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金融超发展”北大核心CSSCISSCI

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毋庸置疑,但若金融发展超过实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是否反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金融超发展"的概念,意指当金融部门发展相对于实体部门发展"超"过一定程度,会带来资源的次优配置,并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不利于经济的增长。通过修正的AK模型,本文对"金融超发展"的机理进行了阐述,并选取不同区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FD-GMM)方法对中国是否存在"金融超发展"现象进行了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之后,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若金融部门超过实体部门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作用。     

人力资本偏向金融部门如何影响实体经济增长？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银行和生产性企业的两部门增长模型,本文系统考察人力资本偏向金融部门如何影响实体经济增长,并利用2008年中国经济普查数据、2003-2015年地级市数据及201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开展实证检验。理论分析表明,人力资本在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之间的配置结构对实体经济增长存在两种效应,依次为资本“挤入”效应和创新“挤出”效应,进而导致人力资本配置情况与实体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随后,计量结果为上述理论推断提供了系列经验证据,且机制检验证实人力资本配置到金融部门有助于促进信贷规模扩张。特别地,反事实框架的测算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有效配置将提升实体经济增长率约0.45%,而且贡献率随经济发展更加凸显。本文结论表明,应理性看待人力资本向金融部门的不断聚集,不以简单线性关系进行判断,要综合权衡资本“挤入”效应和创新“挤出”效应的相对重要性。     

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稳定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2001-2020年的动态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不同实体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及作用机制。通过构造金融稳定指数,进一步论证金融稳定对实体杠杆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实体杠杆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不同部门杠杆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拐点”有所不同。机制检验发现,居民杠杆、企业杠杆和政府杠杆分别通过“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渠道影响经济增长;金融稳定性的提升能够正向调节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高实体杠杆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拐点”。上述结论对我国经济增长和杠杆调控具有一定政策启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部门杠杆异质性,细化实体杠杆的调控方向,进一步优化杠杆结构,以期实现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双重目标下的动态平衡。     

发现新的增长源泉：金融市场化

实体经济部门需求和金融部门的供给的高度不匹配,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依靠传统的国企投资来拉动,已不再奏效,低效率和泡沫泛滥的并存,经济增长难以为继。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民企的内源性融资是否还能持续下去？近年来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金融市场化的实践,表明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的竞争解决不对称信息问题,把过去银行认为不符合贷款条件的无效融资需求最大限度的转化为有效需求,就能够有效地降低民企的投资扩张的临界点,形成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因此,不仅仅依靠利息率市场化的调整,而更需要通过金融机构之间的积极竞争,从而填补金融市场的供求缺口。     

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以陕西为例

实体经济部门需求和金融部门的供给的高度不匹配,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金融市场化的实践,表明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的竞争解决不对称信息问题,把过去银行认为不符合贷款条件的无效融资需求最大限度的转化为有效需求,就能够有效地降低民企的投资扩张的临界点,形成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本文在分析这一领域研究成果和统计方法不足的基础上,以2000—2010年为样本,采用协整分析与灰色关联度分析结合的方法,对陕西金融市场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虚拟经济繁荣与实体经济放缓：金融化的分层解释与治理

虚拟经济繁荣与实体经济放缓具有共生性。资本管制放松、货币扩张与低利率条件下的金融化导致虚拟经济繁荣。金融化分层特征表现为:经济货币化和债务化加深、金融部门膨胀和非金融企业与家庭金融化。我国金融化特征包括:经济货币化程度高企和杠杆率快速攀升、银行业主导的泛金融部门膨胀、房地产金融化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金融化并不能改变实体经济增长放缓的长期趋势,过度金融化反而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造成多重不利影响。经济虚拟化和资本金融化的正向反馈机制和基于风险与收益的跨期选择决策机制可以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为金融化提供解释。西方各国金融化治理的关键在于打破垄断金融资本权力主导的制度框架。我国的金融化治理对策包括:宏观上控制信贷投放规模和有效区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货币需求,中观上控制房地产等泛金融部门膨胀,微观上加强对企业的金融审慎监管。     

内生金融发展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

本文通过吸收内生增长理论思想,修正了外生技术进步假设,建立了一个内生金融发展的二元经济增长封闭模型.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部门资本存量及其积累速度.实现二元经济总产出的增长.但是,受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配置资本内在机制的影响,金融资源配置在部门之间会出现流动性失衡,而这种失衡最终会在促进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强化二元经济结构.研究还发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会促进二元经济的良性转化,但受生产要素配置比例的影响,劳动力转移速度受农业部门资本存量增长速度和非农业部门产出增长率的限制.     

异质金融中介、资产价格与宏观经济波动

通过构建DSGE模型,探讨包含影子银行在内的金融中介机构、资产价格和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金融中介机构自身净值变化通过资产价格和杠杆率向实体经济传播的机制.结果表明:增加金融中介净值比直接放松信贷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作用更大,引入影子银行后的双中介模型对金融部门和宏观经济变量形成放大效应,对影子银行监管的严格程度也会对金融经济变量产生不同影响.因此,决策者需在限制影子银行规模、维持金融稳定和放宽对影子银行监管、促进经济增长之间进行权衡.     

金融发展与二元结构转型——基于两部门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两部门模型,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模型,讨论了该模型的均衡增长路径,并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特别是二元结构转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金融部门产出的持续增长可以促进经济二元结构的转化,而提高金融部门效率也可以推进二元结构的转换.     

浅析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讨论

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但是在新时期下,金融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实体经济则无人问津,面临着发展中的困境,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金融经济的健康发展,会有效地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带来活力;当金融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时,就会导致资金空转,最终导致风险的积累和爆发,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在我国经济新常态和经济发展速度降低的背景下,结合本人学习的实际以及个人的思考,对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变革

企业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满足利益相关群体和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挑战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进行一次职能的变革：它不再限于事务性工作的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肩负起为企业赢取竞争优势而保障一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使命。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参与企业的战略规划，要充当保持和发展企业凝聚力的使，而且必须应用先进技术和业务外包改善工作绩效。     

试论税务机关代位权的实现

税收代位权制度是税法对民法债权保全制度的移用,税务机关实现代位权不仅要符合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要结合税收债权的特点,充分考虑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和税收征收行为的行政性特点,确定其实现的条件、期限、方式和途径。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论征收草场使用费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草原,应该遵循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科学地评定草场等级,征收草场使用费,专门用于草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Stakeholder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voting right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e propose a new approach to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f stakehold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a simple economic model of the firm, with an objective function to maximize its market value. We look at the marginal claim of each stakeholder on the assets of the firm. It divides the voting rights based on the change in value of each stakeholder with a one dollar change in the value of the firm as a whole. We translate these conditions to relative voting powers on the board. While there are many claims in the academic and popular literature on sharing voting rights on the board, our paper is the first to propose a quantitative dynamic model of the power sharing in the corporation.     

论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模型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在成长过程中的强外生性及其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所面临的整体经济的转轨性，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必须采取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的模型选择上，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的制度变迁模式是最优模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