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风险承担、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本文基于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风险承担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进一步的机制性研究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通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加剧企业金融化.研究结论对于企业有效管理其金融化行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政府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兼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软件构建企业周边金融供给分布程度,探讨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集中的金融地理结构加剧了企业金融化,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新企业进入市场是内在影响机制。异质性检验表明,集中的金融地理结构对非国有企业、竞争度较高行业、制度环境较好及沿海地区企业金融化加剧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可知,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弱化了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从企业金融化动机来看,出于“投资替代”动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研发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现金流风险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现金流风险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现金流风险显著抑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趋势和规模都存在抑制作用。分行业发现,现金流风险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竞争激烈的行业更为显著。另外,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的不同会导致现金流风险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的不同,高融资约束企业现金流风险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的结果为企业金融化政策的有效制定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基于个体异质性EPU指标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2007—2020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季度面板数据,通过窗口滚动回归模型测度出体现企业个体异质性特征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标,重点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资产的比重,且这种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区域、竞争较强行业以及初创公司表现得更明显;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加剧了企业与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由此形成的企业融资抑制效应与实体投资风险放大效应抑制了实体投资,相应提高了企业金融化水平。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在促进企业实体经济投资、市场环境改善和增强金融服务能力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纳税声誉与企业风险——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的证据

本文以2015—2019年间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为观察窗口,考察企业的纳税声誉对企业经营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的冲击下,企业良好的纳税声誉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变动。机制检验发现,纳税声誉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以及更低的融资约束,进而提高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根据企业所处的政商环境、行业以及企业成熟度,企业纳税声誉存在非对称效应。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下纳税声誉良好的企业有更佳的经营表现。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从风险化解视角理解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实施的微观经济效应,同时也有助于后续配套改革措施的制定和出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CEO金融经历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Baker等人开发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依据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样本数据,考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以及CEO金融经历所发挥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对企业金融化抑制效应显著,具有金融经历的CEO可以缓解该抑制效应,且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CEO过度自信在CEO金融经历的调节效应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鉴此,政府应优化实施经济政策的方式,改善民间投资环境;企业应合理配置高管团队以发挥烙印机制的最优效应,完善高层管理人员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管理者需正确认识自身优势,避免盲目自信导致过度投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外汇风险对冲与金融市场稳定——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

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企业外汇风险对冲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并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两者间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外汇风险对冲能抑制股价崩盘风险，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时作用越强。机制研究表明，外汇风险对冲通过发挥“资源效应”和“治理效应”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了“资源效应”的发挥。当企业国际化程度较高、高管有金融背景、内控质量较高或受分析师关注度较高时，外汇风险对冲的作用更明显，国际化程度较高、高管有金融背景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更强。     

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资源交换获得战略资源,但是战略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方向。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愈演愈烈的经济环境下,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重点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存在“金融化效应”;(2)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剧了企业金融化;(3)企业社会责任的“金融化效应”仅在外部监管力度较弱的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低股权集中度企业中存在,行政外部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能够在“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发挥治理作用;(4)识别机制检验证实了中国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以上结论为政策制定者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方式、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具有借鉴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定价偏误：成因、后果与机制

本文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定价偏误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利用2003—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股票定价偏误,而且这种效应在不同生命周期、信息环境、行业类型和区域位置的企业中有所差异。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企业风险承担、竞争战略差异在这一关系中的机制作用以及高管金融背景因素在这一关系中的负向调节效应,并分析了股票定价偏误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与融资能力的影响。本文为深入理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市场和企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并就相关政策制定提出了参考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意见分歧与股价崩盘风险

基于中文媒体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效果和机制。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会显著加剧股价崩盘风险,这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崩盘风险的诱因之一。通过对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正向作用,随着投资者意见分歧的增加而加强。在宏观经济良好时期,非国有股权和规模较大的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并未明显加剧股价崩盘风险,甚至起到了缓解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

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18年制造业的面板数据,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Heckman模型分析在金融发展调节作用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1)总体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越会促使企业加大研发创新的力度,但过度扩张的金融发展会起到负向调节作用;(2)宏观异质性分析发现,过度扩张的金融发展的抑制作用存在于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3)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确实存在倒U形非线性影响,并且只有在股权集中度较低和技术人员占比较高的企业中金融发展的抑制效应才会显著,而在是否"两职合一"企业中却没有显著差异.     

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

我国A股上市公司研发投入会受到同群企业研发投资行为的正向影响,经济的不确定性会对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这是由于企业对政策导向把握不准确,从而实施相对稳健的投资策略导致的.经济的不确定性会加剧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同行业的企业更倾向于模仿行业中的领导企业,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模仿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因此...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展期风险与债券利差

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是优化金融结构、实现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本文利用2010—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发行的信用类债券交易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之间显著正相关,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将债券信用利差分解为违约利差与流动性利差,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两者均有显著影响。进一步检验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债务展期渠道影响信用利差,企业展期风险加剧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违约利差的正向效应。本文实证结果表明,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降低企业债务成本和信用风险至关重要。     

融资约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选取2005-2018年我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的年度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DID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融资约束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融资约束总体上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效应,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不敏感,通过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内部现金流水平有助于民营、小型企业减轻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加大企业融资约束而进一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新闻媒体文本分析方法的测度

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构建中国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媒体感知指数，研究中国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政府环保补贴、企业内部环境关注度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负向影响，该结果在处理内生性、替换变量测度方法和控制潜在的遗漏变量后仍然稳健；随着政府环保补贴和企业内部环境关注度的提高，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减弱;并且对于融资约束程度高、管理层情绪消极以及高污染高排放行业的企业，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大。     

汇率不确定性与企业跨境并购

本文立足外部不确定性视角,提出汇率不确定性对企业重要涉外经济行为(跨境并购)影响的实物期权与风险对冲效应。本文以2000～2019年A股上市公司宣告的跨境并购为研究对象,分析发现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企业跨境并购的可能性,实物期权效应占主导;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不确定性与企业跨境并购决策正相关,风险对冲效应占主导。横截面检验发现,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不确定性对跨境并购的抑制作用在汇率交易风险和折算风险更高以及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有效汇率反映一国贸易条件,行业竞争激烈与汇率经济风险更高的企业,在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不确定性加剧时更有可能进行跨境并购。最后,汇率不确定下的企业跨境并购取得了较好的财务绩效(汇率风险约束使企业并购行为更审慎高效),降低了有效汇率风险敞口。本文区分了双边汇率与有效汇率的差异,拓展了汇率波动的经济后果与跨境并购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为“双循环”下我国推进高质量对外开放与汇率市场化改革、有效引导国际资本流动以及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提升并购效率,提供了理论依据。     

宏观政策不稳定性与企业创新——基于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成本溢价视角的分析北大核心

近年来,由于国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剧烈变化以及我国财税、产业政策的不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不稳定性上升。本文以2008—2018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实证检验宏观政策不稳定性对上市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且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杠杆率和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则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水平之间的关系起到反向调节作用。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通过降低劳动力流动和提升资本溢价水平影响企业创新行为。本文对重新审视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部门投融资行为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     

供应商竞争与买方企业金融化

本文基于供应商竞争的“屈从效应”和“监督效应”,以2007—2021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供应商竞争对买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供应商竞争显著抑制了买方企业金融化程度,金融监管和营商环境进一步强化了供应商竞争对买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商业信用低和产品市场竞争度高的企业中,供应商竞争对买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才得以发挥,并且供应商竞争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内部控制质量抑制了买方企业金融化程度。研究结论揭示了供应链体系中供应商竞争对买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拓展了现有相关研究。     

绿色债券与企业金融化

利用2010—2022年中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债券会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且影响效应具有产权和行业异质性,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更易受到绿色债券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债券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是资金效应而非监督效应,绿色债券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三方认证措施和“双碳”目标政策可以强化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企业现金持有及其价值——基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研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必然对微观企业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2005～2014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现金持有及其价值的影响,并考虑了融资约束在其中的作用.本文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倾向于增持现金,但此时持有现金的价值会减小,这种效应在企业面临较高的融资约束的情况下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