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投资者能否激励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全面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离不开绿色投资,那么绿色投资者对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如何？本文基于我国2013—2021年全部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存在绿色投资者的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绿色专利申请和获得数量,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投资者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非污染行业、东部地区样本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投资者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从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投资者有助于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和社会责任水平。本文研究结论验证了绿色投资者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这对于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绿色信贷政策会恶化会计信息质量吗？——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自《绿色信贷指引》实施以来,其政策效果备受关注,这一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刺激污染企业的机会主义心理,他们会通过进行盈余管理来追逐绿色信贷资金,从而导致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下降。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对重污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导致重污染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下降;同时,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两职合一的企业以及雇佣一般审计机构的企业样本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通过加重企业融资约束这一渠道,降低了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据此,只有加强对企业信息披露的监管并不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绿色信贷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绿色信贷政策能促进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吗

绿色信贷是助力污染企业绿色转型、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实践探索。本文以2012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17年我国制造业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挤出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并且挤出效应在小规模的民营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当重污染企业的环境责任表现良好或享有政府环保补助时,绿色信贷政策能激励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机制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政策主要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减少长期贷款和企业研发支出的途径抑制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以上研究结论对于更好地发挥绿色金融的资金配置作用、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绿色金融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发展吗?

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国际贸易增长一直是贸易领域的重要研究话题。本文以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2年对外公布的《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对绿色金融与中国出口贸易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出口贸易发展,改善出口贸易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优化出口贸易的量价结构;绿色金融带来的出口促进作用,就不同的样本分类存在异质性。渠道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够通过缓解出口方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进而对出口贸易产生积极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在考虑双重差分法设定条件、安慰剂检验、极端值影响、零贸易问题等后,绿色金融对出口贸易的积极作用依然成立。本文研究证实了绿色金融是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绿色金融政策能够带来生态环境改善和出口贸易发展的双赢局面,这为中国近年来大力推进绿色金融体系构建提供了来自现实层面的有效证据。     

绿色创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效应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14—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绿色创新与融资约束的关系,并将产权性质和污染程度等因素综合考虑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企业绿色创新能够缓解融资约束;相对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而言,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企业应充分认识绿色创新在公司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性,政府应进一步完善企业绿色创新的政策制度,商业银行应建立有效的绿色信贷制度等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两高”行业发展了吗？——基于融资约束和企业创新视角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为政策研究对象,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两高”行业企业融资和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非“两高”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显著抑制了“两高”企业的债务融资,尤其是中长期债务融资;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发挥激励约束作用,有效促进了“两高”企业创新,使得创新成果显著增加;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效果在不同“两高”企业间存在差异,对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评级较低企业形成更强的融资约束,对非国有企业、评级较高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促进作用。     

绿色信贷政策提升了中国重污染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北大核心

大力推进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政策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重要的助推器。本文以原银监会颁布《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3—2018年39个工业行业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中国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降低了重污染行业的绿色技术进步率,但显著提高了重污染行业的绿色效率,最终显著提高了重污染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基于行业视角的中国经济实践证据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效果研究,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重要政策建议。     

绿色信贷政策、融资约束与高污染企业估值

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估值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的价值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且融资约束、研发投入以及每股股利在其中发挥了调节效应。上述结果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国有高污染企业和低现金流量企业的样本中,政策影响的效果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由于融资替代的存在,绿色信贷政策的执行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将有所削弱。因此,必须重视绿色信贷政策对高污染企业估值的负面影响,从而为高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绿色信贷政策的减污效应研究

本文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金融政策对“两高”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两高”企业主要污染物SO₂排放量显著下降;机制分析表明,融资约束程度的上升与绿色创新技术的提高是绿色信贷政策降低“两高”企业SO₂排放量的主要途径。此外,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会促进绿色信贷政策的减污效果。     

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兼论“碳泡沫”是否存在

运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分析了信贷市场是否存在“碳泡沫”。结果表明,在绿色信贷政策出台前,银行未充分考虑高污染企业可能面临的资产风险,未对其进行显著的歧视性定价,导致信贷定价存在“碳泡沫”;绿色信贷政策出台后,银行向高污染企业增加贷款利差,具有显著的融资惩罚效应;绿色信贷政策效应具有异质性,对不同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呈现显著的非对称性。     

绿色信贷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基于政策效应分化的视角

本文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影响重污染企业和节能环保企业绿色创新的不同效应。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在两类企业之间存在分化:政策能更有效提升节能环保企业的绿色创新,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从银行信贷决策视角看,政策效应的分化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对信贷融资的影响存在差异:政策使重污染企业融资规模降低、融资成本提升的同时,促进了节能环保企业融资规模的增加。从企业绿色行为决策视角看,政策效应的分化一定程度上源于政策对企业绿色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重污染企业采用“低成本策略”,节能环保企业则采用“竞争优势策略”。绿色信贷政策的效应还受企业所有权性质、现金持有以及企业规模的影响,而竞争性的银行业结构和政府补助有助于发挥政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本文研究对评估绿色信贷政策的经济效果,推动政策进一步精准发力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绿色信贷政策、地区绿色发展差异与企业创新绩效

绿色信贷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规制在金融信贷资源配置层面的具体应用。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提高;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在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更显著。上述研究表明绿色信贷具有创新溢出效应,有效落实绿色信贷政策、提高区域绿色发展水平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对华反倾销如何影响企业就业技能结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考察了对华反倾销对企业就业技能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华反倾销显著提升了企业就业技能结构,该效应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保护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更明显,金融市场化水平提高可以强化这一效应。机制检验发现,对华反倾销通过强化融资约束促使企业减少非技术人员进而被动优化企业就业技能结构;尽管总体上对华反倾销未对技术人员就业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对华反倾销引致的融资约束通过抑制企业研发降低了企业对技术人员的需求。     

绿色信贷政策、企业新增银行借款与环保效应

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共同推出了绿色信贷政策,这是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举措。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该政策对"两高"企业银行借款的影响以及推动环境保护的社会效应。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后,"两高"企业的新增银行借款明显减少,受政策冲击大的城市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均显著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两高"企业中,污染程度严重的企业受政策影响更为明显;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受政策影响更为明显;比较中西部地区企业,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受政策影响更为明显;较之经济发展压力大的地区企业,位于发展压力小的地区企业受政策影响更为明显;在绿色信贷政策发布日附近,市场投资者对"两高"企业作出了明显的负向反应。     

绿色信贷政策能否促进绿色企业发展?基于风险承担的视角

绿色信贷政策是否可以提高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对于经济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以2012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出台显著提高了绿色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而强化企业绿色实质性创新激励和提高银行信贷供给意愿是绿色信贷政策影响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重要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增进效应在低现金水平、小规模企业和高市场化行业的企业中更加突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地区创新氛围和市场发展活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增进绿色企业风险承担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表现为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大、地区创新氛围的增强和市场出清的加速,绿色信贷政策的风险承担激励效应将显著增强。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经济效应,为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的政策框架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     

“走出去”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以中国2007-2017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走出去"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企业与未参与的企业相比,融资约束水平有所上升。该效应对处于重点对接省份的参与企业可能更为明显。与国有企业相比,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私人企业的融资约束有所上升,而且处在重点对接行业和省份的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更有可能上升。从机制上看,由于观察周期尚短和其它因素的限制,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以后,其在信贷资源获取、利润率和生产率等方面还未体现出优势来。从政策来讲,为更好地支持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需要进一步拓宽思路对企业形成更有效的金融支持,以提高"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     

担保物权制度改革、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持有——基于中国《物权法》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物权法》出台为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如何影响企业现金持有。实证结果表明,《物权法》出台后,与固定资产占比较高企业相比,固定资产占比较低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显著下降。进一步地,三重差分检验结果表明,与融资约束较小企业相比,法律改革对融资约束较大企业现金持有的降低作用更显著。这揭示出,以扩大担保财产范围、完善担保物权设定实现程序为主要内容的担保物权制度改革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从而降低了企业基于预防性动机的现金持有。本文揭示出法律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现金持有的重要因素,同时利用法律改革引致融资约束冲击的差异性识别出企业的现金持有动机,这对理解我国企业流动性管理有重要启示意义。     

“走出去”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以中国2007-2017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走出去”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企业与未参与的企业相比,融资约束水平有所上升。该效应对处于重点对接省份的参与企业可能更为明显。与国有企业相比,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私人企业的融资约束有所上升,而且处在重点对接行业和省份的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民营企业融资约束更有可能上升。从机制上看,由于观察周期尚短和其它因素的限制,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以后,其在信贷资源获取、利润率和生产率等方面还未体现出优势来。从政策来讲,为更好地支持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需要进一步拓宽思路对企业形成更有效的金融支持,以提高“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