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非正规金融是否提高了农户的信贷可获性?——基于江苏1202户农户的调查

本文基于江苏省农村地区1202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非正规金融是否提高了农户的信贷可获性。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的服务对象以及借款用途具有显著差异,二者在功能上存在一定的互补性,非正规金融扩大了农村金融市场的服务对象,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非正规借贷显著降低了农户受到信贷约束的概率,进而提高了农户的信贷可获性。因此,中国应该尽快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快农村非正规金融合法化的进程。     

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非线性研究——基于PSTR模型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研究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呈现鲜明的门槛特征。在门槛值前后,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和贫困深度的影响由促进转变为抑制,并且抑制效应随着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增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贫困强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过门槛值之后,其促进农村贫困强度降低的速度有所提升,但提升的幅度不明显。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地区差异显著,考察期间,除青海、宁夏、海南3个省域外,其他省域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为各自地区的农村减贫做出了积极贡献,且尤以河北、辽宁等9个省域最为明显。     

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问题及对策

我国的经济结构呈现典型的城乡二元制,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农村金融则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农村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但当前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仍然存在诸如信贷资金不足等多方面的问题,促使延续了几千年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因此,研究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问题及其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良性发展十分重要.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交易费用分析

农村非正规金融在我国非常普遍.本文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交易费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由于我国农村的特征以及农业生产的特性,非正规金融在信息、执行和监督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交易费用远低于正规金融.由此引出,政府应对非正规金融予以引导、规范和发展.     

非正规金融效应视角下农村经济增长率研究

在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并存的二元结构框架下,本文利用霍奇曼“向后弯曲的贷款供给曲线”对非正规金融效应由“补充”到“挤出”转变的整个动态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构建“两部门模型”,对两种效应下农业部门产出增长率与非正规金融规模比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补充效应下非正规金融规模比例的上升对农业部门产出增长率具有正的效应;而挤出效应下农业部门产出增长率会随着非正规金融规模比例的上升从“递增”变为“递减”;二者存在着一种“倒U”关系.     

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基于CFPS2010～2018数据的实证研究

社会网络作为我国传统的社会资本形式,是研究经济个体行为的重要内容。基于CFPS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五个年度28620个样本数据,采用面板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网络显著促进了农户参与非正规借贷而抑制正规借贷的行为,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验证了研究结论;进一步进行门槛效应检验表明,社会网络对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存在典型的“U”型关系,当正规借贷规模门槛达到30000元、非正规借贷规模达到3800元后出现拐点,此阶段后社会网络将会促进农户参与正规借贷而抑制非正规借贷行为。鉴于此,发挥社会网络优势利于缓解正规借贷供需矛盾,对于厘清正规借贷和非正规借贷的边界并应用于政策指导具有现实意义。     

利率市场化改革如何影响了农村正规金融对非正规金融的替代性?

本文基于"技术内生效应"的视角研究了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农村正规与非正规金融替代性的影响。本文指出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农村正规金融利率调整的效应有三种,分别是直接名义收益效应、农户类型异质的借款人结构类型效应和正规金融机构解决信息不对称与监督问题的技术内生效应,这三种效应导致农村正规金融对非正规金融的替代呈倒"U"形关系。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正规与非正规金融替代性主要不是源于利率价格变动的名义收益效应,而是与信息不对称问题密切相关的借款人结构类型效应与技术内生效应。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农村利率市场化改革要考虑普惠金融与金融精准扶贫的有效性,同时要考虑农村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并做好激励机制设计。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影响效应基于2017CHFS数据实证分析

目的 发挥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的效应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熵权法和VEP构建了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和期望贫困脆弱性指数,利用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在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均有显著的负向效用。结论 一方面随着脆弱性的提高,该效应呈上升趋势,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达到稳定脱贫之目的;另一方面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脆弱性大幅度提高,意味着相对贫困人口仍是今后扶贫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时索贝尔中介效应检验指出,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进而发挥稳定脱贫作用。     

关于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思考——基于现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数量和规模分析

2012年中央1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要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持续增加农村信贷投入,发展多元化农村金融机构,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服务领域。国家政策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合法化发展,以及快速进入农村金融服务领域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自然灾害如何影响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基于CFP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际,如何巩固脱贫成果成为未来反贫困工作的核心。而自然灾害的冲击,是其重要的风险因素。本文首先在理论上详细探究了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理,其次基于2010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FGLS和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结果显示,自然灾害显著地增加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从农户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异质性分析来看,政府补贴、多元经营、高受教育程度能够减轻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在更换贫困线及脆弱线标准后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家庭收入因素是自然灾害影响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农户健康、交通运输因素次之。最后,依据研究结论,本文建议要重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监测,加大保险力度及完善路面交通体系,并倡导农户开展多元经营、提升人力资本。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理论及其实证研究

国家控制下的农村金融是转轨经济中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制度背景。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非正规金融部门之间的一个博弈过程。农村非正规金融是有效率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兴起作为一种底层改革，对中国整个农村金融制度的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     

农村信贷需求与非正规金融供给的耦合——广东的实证

本文以广东为例实证分析我国农村信贷需求与非正规金融供给的状况、特点、运作机制及两者的耦合,认为非正规金融提供的信贷服务覆盖面和正规金融基本相当,借款和储蓄的主要用途都偏重于消费,借贷双方都愿意签定富有弹性的合同,资金借入、贷出的路径依赖传统的社会关系,非正规金融交易和社会交易联系在一起。     

脱贫农户收入不平等研究——基于陕西省周至县的数据

脱贫群体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对后脱贫时代的减贫政策制定和共同富裕都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以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周至县为例,基于2016—2020年全县农村建档立卡家庭收入数据,运用基尼系数和收入流动等指标从收入结构视角对脱贫农户的收入不平等变化状况进行系统分析。结果显示,脱贫农户与一般农村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存在明显差异,工资性收入在脱贫农户的总收入和对总收入基尼系数的贡献率上都占据主导地位。不同时期都有不同来源的收入分别发挥带动增收和平抑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其中分项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是影响总收入基尼系数的决定性因素。2020年仅有转移性收入的增加能显著降低脱贫农户的总收入基尼系数。在脱贫攻坚时期的政策作用下,脱贫农户自生能力有显著提升,收入有序流动,总收入不平等状况呈减缓趋势,在疫情背景下也并未表现出“危机下更加不平等”的现象。鉴于此,本文认为应通过延续现行减贫政策、注重精准再识别并分类施策、提高脱贫农户财产性收入等方式带动农村脱贫群体实现共同富裕。     

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

本文选用1980—2007年统计数据,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与农民纯收入之间都存在稳定的正向关系,而且非正规金融在促进农民增收的效率上高于正规金融;从短期来看,非正规金融水平对农民增收的促进效应比长期更为明显,但是正规金融对农民增收不仅没有促进作用,反而具有轻微的阻碍作用;农村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     

科技扶贫政策能降低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吗?——基于鄂南山区S县调查数据的政策效应评估

文章利用2020年鄂南山区S县贫困户脱贫质量调研数据,采用OLS和Probit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科技扶贫政策对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并检验了脱贫农户农技水平和持久脱贫信心在影响机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科技扶贫政策显著抑制了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脱贫农户农技水平和持久脱贫信心在科技扶贫政策和脱贫农户贫困脆弱性之间均发挥着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明确了脱贫能力的提升和脱贫信心的增强是科技扶贫政策降低贫困脆弱性的深层原因。据此提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时间节点上,要加强对贫困户的识别能力,精准实施科技扶贫政策,瞄准脱贫人口提供农业技能培训,积极引导提高农户的内生动力,调动其参与科技扶贫的积极性,提高脱贫农户的农技水平,增强持久脱贫信心,使得科技扶贫政策取得更好的减贫增收效果,从而降低贫困脆弱性,确保脱贫农户稳定脱贫、不返贫。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农地流转行为对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的作用效果,并探究其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农地流转具有较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观察到农地流转使农户在收入、健康和主观感知维度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但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不同流转行为的减贫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农地转出更能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不同区域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弱,但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也更为严峻。因此,因地制宜地推动农地流转是缓解农村地区多维贫困进而消除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     

脱贫地区农户生计转型是否具有生态环境溢出效应?——基于碳排放视角的微观验证

研判农户生计转型的生态环境溢出效应对于脱贫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对此,基于碳排放视角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从总效应看,脱贫地区农户商品化转型、机械化转型对生态环境产生了溢出效应,且是负的外部效应,而组织化转型则是正外部效应。从三类转型系数比较看,组织化转型带来的正外部效应还不足以完全抵消其他两类转型带来的负外部效应。第二,从异质性效应看,组织化转型是改善生态环境的有效方式。同时,生计转型过程中养殖业生态环境溢出效应更明显。此外,生计转型过程中家庭收入和碳排放之间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因此需重点关注低收入农户生态环境行为。第三,从调节效应看,组织化主要通过规模化生产发挥了作用,因此在脱贫地区构建环境友好的生计类型,需重点强化农户组织化程度,发挥规模化生产环保作用。该分析意味着降低生计转型的负外部效应,不仅是技术性问题,更是生产经营模式和政策引导问题,重点是在提高组织化生产方面发力,可行路径是发挥好农业财政的环保功能,强化定向支持。     

人穷志短:农村贫困与志向失灵——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志向水平是农村居民脱贫致富的关键内因。然而,关于贫困与志向失灵的因果关系始终未得到微观数据验证。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贫困对农村居民志向失灵的影响路径,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引入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使用CFPS微观数据实证检验贫困对农村居民志向水平的影响,并进行详细的边际效应分析。研究发现,无论收入贫困还是支出贫困,均对农村居民志向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支出贫困的边际效应更高。因此,扶贫项目要兼顾对贫困群体内因和外因的改善,加大对支出型贫困群体的关注和帮扶,并将心理变量纳入扶贫项目的成效考核中,提高脱贫质量,实现贫困群体的持续稳定脱贫。     

试论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高利贷的特点及成因

一直以来,农村非正规金融长期活跃在农村金融市场,填补了农村金融市场的空白.基于信贷规模大、信贷主体多元化、交易灵活便捷等特点,笔者从供给需求、交易成本和经济主体行为三个方面对农村非正规金融高利贷现象的成因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引导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高利贷行为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