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性人格特征对家庭金融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论文主要分析了家庭的开放性人格特征对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采用了"大五"人格特征维度下的开放性维度衡量开放性人格特征,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发现家庭的价值观越开放,家庭参与金融市场投资的可能性越高;收入越高,开放性人格特征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就越大。此外,开放性人格特征的边际效应从东部到西部递减,东北地区例外。论文还发现了从开放性人格特征到家庭金融参与的一条重要影响路径——课外阅读。最后指出,政府要重视开放性人格在金融市场投资中的作用,培养具有开放性人格的青年,为解决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率低、中国家庭储蓄率居高不下等问题提供一个可行的思路。     

浅析金融中介对家庭参与股票市场行为的影响

随着全球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等金融中介的迅速发展,家庭的财富结构和资产选择行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过程中,金融中介在辅助家庭参与股票市场、节约交易成本、消除信息不对称以及降低参与成本增加福利价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中介在促进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作用,随后从参与成本的角度将金融中介的作用纳入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的分析框架,从理论上解释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间接参与“之谜,最后探讨了金融中介在促进家庭参与股市行为的现实意义和对发展资本市场的政策启示。     

浅析金融中介对家庭参与股票市场行为的影响

随着全球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等金融中介的迅速发展,家庭的财富结构和资产选择行为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过程中,金融中介在辅助家庭参与股票市场、节约交易成本、消除信息不对称以及降低参与成本增加福利价值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中介在促进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作用,随后从参与成本的角度将金融中介的作用纳入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的分析框架,从理论上解释家庭参与股票市场的"间接参与"之谜,最后探讨了金融中介在促进家庭参与股市行为的现实意义和对发展资本市场的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基于链式多重中介效应的分析

随着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数字普惠金融逐渐走进居民家庭。基于此,文章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存在显著正向作用。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分别通过金融素养、风险偏好和收入水平、家庭消费性支出两条链式中介路径正向促进家庭投资多样化。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动金融知识普及,刺激消费性支出,优化互联网投资渠道并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金融中介、非正规金融与现金价值

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影响了商业银行利用金融资源的效率,致使投放到企业中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除正式的金融制度安排外,非正规金融形式也是重要的融资形式。以我国上市公司1999-2005年的数据为样本,本文研究了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金融资源和以商业信用为主的非正规金融资源之间的资金效率问题。结果发现,对于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的确通过商业信用来缓解融资约束,两种融资渠道存在替代性关系;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的资金效率低于以商业信用为代表的非正规金融的资金效率。     

金融中介演进——基于金融创新视角的分析

金融创新作为金融中介发展的直接动因,对金融中介演进的影响表现在一般性和差异性两方面。金融创新的发展也对其风险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银行与基金:金融中介发展趋势分析

从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到基金等中介的兴起,都是交换与分工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金融中介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市场和其他中介的竞争压力;同时,金融管制的不断放松,全球金融逐渐走向自由化为金融中介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条件,这些就是金融中介不断演变的内在规律。对金融中介演变规律的理论解释是基于三条线索展开的。     

金融素养、创业行为与农民收入——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论文基于2019年内蒙古通辽市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工具变量和中介效应法,从农民创业的中介效应视角实证检验金融素养的增收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素养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且这种影响在纠正了内生性后依然存在;金融素养通过影响农户创业行为,进而实现收入水平向上流动,创业在金融素养的增收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2%。因此,政府将提高农民金融素养水平作为公共政策的瞄准目标,不仅可以通过提高农民家庭创业率为经济转型提供内生动力,还可以促进农民收入水平的增长,这将对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脱贫成效的巩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金融中介功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金融中介功能的发挥可能会减轻市场摩擦,影响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金融在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功能出发,探讨了金融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这些思想对于推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

基于2012-2016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匹配数据,考察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决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家庭的创业意愿,而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所面临的信贷约束、信息约束和金融知识约束来实现。同时,相对于东部地区高收入家庭和农村中的高教育水平家庭,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创业的促进效果在中西部地区低收入家庭和城市中的低教育水平家庭更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数字金融普惠性和包容性的特征。     

数字金融、家庭财务脆弱性与返贫风险——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数字金融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以及家庭财务脆弱性的非线性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呈U型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返贫风险先下降后上升。第二,数字金融防返贫非线性效应的中介机制是通过家庭财务脆弱性实现的,数字金融的适度运用有利于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防止家庭陷入贫困,但滥用会加剧家庭财务脆弱性,增加返贫风险。第三,金融素养较低、收入较低以及处于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家庭更容易遭受数字金融带来的负面影响。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推广应用数字金融的同时,注重防范金融风险;坚守数字金融的普惠本质,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对促进共同富裕的正向效应;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提升居民的金融素养和抗风险能力。     

当前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特征及其优化路径

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尽可能地提升资产价值进而提高生活质量,是现代家庭不得不直面和重视的问题.本文试图认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特点,在了解各类人群金融投资需求并剖析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路径选择,意义在于不仅可以认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特点,也可以在完善我国居民资产选择行为理论的同时,为金融投资工具创新指明方向,并为政府和金融中介引导居民进行合理的投资提供一定的建议.     

蒙古族大学生人格特征与健康人格培养

人格的发展是不断整合的过程,是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完成的。为了解蒙古族大学生的人格特征以及探索蒙古族大学生人格培养途径,研究采用中国大学生人格量表对蒙古族大学生的人格特征进行调查分析,结果发现蒙古族大学生在爽直、坚韧和处世态度三个因子得分显著高于汉族大学生;蒙古族男生在活跃因子上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在严谨因子上得分显著低于女生;预科转普通班在活跃因子和处世态度因子上得分显著低于整班建制班;蒙古族大学生只在处世态度上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针对以上特征,本文从心理和社会行为的层面探索了蒙古族大学生健康人格培养的对策。     

金融创新、基本普尔分析与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

本文将金融创新因素纳入基本普尔分析之中,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两个基本结论:(1)在金融创新发展的初期,总需求冲击方差相对于货币需求冲击方差仍然较大,同时IS曲线相对LM曲线会变得更加陡峭,此时中央银行将优先选择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2)在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阶段,货币需求函数将变得极不稳定,以致于货币需求冲击远远超过总需求冲击时,无论IS曲线和LM曲线的斜率如何,选择利率充当中介目标将变得更加有吸引力。就我国而言,现阶段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目标还是较优的选择;长期来看,利率作为中介目标也会因金融创新而失效,一个可行的选择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度。     

数字金融发展对老年家庭金融健康的影响研究

基于宏微观匹配数据,从多维数字鸿沟视角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老年家庭金融健康的影响程度及其微观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老年家庭金融健康水平整体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城镇地区高农村地区低”的分布特征;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老年家庭金融健康;作用机制在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缓解融资约束、优化风险识别能力,并提高金融操作便利性。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还表现出一定的普惠性特征,但尚未打破空间限制,仅对城镇等互联网发达地区及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非贫困家庭的金融健康水平产生了更显著的作用,充分体现了破除老年数字鸿沟的紧迫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基于贫富差距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贫富差距的视角,运用Bootstrap法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和广义矩估计,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体系波动幅度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先扩大后缩小,在截面上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贫富差距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金融稳定的中介路径之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缩小贫富差距,并通过其对金融稳定产生正向冲击;数字普惠金融与贫富差距会产生交互效应,并对金融稳定产生负面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与金融稳定之间存在内生性关联。因此,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发展不仅要降低金融排斥,还要完善宏观审慎金融调控框架,缩小贫富差距以维护金融稳定。     

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资产规模：指标构建与机制检验

金融的数字化为金融的普惠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居民的数字金融能力决定性了其能否有效地使用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本文使用2015年、2017年、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资产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力的提升能够显著扩大家庭的资产规模;提升数字金融能力对于扩大低文化程度、老年户主家庭资产规模的作用更为明显;数字金融能力的提高对不同户口类型家庭金融资产规模的影响存在差异,对非农业户口家庭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金融能力通过促进家庭的风险市场投资行为、扩大家庭风险市场投资规模以及增加家庭财产性收入尤其是金融资产收入等路径扩大家庭资产规模;数字金融能力存在反“马太效应”,资产规模较小的家庭通过提升数字金融能力能够更明显地促进家庭资产的增加。提升数字金融能力有助于缓解金融排斥现象,在增加居民财富的同时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金融素养、家庭杠杆率与家庭消费

本文采用2014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因子分析中的极大似然法,构建了金融素养综合指数,以此来全面反映家庭的金融素养水平。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金融素养、家庭杠杆率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金融素养的提升不仅可以增加家庭消费总支出,还可以带动家庭享受型消费支出的增长,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并且,与城镇家庭相比,金融素养的提升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更大。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金融素养的提升可以通过家庭债务杠杆率途径,促进家庭消费支出增长和改善家庭消费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