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变迁视域下产业扶贫向产业振兴演进研究

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是精准扶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其中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在融合中向产业兴旺演进是重中之重.本课题探索产业演进的逻辑理据,追索产业演进的价值内核,分析产业演进的理论模式以及实践路径.     

我国农村扶贫投入制度的变迁及其启示

制度一直指导着我国的农村反贫困行动。改革开放以后,受贫困对象的特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国际国内发展理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农村扶贫投入制度不断变迁,并呈现阶段性的特征。制度的创新与发展给未来扶贫工作许多启示：应当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鼓励全社会参与并实行开放式扶贫。     

产业扶贫成败的多重逻辑及其组合研究——基于42个典型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产业扶贫的效果会受到多重逻辑的影响,但这些逻辑是如何组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仍未得到充分解答。基于多重逻辑的分析框架,对42个产业扶贫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自然资源禀赋、间接型政策支持、市场环境和利益分配秩序是其成功的必要条件,同时市场逻辑可有效地防止产业扶贫失败;产业扶贫呈现出五种典型的发展模式,包括间接政策支持的外部市场主体带动模式、单纯的外部市场主体带动模式、全方位政策支持的内部经济组织带动模式、间接政策支持的外部市场主体和内部经济组织带动模式、直接政策支持下市场导向的内部经济组织带动模式。上述发现蕴含了五个带有规律性质的命题,即当前产业扶贫具有较强的政策建构性、企业带动模式可摆脱对政府的直接依赖、乡村自我发展需要外部力量介入、局部逻辑缺陷可由多重逻辑的系统效应弥合、产业扶贫的成功存在不可突破的约束条件。建立这些命题不仅有助于把握当前产业扶贫的运行规律,还可为继续推动贫困地区的产业兴旺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我国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决策过程分析——以多源流分析为视角

财政转移支付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平衡中央—地方以及区域间财力不均的制度,我国专项转移支付又始终占据着财政转移支付的重大比重。专项转移支付在确定资金转移地区,资金转移项目以及每个专项拨款多少的标准是如何确定的?这些都取决于专项转移支付的决策过程。文章通过多源流分析视角来探析我国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的决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了解我国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的决策过程。     

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制度改革逻辑

研究目的：依托多源流理论和国家视角，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制度改革及其驱动因素，并依据现代性为当代土地制度改革提供借鉴。研究方法：历史制度分析、定性比较分析。研究结果：理论层面，铁制农具、灌溉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发展冲击既有的宗法分封与井田制，引致“礼崩乐坏”与诸侯纷争，以土地私有化和实物地租为核心的改革激活农业生产并提升国家能力，服务于战争导向并推动了大一统国家的建设。实证表明，“公族斗争—现实主义—经济主张—社会生产”是推动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制度改革的4个核心动因，土地制度改革是生产矛盾推动意识形态变革实现经济目标的产物，核心作用是使生产关系重新与生产力相匹配，其驱动由春秋时期的合法性转向战国时期的自主性，以中央集权为极重要动力。研究结论：土地制度改革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结构改变的必然结果，源于国家主导的多源流驱动，必须有效发挥国家力量，识别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变迁逻辑。     

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产业扶贫与生态扶贫耦合协调分析

[目的]通过对内蒙古农牧业产业扶贫与生态扶贫耦合协调性和协调路径进行分析,旨在为内蒙古农村牧区在绿色低碳发展方式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可行性的方案。[方法]文章通过构建产业扶贫与生态扶贫的耦合关系模型,以2004—2019年为时间维度,进行实证分析和探讨两者耦合发展趋势,并以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作为衡量扶贫成效的指标,综合分析内蒙古农牧业产业扶贫与生态扶贫的发展路径。[结果]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内蒙古农牧业产业扶贫与生态扶贫协调发展关系存在反向耦合和正向耦合两个阶段。2004—2019年内蒙古生态环境和产业发展综合指数稳定提升,且生态环境系统波动性较大,生态建设综合水平高于产业水平;15年内蒙古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耦合状态可分为4个阶段,即严重失调阶段（2004—2009年）、中度失调拮抗阶段（2010—2011年）、轻度失调磨合阶段（2012—2015年）、低水平协调阶段（2016—2019年）,并对各阶段发展特征和成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分析了牧民收入与三个产业增加值的灰色关联度,证明了与牧民人均纯收入灰色关联度最大是第一产业,其次是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关联性最弱;第一产业关联度基本不变...     

产业精准扶贫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研究——基于14个贫困县的调查

[目的]准确把脉产业精准扶贫工作。[方法]通过构建产业精准扶贫评价体系,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法,从产业精准扶贫关键环节选取关键指标;确定指标及其权重,建立评价模型;按照模型计算得到产业精准扶贫综合评价分值。[结果](1)从综合得分看,重庆市丰都县综合得分显著高于其他调查县;(2)从产业选择精准看,农业增加值指标位列前茅的县中有些综合得分却不高,存在"扶农不扶贫""产业不带贫"现象;(3)从经营方式精准看,新型经营主体带贫指标位列前茅的县综合得分也位列前茅,是产业精准扶贫的关键节点;(4)从支持方式精准看,产业扶贫资金投入指标权重对产业精准扶贫影响最大,变"输血"为"造血"的支持方式成效日显;(5)从贫困人口受益精致看,家庭经营性收入增长情况直接反映产业扶贫效果,但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影响下存在不稳定性,应综合其他指标进行评价。[结论]为产业精准扶贫评价工作提供了方法参考和政策建议。     

多源流理论视角下老年数字鸿沟治理政策分析

数字中国建设正稳步推进,但老年人使用技术的困难却经常被决策者忽视,以至于解决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困难的政策时至今日才进入决策议程.本文基于约翰·金登的多源流理论视角,发现当政策之窗开启,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共同推动解决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困难的政策进入决策议程,其中问题源流起到关键性作用.     

产业精准扶贫的主体培育:基于治理理论

伴随产业扶贫政策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逐渐形成了一条“产业精准扶贫”新路子。近年来,湖南省引入现代治理理念,推进产业精准扶贫的参与主体多元化、主体参与方式多样化和参与模式创新化,取得了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但在产业精准扶贫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境:意识困境、利益困境、信息传导困境和政府失灵困境等。需要在现代治理理念下,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多元贫困主体参与意识和内生动力;扶持产业龙头企业,通过财政杠杆牵引跳出利益困境,增强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能力;瞄准贫困户真正需求,创建需求表达机制破解信息传导困境,精准定位扶贫产业;加强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扭转政府失灵,提升产业精准扶贫中的政府执行与监管力度;完善参与主体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贫困地区产业高效发展,让贫困户得以“真脱贫、脱真贫”和可持续脱贫。     

龙头企业参与产业扶贫的进化博弈分析

本文借助于产业扶贫模式,讨论龙头企业参与扶贫过程中的行为,首先建立了龙头企业群体之间博弈模型,在有无政府监管的情形下,分析其进化稳定策略和动态复制方程,以判断龙头企业所采取的最优决策;其次建立了龙头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收益矩阵,分析其进化稳定策略。并通过对龙头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博弈分析,为落实政府扶贫政策、促进龙头企业积极参与扶贫提供了几点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培育的模式与内在机制——基于定西市安定区安置点的调查分析

十三五时期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已经全面完成,为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现在已经进入到加大后续扶持力度,巩固拓展易地扶贫搬迁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阶段。文章以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为调查对象,对其在后续产业培育过程中形成的发展模式、主要举措、内在机制和成效进行总结。同时也深入分析了安置区后续产业培育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最后,从因地制宜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等方面,构建了后续发展的政策框架体系,也为其他地区的后续扶持提供经验借鉴。     

产业扶贫、收入增长和家庭教育支出——基于产业扶贫示范试点项目的准实验研究北大核心

产业扶贫是促进贫困人口增收和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产业扶贫示范试点准实验研究项目,借助双重差分(DID)模型,利用3省7县652户两期微观农户面板数据,在产业扶贫促进贫困人口增收的背景下,探究其对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扶贫对家庭人均校外支出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对家庭人均校内支出作用不显著,安慰剂检验进一步加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机制分析发现,产业扶贫主要通过提升低收入家庭人均纯收入,缓解家庭教育需求约束来促进家庭人均校外支出。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父母主管孩子教育的家庭和成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产业扶贫对人均校外支出正向效果更好。从地区分组来看,产业扶贫在原深度贫困地区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作用效果较弱。因此,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一是应继续通过扶持新型经营主体的方式进行产业帮扶;二是要继续注重构建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各方共赢;三是注意引导教育方式,提升家长对子女教育重视程度以及让父母深度参与子女教育;四是要继续注重对原深度贫困县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产业发展扶持,以便实现缓解相对贫困和城乡协同发展的政策目标。     

新中国70年产业扶贫政策:演变路径、经验教训及前景展望

产业扶贫是实现持续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产业扶贫政策经历了基础夯实、起步摸索、雏形确立、加速推进、精准施策五个阶段,在产业扶贫推进过程中,各地区持续改善产业扶贫基础环境,结合实际创新推进模式,坚持政府主导各界参与的多元形式,实施差异化的支持政策,为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决定性成就提供了有力支撑,与此同时,也面临趋同化现象明显,益贫性仍然较低,政府和市场边界相对模糊等问题。今后,产业扶贫仍将是消除绝对和相对贫困人口的重要手段,更是促进乡村产业全面振兴的重要路径。展望未来,在扶贫产业迈向产业兴旺的进程中,产业的特色化与差异化将更加凸显,多元化与创新性的推进模式机制将不断涌现,全方位与立体式的促进乡村振兴将加速实现。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产业扶贫的现实困境及实践出路

精准扶贫是我国解决农村地区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为巩固精准扶贫成效,构建长效机制,推进农村产业扶贫是一个有效路径。当前农村产业扶贫面临的主要困境在于产业选择是否符合本地实际,扶贫资本是否能够达到最大效用,基础设施等隐性投资如何解决,针对这些困境,政府部门需发挥主导作用,科学规划并整合资源,探索多种投资模式,带动农村地区产业发展。     

我省农村产业扶贫初探——以对8个村产业扶贫调研为例

本文在对林甸、桦南、青冈和甘南等4个国家级贫困县的8个贫困村进行走访和调研,介绍了8个村当前的产业扶贫模式,分别是"企业(公司)+基地+贫困户""新型经营主体+基地+贫困户""金融扶贫+贫困户""特色产业+贫困户""电商产业+贫困户"和"乡村旅游+贫困户",从而分析我省产业扶贫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加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和加速一体化进程,继续加大资金、项目和政策整合力度,继续加大贫困村产业基地建设,继续加大重点龙头企业建设和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农村扶贫政策变迁及减贫机理

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农村扶贫政策推动了绝对贫困的大规模消除,阐释政策变迁、解开政策减贫“秘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构建“场域—形式—行为”政策变迁分析框架,阐释农村扶贫政策变迁及减贫机理。研究表明,农村扶贫政策经历了从着力解决温饱、致力总体小康、奋力全面小康,再向乡村振兴过渡的历史分期。在“减贫战略—农村改革—理念转型”场域中,农村扶贫政策通过渐进式政策更替、层叠、漂移、转换变迁保持存续和稳定,持续塑造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贫困人口内生发展的行为者行为,促进贫困人口内生发展、摆脱绝对贫困。农村扶贫政策稳定是消除绝对贫困的关键,这为刻画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也为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的政策稳定提供了必要的经验。     

脱贫攻坚期间产业扶贫贡献率研究——基于28个贫困县的调查

做好产业扶贫贡献的识别和测算,既是脱贫攻坚成效总结的重要部分,也是稳步推进脱贫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需要。在界定产业扶贫贡献范围、明晰产业扶贫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2020年7省28个贫困县的抽样调查数据,对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期间的产业扶贫贡献率进行分析和测算。结果发现,(1)产业扶贫对贫困县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的贡献率分别为13.3%、17.1%,对贫困人口下降贡献率为37.6%。(2)行政村支柱产业发展有起色,带贫能力明显提高。2019年的样本村村支柱产业年度产值比2015年提高了95%,产业扶贫对村集体经济收入的贡献率从18.7%提高到28.2%。(3)产业扶贫主要通过增加农户的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实现收入增长,其对2019年贫困户、非贫困户人均收入的贡献率分别为37%、33%,对2015—2019年间贫困户、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7.6%、52.3%。因此,本文建议以壮大产业、提升价值及带贫能力为重点,推动乡村特色产业为脱贫地区群众增收持续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