法;关于缺陷产品含义的界定应明确其具有不合理危险的唯一属性;对产品法定标准的制定和修改要设定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以建立健全对法定标准的有效监管。     

集资诈骗罪若干认定问题探析

在集资诈骗罪认定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不存在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集资诈骗行为;区分本罪既遂与未遂应以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集资款为标准;并具体分析了本罪罪数形态中法条竞合与牵连犯的认定,以及共犯中如何确认犯罪数额的问题。     

维持转售价格的反垄断法规制

维持转售价格是反垄断法规制的重点和难点。维持转售价格行为本身的认定以及其对市场竞争产生的效果认定。是维持转售价格的反垄断法规制的前提基础。需要借鉴国外对维持转售价格行为的反垄断法规制实践以完善我国对维持转售价格行为的法律规制。     

盗窃存折案件认定问题探讨

盗窃存折案件的认定和处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复杂性。从存折的特性着手,分析了盗窃存折既遂和未遂的划分,盗窃存折之后的冒领与存款行为之间的关系,并着重对最高法关于认定盗窃存折案件的司法解释进行了评析,得出了应当以行为人最终取得的存款数额来认定盗窃数额的结论。     

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缺陷认定及披露研究

内部控制鉴定及评价中最基本的问题是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但是,中国目前的内部控制规范中关于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存在着空白,且国内外也不存在关于内部控制缺陷方面的系统研究。因此,描述了当前中国内部控制缺陷认定及披露现状,并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对策。     

走私普通货物犯罪自首情节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摘要：走私普通货物犯罪案件中因侦查取证的特殊性导致实践中自首的表现方式多种多样，司法机关对自首的认定存在一定分歧。通过对司法实践样本的类型化归纳，进一步提炼各类自首的具体认定标准，根据各类自首投案的主动性与自愿性在量刑上作出区分。同时，充分考虑其他量刑情节、《刑法修正案（八）》对走私普通货物罪法定刑数额标准调整的影响，进而探讨实现走私普通货物犯罪自首认定和量刑规范化的有效途径。     

纪委参与治理与内控缺陷认定标准"雷同"——基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文本分析

纪委参与董事会治理已成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之一.利用手工整理的2013-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纪委参与董事会治理数据和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文本,考察了纪委参与董事会治理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雷同"现象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纪委参与董事会治理对内部控制缺陷认定标准"雷同"现象具有"抑制效应";相比于国有企业,纪委参...     

未雨绸缪抑或亡羊补牢:证券市场国际板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律机制研究

国际板登陆沪市是利弊权衡与博弈的理性选择.由于早已存在的中国证券市场结构性问题以及国际板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此讨论投资者风险及保护与其说是未雨绸缪,倒不如言之为旧有漏洞的亡羊补牢.因此,分析风险形成原因并且借鉴域外金融发达国家和地区对跨境融资、上市发行等行为的法律监管制度和投资者保护经验,从中国国情出发,立足于立法规制、机构监管、诉讼保障等方面,构建国际板投资者保护的法律机制是必要而又任重而道远的.     

试析票据诈骗罪的数额认定问题

根据传统刑法理论对刑法第194条中的数额进行认定时,受到单一犯罪行为模式的影响,只能根据单一的标准注释数额的含义,不能准确全面地揭示其真实内涵,因而在本文中提出注释的双重标准,以保证注释的准确性.     

论刑法修正案（七）对偷税罪的修改——以数学为进路对“数额＋比例”模式的分析

刑法第201条关于偷税罪的规定,存在数额绝对化的缺陷,也有＂数额＋比例＂模式因把比例纳入其中带来的处罚漏洞等问题。刑法修正案（七）虽然解决了数额绝对化的问题,但由于仍然将比例纳入犯罪成立标准中,导致了缺乏理论依据、存在处罚漏洞和处罚结果的不合理等问题。所以,应当把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比例从偷税罪的成立条件及量刑标准中删除,而在偷税罪中采用单一的相对化数额标准。     

企业集团在反垄断法中的主体地位之界定

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转轨中的中国正处于企业集团化高峰期。企业集团有可能利用对外合并、内部共谋以妨碍或阻止市场竞争,不同类型的企业集团对竞争的影响大不相同。与单体企业相比,企业集团的反垄断法规制具有主体认定的特殊性,表现为企业集团在反垄断法上的主体地位界定具有复杂性和困难性,这导致我国“婴儿期”的反垄断法时企业集团规制明显存在制度供给不足,有可能对市场的有效竞争形成损害。我国亟待构建完备的对企业集团进行反垄断规制的制度体系,核心是企业集团在反垄断法上的主体地位甄别与认定;主体地位的界定应当借鉴美欧成熟的理论,对企业集团的限制竞争行为展开准确有效的规制。     

反思“雪花”啤酒案：商业贿赂本质的误读

在"雪花"啤酒案中,工商行政机关将啤酒公司向销售商提供现金、进场费等以销售产品的行为认定为商业贿赂.但这一从利益诱惑的角度来认识商业贿赂的观点并不正确,混淆了一般商业促销、有奖销售与商业贿赂之间的界限.商业贿赂的本质在于职务利益上的交换,是行贿方对可以影响交易的对方职员、代理人的收买.因此,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从商业行贿和商业受贿两个方面界定商业贿赂,并以职务利益交换作为认定违法的标准,从而避免与正当商业促销行为相混淆.     

论行贿罪与受贿罪的非对向关系

行贿与受贿,传统观点认为是一种对向关系,定义为“对向犯”,属于必要共同犯罪的一种。但从刑法的基本理论而言,行贿罪与受贿罪的成立没有必然的对向关系;从成立受贿罪的角度而言,不一定存在对向的行贿罪。从成立的行贿罪的角度而言,也不一定存在对向的受贿罪。因而在考察行贿、受贿行为时,必须从个案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犯罪构成的理论来认定行贿、受贿罪与非罪的界限,而不能受“行贿罪与受贿罪中任一罪的完成均以相对应之罪的完成为条件”理论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