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特征对保险排斥的影响——基于家庭收入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CFPS）数据,实证研究了户主人格特征对家庭保险排斥的影响以及家庭收入在其中发挥的传导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大五”人格模型中户主的开放性维度下的“行动力”、顺同性维度下的“信任感”以及神经质维度下的“多愁善感”对家庭受保险排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家庭收入在其中扮演着显著的中介效应作用。通过家庭收入中介效应,“乐群性”人格特征对家庭受到保险排斥明显提升影响。本文研究结论对于深入理解和积极消除我国居民家庭受保险排斥现象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数字经济时代的互联网普及与中国家庭消费——基于CFPS2010—2018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化时代的互联网技术革新显著推动了居民家庭消费行为的变化。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跨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互联网普及对中国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1）互联网普及显著促进了中国家庭的消费,这一正向效应在更换关键指标测算、运用断点回归方法、替换估计样本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保持稳健可靠。（2）互联网普及对中国家庭消费的影响因家庭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而呈现出异质性特征。其中,互联网普及的消费促进效应更多地作用于中、高收入家庭,互联网普及对耐用品消费和高端服务消费的影响程度更大。（3）互联网普及主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和减少信息不对称两个渠道促进中国家庭消费。上述主要结论对当前缓解消费不足、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促进消费升级提供了有益借鉴。     

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

文章运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家庭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不同水平的金融知识以及不同的金融知识结构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差异性。除创业决策之外,金融知识还能显著改善家庭创业项目的经营情况（包括创业规模、创业绩效、创新活动）。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知识通过拓宽信贷渠道、增加财富积累、扩大“人情”消费支出、提高风险偏好对家庭创业产生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知识对农村地区家庭、中年户主家庭、男性户主家庭、低学历户主家庭创业活动的正面影响相对更大。     

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中低收入人群的影响研究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我国各项税收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在2018年8月,新的个人所得税法正式出台,此次个税改革是我国自1980年实施个人所得税税法以来采取的第七次修订,同时也是历年来税改力度最大、影响力最为深远的一次,特别是对我国中低收入人群有重大的影响。这次改革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对我国现有个税的起征点、税率表、税...     

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主要运用Heckman两步法研究了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为了克服信贷约束的内生性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影响,引入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实证分析结果一致表明,信贷约束阻碍了家庭消费,使家庭的实际消费低于理论上的最优消费。家庭总资产、总收入、家庭规模、学历、房产数量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风险厌恶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那些总资产规模小、老年抚养比高、户主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身体状况一般的家庭受到信贷约束的概率显著提高。因此,改善金融环境和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是促进家庭消费的重要措施。     

数字鸿沟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加剧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家庭消费增长,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使不同家庭享有不同的数字红利,从而产生新的消费不平等,导致数字化水平较低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增加。采用2015、2017、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发现：数字鸿沟的扩大会增强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该影响在各年度均显著存在,且对发展享乐型消费相对剥夺的强化作用比对基础生存型消费相对剥夺的强化作用更大;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创业行为具有中介作用,即数字鸿沟扩大可以通过削弱家庭社会网络和抑制家庭创业来加剧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数字鸿沟扩大对不同类型家庭均具有显著的消费相对剥夺加剧效应,但在影响强度上具有异质性,表现为对使用移动支付家庭、农村家庭、抚养比较低家庭、男性户主家庭的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应积极缩小数字鸿沟,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技能和数字消费意识培育;另一方面,应针对数字鸿沟加剧消费不平等的机制采取相应措施,有效促进弱势家庭的社会网络改善和创业发展。     

住房及房价波动对家庭消费影响的再估计——基于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

基于CHFS2011数据,运用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分别估计了住房及房价对家庭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性消费的影响,发现对于有房家庭,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刺激了家庭的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消费,而对于无房家庭,房价上涨通过替代效应减少了家庭消费。具体地讲,在整个消费分布上,房价上涨对家庭居住性消费的正向影响随分位数的不断增加呈"U"型,而房价上涨对非居住性消费的正向影响随分位数的不断增加呈逐渐递减趋势。家庭收入、家庭人口、户主受教育水平及城乡分布等变量都是家庭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性消费的显著影响因素。     

性别观念与家庭能源堆叠消费——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能源微观调查（2014）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2018）的三期数据，采用计量模型考察性别观念对家庭能源堆叠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表明：性别观念现代化转移可以显著促进家庭能源堆叠消费向上移动，即实现家庭生活用能清洁转型；性别观念现代化转移会通过提高女性社会参与、增加女性人力资本和强化女性优生优育意识三条途径促进能源堆叠消费上移；性别观念对家庭能源堆叠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夫妻年龄异质性。     

新发展阶段居民家庭碳排放核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新发展阶段下“双碳”目标的提出，使得人们对碳排放的关注度不断提高，而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单元，其生活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也是全社会碳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基于兰州市600户家庭的调查数据，采用碳排放系数法核算样本居民家庭消费碳排放量，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探究影响兰州市居民家庭碳排放行为的因素。研究发现，从居民家庭碳排放特征来看，家庭生活用电和私家车是主要碳排放源，且家庭碳排放在空间上存在较大差异。同时，与其他地区碳排放特征的对比结果表明，兰州市与西北地区碳排放特征基本保持一致，与中、东部地区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从居民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来看，家庭生活质量对碳排放有显著影响；此外，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存在地区异质性。     

延迟退休决策对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分析——基于人力资本传递机制

在三周期代际交叠模型(OLG模型)基础上使用CFPS(2010～2018)数据探究不同人力资本水平对居民家庭成员延迟退休决策造成的影响以及不同延迟退休决策对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产生的影响,并对农业工作者与非农业工作者在延迟退休决策中的异质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父代受教育水平越低、自评健康状况越好的情况下选择延迟退休的意愿越高,而且农业工作者比非农业工作者选择延迟退休的概率要大;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呈现出下降趋势,正常退休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要大于延迟退休家庭,农业工作者家庭大于非农业工作者;非农业工作者通过自身受教育水平对子代收入产生正向影响,农业工作者主要通过自身收入以及子代教育水平对子代收入产生正向影响。     

个人所得税改革与收入分配——基于女性视角的微观模拟

本文采用微观模拟模型,利用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数据对我国2008年和2011年两次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对女性收入分配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模拟结果表明:我国2008年和2011年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对缩小女性职工单位间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作用;2011年个税改革较2008年的个税改革更具收入调节作用;2011年个税制度对女性低收入阶层不利,对高收入阶层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抑制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税制是个税发展的必然。建议在条件成熟时对个人所得税实行家庭联合申报制度,并且根据不同群体就业特征制定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及就业政策。     

家庭收入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家庭是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单位,家庭资产的合理配置对国民经济稳健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研究中心(CHFS)2017年的中国家庭金融数据,通过Logit模型,从收入角度出发,结合户主个体特征和家庭资产因素,加入了家庭是否拥有电脑和是否会使用互联网这两个控制变量,探索新时期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以期能够帮助我国更多的家庭实现健康的家庭金融资产分配结构.     

新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的目标使命、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

2018年个税改革以来,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取得了较为长足的进步,实现了分类所得税制度向混合所得税制度的转变。但从现实来看,个人所得税制度在税制设计公平性、税收征管现代化及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尚存在一定的问题。为此,新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要进一步提高个税制度的公平性,推进个税征管现代化,助推个税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良性互动。     

家庭信贷状况及其收入效应——基于处理效应模型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发布的微观调查数据,对中国家庭借贷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构建处理效应模型检验了信贷支持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家庭相对较少;在影响家庭贷款可得性的因素中,受教育程度、政治地位、资产规模等因素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户主年龄、风险偏好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显著为负;城乡家庭之间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存在差异,但地区间的差异并不明显;信贷支持能够显著提高家庭收入水平,但是在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中的影响存在差异,贷款的收入效应在低收入水平家庭中并不明显。     

影响城乡消费二元化的显性与隐性因素研究——基于CHFS2011年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和分解

将影响居民消费差异的因素分为由家庭特征代表的“显性因素”和由市场性因素及社会性因素代表的“隐性因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1年全国调查数据,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测算各项影响因素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城乡边际消费倾向,并采用Blinder-Oaxaca方法和分位数分解对城乡家庭消费差异及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消费对收入的弹性明显高于城镇家庭,分位数越高,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越小;显性因素是城乡消费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对不同消费水平城乡家庭的影响程度不同;城乡消费差异随分位数增加而减小,隐性因素作用的减弱是差异减小的主要原因。城乡消费二元化的形成,不仅仅是家庭特征代表的显性因素（收入、养老保障、年龄、受教育年限等）导致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所形成的隐性因素（偏好、习惯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等）也是城乡消费二元化的重要原因和组成部分。     

影响我国汽车消费的软环境因素分析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家庭购买力也大幅度提高。单纯从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来看,汽车早就应该进入中国居民家庭了,但现实生活中为什么汽车进入家庭的步伐却相对迟缓,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汽车工业政策、汽车消费的附加成本、汽车金融服务等软环境因素直接影响我国汽车的消费能力。     

农户对村镇银行贷款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有序Problt模型的估计

本文根据对陕西省5家村镇银行（岐山硕丰、洛南阳光、高陵阳光、安塞建信、安塞农银）所在4县（宝鸡岐山县、商洛洛南县、西安高陵县、延安安塞县）的201份样本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对影响农户村镇银行贷款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对村镇银行的认知和评价以及区域变量四类变量17个指标中．得出户主文化程度、家庭人口负担比、家庭拥有现钱和银行存款、农户对政策和服务的满意程度、区域变量对农户村镇银行贷款意愿有显著的影响,据此提出了建立高效的客户管理模式、提高农户信贷满足度、设立村镇联系人和集中办理业务等政策建议。     

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家庭消费吗？--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运用分位数回归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CGSS2008）,考察了收入差距与家庭消费支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显著,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随着分位数增加逐渐减弱,但在高分位点上影响不显著。家庭收入对家庭消费支出产生重要影响,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消费支出上升,但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呈倒 U 型,即家庭消费支出水平的上升会导致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先上升后下降。选择另外两个收入差距指标（泰尔指数和50%富裕人口所占收入份额）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分析结果与以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差距指标时一致。     

农户联保贷款还款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以陕西扶风、阎良和杨凌三地农户联保贷款为研究对象,讨论影响联保小组还款率的因素,文章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还款率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贷款应还本息、家庭年纯收入、贷款用途、联保小组的信息传导效果、地区信用状况等因素与联保贷款还款率显著相关,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家庭总资产、户口所在地、小组规模等因素对联保贷款还款率的影响不显著,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农户联保贷款还款率的对策建议。     

房贷的挤出效应：“退休消费之谜”的再解释

本文使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利用断点回归（RDD）方法估计了退休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退休后家庭显著减少家庭消费，而购房行为强化了退休对家庭消费的挤出效应。可能的机制解释为近年来中国房价不断上升，为了增强婚姻市场竞争力，父母倾向于帮助子女购房，因而退休后家庭房贷压力增加，流动资产减少，购房行为进一步挤出了退休家庭消费。房贷压力增加和流动资产的减少对不同类型消费均存在挤出效应，该效应具有异质性，对可选消费的挤出效应高于必需消费。本文提出，应从房价调控入手，推行差异化的住房调控政策，在消费和住房领域合理分配信贷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