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适用分析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大陆境内首个自由贸易园区,但上海自贸试验区适用自贸区原产地规则立法方面尚不完善,影响了上海自贸试验区对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实践运用,唯有明确管理与立法方面的不足,各个击破,制定并实施符合上海自贸试验区特性的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划分合理的"一线"、"二线"贸易管制职能、有计划地放开原产地证明签证权限、强化试验区原产地规避行为管理,提高贸易安全性,为优惠性原产地规则在上海自贸区的适用创造条件,才能促进上海贸易中心以及国际航运的建设发展,吸引国际投资,增加就业机会,拉动我国经济发展。     

广西自贸试验区适用RCEP政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RCEP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作为RCEP连接国内大市场的重要节点,广西自贸试验区以RCEP先行示范区为建设目标。本文拟从现状分析、问题查找、规则熟悉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入手,围绕广西自贸试验区企业如何有效适用RCEP政策开展研究。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路径研究

2019至2022年，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已走过三个年头，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规划。本文就2019年至2022年云南自贸试验区的发展状况进行研究，以期提供合理化建议并提出相应发展路径，旨在促进云南自贸试验区更好的发展。     

贸易便利化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探讨

贸易便利化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愈加明显,2014年《贸易便利化协定》被正式纳入《WTO协定》。上海自贸试验区以贸易便利化为基本功能,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贸易监管制度创新,不断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率先形成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体系;虽然内涵仍在拓展之中,但已显现出自身鲜明的特色,并产生了积极效应。     

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区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     

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影响效应分析

原产地规则是在国际贸易中判断产品国籍的工具.不同的自由贸易区有其特定的原产地规则,这些原产地规则是根据各成员国自身的特点而制定的,其已经成为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进行贸易保护的重要工具.本文在分析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影响时,主要从成本、贸易、投资和就业四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深化与自由贸易港的建立

中共十九大为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下一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在经济市场化方面取得重大进展,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规范,旨在营造国际化、法制化和市场化的营商环境,但在开放方面还不够深入和系统化,因此十九大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更高目标,指明了新的方向。我们建议把每个自由贸易区分为海关监管的自由贸易区和非海关监管的改革试验区。自由贸易区把成熟的经验推广到改革试验区,改革试验区再把经验推向全国。所有的自由贸易试验区采用不同模式,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自由贸易区、直接投资与金融自由贸易区和金融中心自由贸易区等。     

自由贸易区的原产地规则研究——浅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从某种意义上说,原产地规则是自由贸易区的“镇区之宝”。这一原则实施的目的在于限制由于关税的差异而从最低关税国进口后再在区域内转向的贸易偏移。本文在概述了原产地规则的定义和标准之后,论述了自由贸易区的原产地规则对国际贸易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浅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原产地规则及其改善建议。     

我国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探析

原产地规则是我国自贸区谈判的重要议题之一,它是保障缔约国区域内贸易利益的手段。随着自贸区谈判脚步的不断加快,合理的原产地规则将会对未来自贸区的深入建设起重要的借鉴作用。本文在分析我国自贸区原产地规则的主要内容及特点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自贸区原产地规则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对我国原产地规则的建设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法治建构论

法治建构是中国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的决定性因素。当下中国自贸试验区法治建构模式本质上属于"自主推动型法治建构模式"。"市人大常委会授权立法→市政府‘1+X’规则群→市人大常委会条例三步走"的法治创新路径成为可复制和可推广的法治创新经验的"上海模式"的最重要内容,同时成为3年以来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探索的最大亮点。中国自贸试验区法治创新路径及法治建构的"应然模式"是"国家层面统一立法的基本法模式",而"实然模式"是"国家授权、部委规章、地方立法三层次联动推进模式"。"实然模式"的最大成效是主要解决了"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一政治课题,但该模式存在三方面缺陷(无法适应深层次改革创新任务、不具有可持续性、价值取向模糊),在实践中遭遇了"四化难题"(行政化、地方化、碎片化、空洞化),对制度创新的促进作用不够显著,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亟需探寻一条介于"应然模式"与"实然模式"之间的中间路径,并努力构建一种对中国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具有实质性法治保障意义的"过渡性模式"。建议采用"特别授权法模式",即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由贸易园(港)区特别授权法"。     

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的重点:对外商投资准入实施“负面清单”管理

建立上海自贸试验区是因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上海自贸试验区旨在抓住全球服务贸易和投资规则重构的时机,主动去适应国际高标准的规则要求,来推进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在新一轮的国际经济竞争中抢占先机。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与投资有关的改革措施中,难度最大但也最重要的是对外商投资准入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这一改革对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整体改革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同时亦是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主要着力点。负面清单管理是保证政府管理体系透明化和法制化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政府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标志之一。现阶段上海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管理负面清单设计仍存在一些难点,诸如对产业编码长度的选择和对现有的不符措施的梳理、如何在制定负面清单时通过清理不符措施以切实减少对外商投资准入的限制和提高投资便利化的程度、如何确定需要保留将来采取不符措施权力的行业和领域等,这需要我们通过锐意改革和不断创新加以逐步改进和完善。     

上海自贸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定的法律问题

上海自贸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制定是落实《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顺应国际服务贸易规则重构的重要举措之一。国民待遇的例外、市场准入的例外以及当地存在的要求是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涵盖范围;市场准入的例外不仅包括形式上的管理措施,还包括效果上的管理措施;当地存在与商业存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跨境货物贸易与跨境服务贸易之间的界限值得厘清;兜底条款可纳入清单但适用应当谨慎。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建设研究

中国是石油生产和消费大国,却缺乏相对独立的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本文基于国际国内能源市场环境分析,在概述上海自贸区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建立背景和意义的基础上,对其推出的原油期货合约的内容进行国际比较,同时比较了全球主要原油期货合约的实施效果,从而为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的建设以及原油期货市场的风险规避提出应对措施和建议。     

基于自贸区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功能优化研究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过程中,"软实力"发展相对进展缓慢,而自贸区设立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提升"软实力"提供了良好契机。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功能优化为研究对象,从航运主业、辅业与衍生服务业3个方面,分析了自贸区相关政策和措施给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带来的"红利",通过与伦敦、香港、鹿特丹和新加坡等世界知名国际航运中心的功能比较与经营借鉴,提出在自贸区条件下,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应重点发展和优化航运辅助业和航运衍生服务业,系统布局航运服务网络,提升航运服务业水平,持续完善航运金融、仲裁和信息平台发展,不断加强航运教育与培训。     

上海自贸区视角下我国国际多式联运业 外资准入法律问题研究

国际多式联运业的外资准入牵涉到向外资开放东道国的整个国内运输市场,所以相对于GATS体制下的海运业外资准入更为敏感和复杂。我国国际多式联运业外资准入的法律问题主要包括GATS体制下的归类困境、国内法下的外资准入多轨制难题以及外商独资企业的经营资格疑问等问题。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负面清单》并没有直面和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相关部门在制定自贸区航运业外资准入规定时应当关注我国国际多式联运业准入法律制度可能因此受到的影响,并作出有效回应。此外,中外双边海运协定在自贸区的适用问题也需要谨慎处理。     

上海自贸区洋山保税港区集装箱空箱调运交易平台建设研究

空箱调运需求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货源流向的动态变化与不均衡。近年来,随着上海自贸区洋山深水港吞吐量的逐年快速上升,从港口将集装箱空箱调运至货物集散地的需求日渐旺盛,形成了回程车"飞单"交易摊点,对当地交通秩序与环境卫生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给洋山保税港区的区域投资环境与对外社会形象造成了负面效应。上海自贸区高度重视集装箱空箱调运"飞单"交易整治工作,整治方式亦逐步从单纯的现场驱赶转变为以网上交易为主。目前,洋山保税港区通过建立空箱调运交易平台治理"飞单"取得了有效进展,但日常整治机制尚未建立,疏导"飞单"的物理场所尚未落地,"飞单"交易灰色利益链有待破局,后续阶段仍需加大整治力度。为更好地推动"飞单"交易治理取得实质成效,一要加强机制建设,搭建日常工作机制,成立综合治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二要加强业界引导,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引导业界逐步取缔"飞单";三要加快集散中心建设,推动集卡集散中心规划建设尽快落地;四要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对集装箱空箱调运交易平台的支持。     

上海自贸区的功能定位反思及其调整——基于平台经济理论框架的分析

本文基于平台经济理论,首先构建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平台经济理论分析框架,然后依据此框架,以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参照区,对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功能定位进行反思。结果表明:当前以"金融+服务贸易+科技"的功能定位模式超前于现实中的自贸区平台经济条件,并认为至少在5~10年之内,上海自贸区的功能定位重点应该以金融服务创新和投资便利化为中心,通过货物贸易和以制造业为基础的科技创新来促进金融改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当前政府重点要对平台企业或平台提供者在合同的组成、规则及结构等内功环节上狠下功夫,同时要大力提升自贸区的供需双边市场环境。这一研究为推进中国其他省市区自贸区的稳步快速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益分析

2004年10月18日至20日,中国与东盟贸易谈判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就自由贸易区谈判中最重要的内容—货物贸易协议达成一致,并于11月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及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这为如期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铺平了道路,使研究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问题的任务迫在眉睫。本文对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后可预期的贸易效益、投资效益及规模经济效益进行了探讨。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国际经济规则创新

"一带一路"战略是推动亚洲区域经贸合作的顶层设计,也是中国主导、诸多发展中国家合力拓展南南合作的重要环节。"一带一路"战略下的经贸法治化对现有国际经济规则带来创新,包括国际经济规则理念的更新与内容的拓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经济规则创新需要涉及贸易、金融、能源、投资、争端解决等领域国际法路径的完善。同时,"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经济规则创新还需要国内法的先行先试来推进。就中国而言,上海自贸区作为国内经贸法治改革的试验田,为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经济规则创新,形成投资、贸易与金融管理法律规则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与法律监管问题研究——基于上海自贸区的分析

随着中国(上海)自贸区的挂牌成立,中国的改革也进入到新的阶段。在全球金融危机余波仍在肆虐的当下,金融服务业开放的同时尚需要强力且高效的法律监管。本文通过对当前中国金融监管现状进行分析,结合世界金融危机后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趋势,认为中国(上海)自贸区的金融监管应基于保护投资者和公众的利益,且监管应考虑成本和效果的平衡,监管指标不宜过于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