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了制造业升级吗？——以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制造业升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作为金融发展新业态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升级是否产生影响值得探讨。文章选用2011-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制造业升级产生积极推动作用,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和成本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制造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非国有、中小型及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升级产生积极推动作用,且能够显著推动东部地区制造业升级。研究结论对强化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制造业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当前数字普惠金融迅速发展,产业结构失衡成为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因。新常态阶段,通过创新驱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拉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机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选取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传导路径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以下结论：一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将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而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二是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不同区域的产业结构升级拉动作用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因此,我国应继续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并且不同区域要因地制宜,以缩小区域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产业化的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正成为推动现代消费的重要元素之一.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8年居民消费支出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普惠效应有利于促进居民提高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实现消费结构升级;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都能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但使用深度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影响金融可及性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占比41.7％,而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显著.     

消费结构升级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吗？——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分析视角

文章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消费结构升级影响碳排放强度的分析框架，并探讨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及数字普惠金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消费结构升级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其中农村消费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比城镇更强，且这一结果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消费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在西部及低收入地区更大；产业结构升级在消费结构升级影响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消费结构升级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来间接抑制碳排放强度的上升。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发展，消费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是逐步增强的。最后文章从大力倡导绿色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从消费与生产两端同时着手实现碳减排，加快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服务,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可以为居民提供更加灵活、便捷的金融服务,同时促进金融服务的普及和使用,从而提高居民的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对于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2011-2020年我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的面板回归,并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分析数字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促进效果,且通过影响收入分配间接影响居民消费升级;在区域异质性分析中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不平均对居民消费升级产生不利影响,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受到人口条件和消费水平的制约。     

从企业创新角度看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甘肃省14个市州为例

文章将甘肃省14个市州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重点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并从企业创新水平的角度对其作用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河东、河西地区的影响程度略有差异;企业创新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在考虑分区域的情况下仍可得出相同结论。根据结论提出加大对数字信息技术领域基建设施的投入力度、加速产业和数字技术融合发展、推动省内各地区发展协同并进等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与空间溢出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数字化是时代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将金融体系与数字科技融合，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本文通过采用中国30个省份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碳排放量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中国各省的碳排放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及更换控制变量后结论依然成立；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普惠金融抑制碳排放的重要中介机制，通过推动各省产业结构升级来减少碳排放；对中国各省以经济发展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东、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碳排放量关系显著，中部地区系数为负但不显著；通过对空间面板模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作用，其中对碳排放表现为负自相关性、正空间溢出性；对产业结构升级则表现为正自相关性、负空间溢出性。     

数字金融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效应研究——基于技术创新的视角

基于2011-2019年全国1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双向固定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金融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及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机制检验显示,技术创新是数字金融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且高水平技术创新存在更显著的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在东部城市和大城市中更明显。深挖异质性产生的原因后,进一步验证了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在数字金融助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具有调节效应。本文为中国发展数字金融,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金融研究中心2019年发布的省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衡量经济增长质量,运用工具变量法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呈现"U"型曲线关系,二者存在以企业技术创新为中介渠道的传导机制,即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企业的创新融资约束,激励创新研发活动,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表现在对中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西部地区。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

绿色技术创新影响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有必要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系统地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当环境规制水平较低时,绿色技术创新对于其他形式的技术创新具有挤出效应,因此不利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但是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与其他技术创新实现互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进入快速发展期。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趋于成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进入低速稳定期。与此同时,相对于对大气污染的环境规制,提高对水污染的环境规制水平更有利于发挥绿色技术创新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选取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基于创新、创业路径的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直接促进包容性增长水平,而且可以通过创新、创业提升包容性增长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效果更好,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与区域特征存在协同效应。     

金融创新与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研究——以浙江为例

在产业集群的升级过程中,金融创新以资金和服务的双重支持为集群企业的成长提供动力.本文将在研究浙江产业集群的升级路径、金融创新推动产业集群升级机制的基础上,设计一套完整的金融创新体系来更好地推动浙江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     

数字产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马歇尔集聚经济理论,依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考量数字产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产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通过人力资本外部性、知识溢出效应机制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但规模经济效应机制不成立,且该结果在更换核心变量指标、考虑极端值、替换固定效应及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鉴于此,应因地施策,加快推动区域内数字产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提升软环境建设水平,促进企业绿色化发展。     

数字化升级改造如何推动企业创新：经验证据与机制

基于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升级改造对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企业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之后,创新产出得到显著提升,并且这一结果在各种稳健性检验均成立;实证证据支持了外部互动这一影响机制;企业数字化升级改造对创新的影响存在地区溢出效应,但是并不存在行业溢出效应。因此,应鼓励和支持企业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小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创业板企业的证据

中小企业创新对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2012-2018年创业板上市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层面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深入分析该影响在不同特征样本间的差异。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中小企业创新,且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和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激励中小企业创新。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该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中小企业中更加明显。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

依据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数字经济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全要素能源效率,且在区域、时段和资源禀赋方面存在差异。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其重要传导机制。鉴于此,需进一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鼓励不同区域发挥好比较优势,实现数字经济差异化发展;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助推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赋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     

智能制造赋能企业创新了吗？——基于中国智能制造试点项目的准自然试验

智能制造已成为各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以及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制高点。本文以中国智能制造示范项目的推广为准自然事件,研究智能制造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结果发现:智能制造的推广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表明智能制造可以赋能企业创新,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机制分析发现,智能制造主要通过信息渠道、人力资本渠道以及资金渠道三条路径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对企业创新结构解析发现,智能制造可以优化企业创新结构,提高企业创新质量。异质性因素分析发现,当企业规模较大、产权性质为非国有企业、劳动力较密集、所属行业竞争程度较高以及位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地区时,智能制造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显著。价值效应分析发现,智能制造赋能企业创新最终可带来企业当期以及未来业绩的提升,具有长期价值提升功能。本文为解读智能制造如何影响企业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企业实施智能制造并实现转型升级具有一定启示。     

金融支持促进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成效的区域性差异研究

基于随机效应面板泊松回归模型,考量不同类型的金融支持措施对我国东、中、西区域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的资金支持促进了东、中、西各区域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资本市场的金融支持只对东、中部区域的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只对西部区域的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金融支持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通过加大政府支持的力度和体现区域差异、建设西部地区资本市场发展的共享机制、提升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技术水平等措施可以提升金融支持促进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与未预期风险应对:理论与实证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刻画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未预期风险应对的影响,并基于世界银行2014年和2017年中国普惠金融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高居民风险应对能力,增强贫困人口抵抗风险冲击的韧性。但考虑个体多重借贷行为后发现,适度借贷有益于改善居民风险分担,过度借贷则会损害其风险防御能力,进而弱化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平滑效应,这意味着数字普惠金融增强居民风险应对能力是建立在理性借贷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还能帮助遭受风险冲击的家庭平稳消费,这一影响主要来源于对非耐用品支出的促进作用。此外,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在扩大风险分担网络、增进信任机制、培养金融习惯以及提升服务效率等方面带来重要影响。本文为我国推进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融合创新,营造健康数字普惠金融生态圈提供了一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