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中国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宗教信仰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宗教信仰会显著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同时会显著促进家庭参与股票市场,而且宗教信仰会提升家庭持有风险资产和股票资产的比重。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互动会显著促进有宗教信仰的居民参与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宗教信仰者参与金融市场的重要原因,信仰不同宗教的家庭对金融市场参与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金融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时需充分考虑信仰的潜在影响。     

幸福感会影响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幸福满意度作为一种对生活的综合认知和态度,会影响到居民的风险偏好,进而影响其金融资产选择。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幸福满意度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情况进行实证分。研究结果表明,幸福满意度与风险资产持有显著负相关、与参与股票交易显著负相关。此外,财富是影响家庭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家庭参加社会医疗保险或者商业健康保险、教育水平的提高、自有住房拥有率增加等,都有助于促进家庭对股票市场的参与及对风险资产的持有。     

社会互动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社会互动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适当增强社会互动会促进家庭更多地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增加投资风险资产的比例,提高金融资产的分散化程度,优化资产的配置效率。但当社会互动达到一定程度后,过度的社会互动则会抑制家庭参与风险市场,减少风险资产的投资比重,降低金融资产的分散化程度以及资产配置的有效性。因此,家庭需要建立适度而高质量的社会互动,这有助于家庭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社会互动影响老年人金融市场参与吗？——基于CHFS201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居民投资行为的老龄化影响是近年来经济学、社会学研究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如何有效提高老龄人口的金融市场参与程度，积极释放老年群体金融消费活力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首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出综合性社会互动指标；其次，采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社会互动对老年群体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发现社会互动强度越高，老年人越倾向于参与正规风险金融市场；再次，通过逐步回归和KHB中介检验法对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内生性互动能通过信息获得、情感认同以及社会规范三种渠道来部分影响老年人的正规风险金融市场参与。研究结论为老年人参与金融市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视角。据此，政府应充分关注社会互动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于老年金融市场的效用，发挥内生互动机制在降低信息关注成本、提升金融素养与建立合理风险偏好上的积极作用，从而提高家庭金融健康水平，改进投资策略、控制投资风险、提高资产收益、促进金融市场繁荣。     

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简述了我国家庭金融的发展概况以及家庭金融风险资产的"有限参与之谜",运用中国金融调查数据分析了我国家庭资产选择的特征,并运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因素。本文研究发现,我国居民非金融资产持有率远高于金融资产,房产是居民持有率最高的非金融资产,资产配置不平衡,房产持有和社会保险都对居民参与股票市场造成影响。     

居民房产支出对其金融参与度的影响分析

我国居民家庭总资产逐年提升,房产也成为居民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作为家庭资产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资产,特别是风险资产,其持有比例却并未同比例上升.因此研究房产支出如何影响居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对改变家庭资产配置的失衡状态至关重要.     

商业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的微观数据

商业医疗保险能降低家庭医疗支出不确定性,是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19年CHFS数据,实证分析商业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持有商业医疗保险能显著提高中国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占比与多样性,并且商业医疗保险对东部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健康在商业医疗保险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即商业医疗保险能够通过提高家庭健康状况来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基于此,为引导家庭合理配置风险金融资产,政府应完善商业医疗保险体系,扩大商业医疗保险覆盖面,同时完善金融市场,加大对保险及金融知识的普及力度。     

数字经济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家庭资产是提升生活品质、应对未知危机的关键保障。在通胀的背景下,人们积极探索各种金融投资方式以实现财富的增值和保护,因此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日益提高。数字经济是指以信息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计算机网络为重要信息载体,以有效利用信息和传播技术为提高效率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驱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覆盖面广、服务门槛低,符合家庭参与金融市场以实现财富保值增值的愿望,对家庭金融资产分配的影响日益显著。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我们发现,数字经济显著增强了家庭对投资金融市场的意向,也有效地提升了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占比。进一步,通过加入宏观经济变量和替换变量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经过多元化的样本差异化研究发现,数字化经济发展对于高等教育背景的家庭、城市居民及东部的社会群体的财务资源分配有更为显著的影响力,这与当前中国社会的家庭进步趋势和社会经济特征相吻合。本研究从政府、家庭和金融机构三个角度提出了一些建议,为进一步深化数字化经济变革,优化我国家庭的金融资产管理方式提供一定借鉴。     

社会保障对我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福建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西南财经大学于2015年开展的第三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中福建省数据,实证分析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与家庭持有社会保障状况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社会保险持有种类与风险金融资产持有量之间具有密切联系,家庭持有社会保险种类每增加一种,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量平均增加约1.5万元;社会保障对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在城市家庭中较为显著,而在农村家庭中并不显著;其他相关变量中,风险态度和资产总量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仍有显著影响。     

住房负债与家庭风险资产选择北大核心

家庭住房负债水平的提升可能会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正规住房负债与非正规住房负债对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本文利用2013—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正规住房负债显著促进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非正规住房负债显著抑制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选择。其中,有息借贷家庭受到的抑制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表明:财富水平是住房负债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正规住房负债对经济发达地区家庭、多套房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非正规住房负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家庭、一套房家庭风险资产选择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本文从住房视角为非正规金融领域研究提供了文献补充,为规范资本市场、防范债务风险、突破家庭财富约束等方面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宏观事实与微观机制

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不仅能够通过“人口红利”影响经济增长,也能通过金融资产需求作用于金融结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首先,本文基于宏观数据发现人口年龄结构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伴随老年人口占比的提高,金融结构更偏向间接融资,且以金融行为来衡量的风险偏好程度显著下降;其次,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微观主体对金融资产需求的角度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对金融结构的影响机制,分析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风险资产参与行为及风险态度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老年人口占比越高,家庭参与股票或基金投资意愿及比重越低;对于已持有风险资产的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高,家庭风险资产持有比重会降低。此外,家庭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风险态度,家庭老年人口占比提升会显著降低风险偏好程度,这是其影响家庭风险资产参与行为的重要渠道。     

上山下乡经历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家庭和个人层面数据,考察了户主的上山下乡经历对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显著提高了家庭对于股票及广义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概率和投资规模。机制分析表明,此经历主要通过提升家庭投资的风险偏好和投资能力来影响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分样本讨论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风险金融投资产生的正向影响在高人力资本、高收入和高社会资本群体中更为显著。     

金融素养、家庭财富与家庭创业决策

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了金融素养、家庭财富与家庭创业决策三者之间的关系。整体上,金融素养的提高显著增加了家庭参与创业的可能性,但家庭参与创业面临着"财富约束效应";而金融素养对家庭财富具有替代作用,提高金融素养有效缓解了家庭的"财富约束效应",促进家庭参与创业。同时,研究发现家庭财富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并不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但金融素养更能缓解农村家庭创业所面临的"财富约束效应"。另外,提高金融素养能有效缓解家庭的信贷约束,增加其风险偏好,间接地促进创业。     

私人信息、公开信息与中国的金融市场参与

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家庭对金融市场的有限参与是制约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015年中国绝大多数家庭未能参与金融市场。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考察了私人信息和公开信息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以及两者的影响差异。基于2015年CGSS数据集的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拥有金融市场私人信息或者能够充分获取公开信息都会显著提升其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家庭获取公开信息的渠道越广泛,经由各种渠道获取的公开信息越多,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就越高。总体而言,充分获取公开信息比拥有私人信息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更大,这是源于个体对两种信息质量预期的不同。公开信息具有比私人信息更广泛的信息来源和更强的可验证性,这提升了家庭对公开信息质量的预期,为其提供了参与金融市场的更大激励。对中国而言,改善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效率以及政策承诺的可信性有助于提升家庭对公开信息质量的预期,从而鼓励家庭参与金融市场。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与金融结构变迁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1992-2011年间的时间序列和协整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对金融结构变迁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社会保障支出显著地影响金融结构的变迁,不断增加的社会保障支出能够显著地提升股票、债券、保险等非货币资产在金融机构总资产中的占比;社会保障支出是引起股票资产占比、债券资产占比、保险资产占比的格兰杰原因,反之,股票资产占比、债券资产占比、保险资产占比不是引起社会保障支出变动的格兰杰原因。     

住房公积金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2013年CHFS的实证研究

作为我国重要的住房保障制度,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鲜有研究。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probit和tobit模型,检验住房公积金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住房公积金能显著提高有房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和投资比重,但是对无房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则无显著影响。研究其影响机制发现,住房公积金会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增加户主风险偏好,从而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本文研究结论对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引导居民家庭合理投资风险金融资产和实现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有借鉴意义。     

住房资产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住房资产与金融资产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逐渐向住房资产金融产品化发展,成为一种新型金融产品,呈现出货币化和金融化的趋势。本文使用probit模型、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中介效应以及调节效应,采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问卷调查微观数据(CHFS)对住房资产价值细化,从住房增值、住房贷款和住房总值三个方面对居民家庭风险金融市场进入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住房总值和住房增值对居民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住房贷款对其具有正向影响。(2)住房贷款对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有负向影响,住房增值和住房总值对其有正向影响。(3)幸福感在居民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和住房增值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安全感在居民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和住房贷款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未来预期在居民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与居民家庭是否拥有住房贷款中存在调节效应。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完善金融市场和优化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政策建议。     

党组织参与治理与国有企业金融化

本文基于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视角分析党组织参与治理在解决国有企业金融化中的作用,并以2006—2018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方面,通过整合金融化“预防性动机”“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构建综合的机制分析框架。实证研究发现,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治理,有效抑制了企业金融化的“投机动机”和“盈余管理动机”,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的效果在“讨论前置”实施前后、不同层级国有企业间以及不同方式的“双向进入”安排中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金融资产收益率没有影响,但显著提高了风险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本文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情境下公司治理理论,为抑制国有资本“脱实向虚”、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