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格局的研究

乡村治理必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格局。"共建""共治""共享"3者相辅相成、相互联系。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关键在于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注重民主法治,提高乡村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     

“小积分”蕴藏“大智慧”——闵行全面推广农村积分制管理，提升乡村自治共治水平

<正>为有效破解闵行近郊城中村外来人口无序导入、公建配套设施超负荷严重、村庄环境管理难度大、社会治安隐患突出、乡村治理村民参与度低等问题,健全和规范多方参与的多元协同治理方式,加强和改进乡村共治工作。2019年起,闵行区在年终考核奖励制基础上,由点及面不断推广“积分制”管理运用,2021年马桥镇开展乡村治理积分制示范基地创建,2022年,在闵行区农业农村委牵头领导下,闵行农村治理再出“重拳”——75个建制相对完整村中全覆盖开展农村人居环境积分制管理工作,并给予资金政策保障,     

欠发达地区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共建共治”实践路径研究

立足人力、经济、文化3大要素,分析欠发达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与乡村治理在"共建共治"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探究欠发达地区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共建共治"的实践路径。     

阳山 “三个机制”打造乡村共治共建新模式

正广东省阳山县大力开展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创新激励、引导约束和全民参与三项机制,2020年,全县累计发动农民群众投工投劳近24万人次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四小园等乡村建设,形成政府真主导、真奖励、不包办代替,农民真主体、真投入、不缺席旁观工作局面。阳山县在2019年度全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中获得粤北片区第一,     

“小积分”积出乡村新风尚——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探索乡村文明实践积分制

固原市在全市推进乡村文明实践积分制,探索建立以政府引领、社会参与、村民自治为手段,集思想引领、道德教化、行为规范于一体的积分制度,提升了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乡村治理的创新水平。     

“两山”转化实现路径：从生态价值激活到共建共治共享

基于政策文本梳理与相关案例分析,从“两山”转化的路径选择依据、现实要求和实现路径3个层面对“两山”转化的发展思路、兼顾因素、最终目标进行梳理和总结,从而回答在“两山”转化过程中存在的“如何转?”“何时转?”“向哪转?”等现实问题。研究表明：在“两山”转化路径选择过程中需要准确评估政策要求、发展基础和风险效益等因素;“两山”转化必须从限制性要求、发展性要求和保障性要求3个层面进行综合考虑,正视资源约束带来的发展限制,统筹收入分配、产业培育和区域协调的多维目标,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两山”转化的实现路径可以遵循“点—线—面—体”相结合的发展思路,系统地解决保护修复、资源活化及生态价值规模化利用等问题,最终实现发展成果共建共治共享目标。     

“小积分”积出乡村社会新风尚——对宁夏固原乡村文明实践积分制的调查思考

<正>让农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是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为有效解决村级组织号召力弱、环境脏乱差、社会治安隐患多、群众自主发展意识不强等乡村治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宁夏固原市探索引入文明实践积分制,建立量化评价体系,让群众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参与者,走出了一条重塑乡村治理、提升乡风文明的新路子,不仅摘掉了"贫瘠甲天下"的"穷帽子",也为乡村振兴、乡村善     

在开放共治中推进“五项治理”——黑龙江省农垦宝泉岭管理局良法善治践行

在基层工作中扎实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对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意义重大,黑龙江省农垦宝泉岭管理局积极探索在开放共治中推进"五项治理",在法治工作开展中坚持问题导向,系统化推进治理工作;着力综合治理,注重联动融合,形成多元化治理体系;加强源头治理,通过排查评估降低风险几率;强调主体参与,着力协商治理;坚持专题攻坚,着力依法治理,稳步提升平安宝泉岭法治创建水平。     

乡村治理的理论创新及其实践探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研讨会综述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治理有效"的发展目标,2018年10月27-28日,《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主办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云南大学、重庆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甘肃省委党校等40多个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就如何推进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完善乡村治理体系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以下对与会专家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综述。     

广东省汕头市 建立村级小清单 赋能乡村治理“大智惠”

近几年,汕头市致力“为村组织赋能、让村（居）民受惠”,积极探索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负面清单、村级事务清单、公共服务事项清单、村务公开清单,有效规范村级权力运行、减轻村组织负担、推动干部履行职责、确保村民知情权、提升为民服务能力,创新实践乡村治理“智惠”路径。     

建立“社区通”工作系统 推进乡村智慧治理——上海市宝山区利用移动互联网创新乡村治理方式

<正>信息化发展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手段。上海市宝山区运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等现代信息技术,探索建立"社区通"网上工作系统,党员干部和村民实名认证,书记当"群主"、党员为中坚、群众为"铁粉",干部群众便捷互动,群众需求精准把握,群众问题快速处置,网上网下践行群众路线,提升了党建引领下服务群众的精准性、实效性。宝山区位于上海市北部,面积293. 71平方公里,辖3个街道、9个镇和2个工业园区。为切实提升新时代党建引领下服务群众的精准性、实     

“小”中的大乾坤——小企业金融服务模式创新揽胜

近年来,在银监会的引领和推动下,银行业金融机构结合实际,勇于探索,勤于实践,初步形成了几种颇具特色的小企业金融服务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小企业融资过程中的系列问题。     

在共建探索中共享和谐——福建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创新实践与思考启示

在新农村建设方兴未艾的今天,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大相径庭的建设条件下是否有相通之处?本期我们特别推出福建泉州、厦门两地的新农村建设经验和四川南充大林寺村的调查报告,以期对各地的新农村建设有所启迪与帮助。     

中国乡村治理中“国家-社会”的研究路径——新时期国家介入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分析

中国乡村治理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治理模式和路径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也在不断变化,从人民公社的全能型模式到目前真正的"乡政村治"模式,从对"民主"的探求到目前"乡村治理"模式的完善。在这个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退民进"的过程。但是,国家与乡村社会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是交替的,从实际治理情况看,"国退"并不理想,国家与社会的交锋是不可回避的。而且,新时期学术研究的关注重心也有所转移,新的治理问题出现,研究路径也在变化。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复合机制——以浙江桐乡“三治融合”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

近些年,由地方首创、经中央政府正式认证再到地方全面铺开的“三治融合”治理实践被视为是一种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基于对浙江桐乡“三治融合”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认为“三治融合”的有效性根植于其内在的复合治理机制。复合化治理主体意味着通过政治、行政助推自治,逐渐形成由党、国家、社会所共同组成的以彰显自治为本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复合化治理规则是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德治与法治的治理效力,实现彼此功能优势互补。在二者关系上,复合化治理规则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复合化治理主体。复合化治理规则实质上是一个中介机制体系,政治、行政借此助推自治,最终实现乡村善治。未来桐乡“三治融合”的发展与完善要在保持复合化治理特性基础上,坚持自治为本,多元协同,同时积极吸纳新的治理元素,尝试构建与实际情况更加契合的乡村治理模式。     

合并农村小地块 做活农业大文章——蒙城县推行“一块田”改革纪实

<正>安徽蒙城作为传统农业大县,如何尽快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使农业大县转变为农业强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经过深入调研,反复论证,我们认为,突破这一课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土地细碎化不仅严重制约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而且限制了社会资本的注入。为此,蒙城县与时俱进,大胆探索,在依法自愿的基础上,在安徽省率先推行了农村土地互换并块,形成户均一块田新型经     

围绕“小紫菜”作出“大文章”——江苏连云港东方农合行支持当地特色农业发展纪实

连云港地处黄海之滨,是“国家级紫菜种植库”和“亚洲最大的紫菜育苗基地”,紫菜种植占全国的34％。产品主要输往美国、加拿大、欧盟、澳大利亚、巴西、泰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近年来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方农村合作银行确立了“扶持一个行业,带活一地经济,致富一方百姓”的经营思路,围绕地方海洋经济产业,运用信贷杠杆引导农民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     

“小账”算出大文章——六垛乡控减村组河杂工的调查

河杂工是农村劳动积累工、义务工的统称,主要应用于防汛抗灾、植树造林、修桥补路等公益性事业。在许多人看来,河杂工是一笔不值得关注的“小帐”,可是江苏省射阳县六垛乡党委、乡政府经过深入调查研究,认真算了三笔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