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迁对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的再审视——基于随迁年龄视角

研究随迁早晚对农村青少年认知能力与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和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分析随迁年龄对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并探究这一影响在不同成长阶段、居住方式和家庭经济条件下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农村青少年随迁时的年龄越小,越有利于其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发展;相比于学龄期随迁,学龄前随迁的青少年人力资本提升更为明显;早随迁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需要建立在父母双方陪伴的基础上;相较于富裕家庭,早随迁更能促进非富裕家庭子女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基于此,本文从家庭和政府层面提出了提升农村青少年人力资本的参考路径。     

财政支农支出如何影响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基于微观数据的理论与经验分析

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是关系到农业现代化建设、城乡发展一体化推进以及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重要经济问题,为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支农支出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倾向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促进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作用。在影响机制上,财政支农支出可以通过提高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化水平,进而影响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家庭农业收入增长和非农化水平提高是财政支农支出影响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机制。过去各年度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均存在正向影响,并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产生长期影响。在异质性分析上,相比教育水平高的农村家庭,财政支农支出将更有利于促进教育水平低的家庭人力资本积累。可见,提高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支农支出力度,加大对农村教育投资方面的政策倾斜,对促进农村长期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鸿沟会影响农民工相对贫困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文章使用A-F双界限法测度农民工数字鸿沟,通过Prob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KHB效应分解法分析数字鸿沟对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21.797%的农民工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其中数字鸿沟显著提高农民工处于相对贫困的可能。男性、中低等教育水平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数字鸿沟对相对贫困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鸿沟通过降低人力资本加深农民工相对贫困。基于此,提出应尽快制定识别和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加强农民工数字应用技能培训,正确引导农民工数字应用向人力资本积累转化。     

子女随迁对农村家庭基础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基于2019年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上海财经大学2019年"千村调查"数据,分析了在义务教育及高中教育阶段,子女随迁对农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运用工具变量估计、倾向得分匹配法以处理子女随迁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及样本自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地区、家庭特征、父母特征及子女个体特征后,子女随迁使得农村家庭对该子女的教育总支出增加了50.50%,教育负担率提高了5.82%。其中,校内教育支出负担率增加了1.54%、校外教育支出负担率增加1.20%,学校生活费负担率增加1.48%,择校或借读费负担率增加1.59%。在影响机制方面,城镇地区更高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以及异地就学政策的限制,造成了校内教育支出、择校或借读费支出的被动增加。同时,子女随迁一定程度提高了父母的教育期望,进而促进了对子女校外教育支出的增加。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同群效应的影响——分化还是趋同

提升农村家庭消费是扩大内需、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数据,检验了农村家庭消费的同群效应,并进一步探究了互联网使用在同群效应中的作用。研究表明：第一,农村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同群效应特征,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弱化消费的同群效应、优化农村家庭消费结构。通过对互联网使用方式的划分发现商业活动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及同群效应的作用最显著,经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通过消费水平分组后发现,消费落差对低于同村平均消费水平家庭的影响显著为负,消费顺差对高于同村平均消费水平家庭的影响显著为正;互联网使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消费落差对低消费群体的负面影响,同时提升消费顺差对高消费群体的消费促进作用,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效果在低消费家庭中更显著。第三,进一步划分群体后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消费同群效应的影响在受教育水平较高、户主年龄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群体更为显著,互联网的社交娱乐使用可以对低教育水平和低家庭规模群体消费的同群效应产生抑制作用。本文研究表明,同群效应的存在使农村内部产生了消费分化...     

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减贫效应实证研究：基于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

全面脱贫之后,我国扶贫重点目标变为解决相对贫困,缓解贫困脆弱性。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四期数据,分析对比教育、经验与健康等人力资本在消除绝对贫困、减少相对贫困、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方面的效果,实证分析农户非农就业在相关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教育、经验与健康等人力资本均有利于促进农户减贫,防止返贫;对农户减贫边际作用最大的人力资本是经验,其次为教育;在教育与经验促进农户家庭减贫的过程中,非农就业起到了中介作用;在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占比中,教育降低农户家庭返贫风险的中介效应最大,其次为经验。因此,未来仍可通过提高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有效防止农村居民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影响探析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流动日益呈现出家庭化迁移的趋势,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家庭成员特别是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对现居深圳市的农村随迁父母的专项调查数据,基于代际团结理论,探讨了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随迁父母与子女有较强的代际凝聚力,情感关系是影响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重要因素,代际共识对农村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具有积极作用,而代际联系对农村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有负向影响,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则降低了农村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     

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会影响子女的认知能力吗——来自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证据北大核心

非农自雇佣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选择,其在改善家庭福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被给予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然而,鲜有研究就其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开展分析。本文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实证分析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对子女综合认知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会显著提升子女的认知能力。通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旧成立。进一步讨论发现,劳动力非农自雇佣对不同性别、认知能力处于不同分位点子女的认知能力均存在显著影响。本文也从多个维度探究该影响背后的机制发现,农村劳动力非农自雇佣意味着更可能增加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促进子女学习投入度以及随迁概率的提升。     

制约与路径:湖南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探索

在农村人口比例占优势和农村人口教育文化素质比较低的湖南,要想实现后发赶超和"四化两型"的战略,应该促进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本文通过分析人力资本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内涵、现状以及湖南农村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制约因素,总结一条有益的选择路径。     

农地赋权与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基于农地流转与劳动力转移的中介作用

研究目的：基于“环境—努力”二元因素机会不平等理论,构建农地赋权与收入不平等的概念性分析框架,探索农地赋权影响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为实现农村经济均衡、增进民生福祉提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启示。研究方法：OLS方法、分位数回归、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农地赋权显著降低家庭相对剥夺指数和村庄基尼系数,即抑制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主要通过提高低收入农户群体收入水平发挥作用;（2）劳动力转移在农地赋权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机制中起到传导作用;（3）家庭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的提升增强了农地赋权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研究结论：在赋予和保障农民自由处置土地的权利的同时,应当完善非农就业市场和增加农村教育投资,促进农民非农就业。     

西部农村家庭教育投资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本文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两大主体之一的居民家庭投资为着眼点,以陕西农村的10个样本县农户教育投资为例,通过实证分析探求影响农村家庭投资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家庭人均收入、劳动力身体状况、劳动力最高受教育程度、子女学习兴趣、校途是否安全、未成年子女数量、本地教学质量、国家教育政策以及家庭信贷可获性因素9个变量对家庭教育投资意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据此,提出了促进西部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证据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并且对各个收入水平点的农村家庭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减,即对低收入群体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机制分析表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金融素养存在调节效应。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要继续加大投入,缩小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差距,同时要加强数字基础知识在农村地区的教育普及工作,化解他们由于不了解而不敢使用或不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现实尴尬困境,从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通过对广东省446个农村家庭的问卷调查发现,农村居民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动机不尽一致,农村家庭的子女教育支出负担相对较重,教育相关政策的落实效果不容乐观,农村居民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不仅面临风险约束,而且存在投资支出的结构性偏差。投资意愿作为影响农村居民对子女教育投资水平的先决变量,会受到多种因素制约。本文基于Logit和Probit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家庭在校子女数量与农村居民的教育投资意愿呈现显著的负向关系,自愿性教育支出主导型家庭比强制性教育支出主导型家庭表现出更强的教育投资意愿,家庭收入水平以及对教育支出"投资"性质的认知程度对农村居民的教育投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预期不同的是,农村居民对子女将来就业的担忧并未削弱其对子女教育的投资意愿。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影响效应基于2017CHFS数据实证分析

目的 发挥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稳定脱贫的效应对解决农村相对贫困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熵权法和VEP构建了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和期望贫困脆弱性指数,利用分位数回归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 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在不同分位数、不同贫困标准和不同指标下均有显著的负向效用。结论 一方面随着脆弱性的提高,该效应呈上升趋势,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达到稳定脱贫之目的;另一方面随着贫困标准的提高,贫困脆弱性大幅度提高,意味着相对贫困人口仍是今后扶贫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时索贝尔中介效应检验指出,普惠金融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家庭收入和家庭消费,进而发挥稳定脱贫作用。     

中部6省人力资本投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力研究

农民收入是区域农村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农村人力资本投入对农民收入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我国区域农村发展存在东中西差异。中部6省(山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及江西)农民收入水平处于全国中上水平。深入分析中部6省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基于1998~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中部6省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以及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中部6省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都在1%的水平下影响显著,其中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效应最大,除山西省外,影响值都达到1.0以上;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次之,中部6省之间的影响效应值在0.65~0.95之间,山西省影响效应最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效应值最小,中部6省除山西省外,其他5个省份的影响效应均大于0.5。并提出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制定人力资本投资向农村倾斜的政策,加大宣传力度鼓励农民进行自主性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加大农村医疗基础建设,完善农村医保体系等一系列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相对贫困长效治理——基于隔代照顾的视角

在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测度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基础上,本文使用双固定效应模型、离散选择模型、工具变量法、断点回归法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相对贫困的政策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显著降低了家庭相对贫困发生率,幅度约为2.38个百分点;从隔代照顾视角,老年人领取养老金能够增加家庭对儿童的健康和教育投资以及家庭劳动力供给,从而缓解家庭相对贫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领取时间越长,减贫效果越好,但囿于保障水平,对深度相对贫困的作用有限。     

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北省承德市为例

本文基于河北农村地区的实地调研,对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说明,在农村家庭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有:子女自身学习状况、母亲决策权×母亲受教育年限、教育投资价格、父亲受教育年限、人均家庭收入。子女自身学习情况是决定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最重要因素。母亲在家庭中的决策地位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同时影响子女教育投资,文化程度高且在家庭地位高的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有积极促进作用。教育投资费用与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成反向关系,收入仍是制约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思想观念的改变,子女的性别、子女的个数已不再是影响父母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     

城乡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两区域模型在湖南的应用

农村人力资本的大量流失严重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诸多研究表明城乡差距的扩大与城乡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是息息相关的。以卢卡斯模型与新古典增长模型为基础,创建了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两区域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分析了湖南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在城市只进行城市内部的内溢性,而在农村很大部分表现为从农村到城市的外溢性。     

宅基地流转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北大核心

推进宅基地流转是中国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点任务,而作为农户家庭的核心资产,宅基地流转所带来的资产配置变动势必对家庭金融脆弱性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Ⅳ—2SLS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宅基地流转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研究发现:宅基地流转能够显著缓解农户家庭金融脆弱性,尤其对中高收入组、“农二代”与东部地区农户家庭金融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强;金融素养在宅基地流转影响家庭金融脆弱性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人力资本能够有效降低家庭金融脆弱性,而人口负担尤其是家庭少儿占比对家庭金融脆弱性具有正向影响。在未来政策调整中,应多渠道促进宅基地有序流转,但须警惕并化解宅基地流转带来的新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注重提升农户金融素养与人力资本,建立完善婴幼儿照护及少儿福利支持体系。     

社会经济地位、环境卫生设施与农村居民健康

本文运用Grossman模型,阐释了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农户环境卫生设施影响中国农村居民健康的中介效应,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对该中介效应进行了依次检验和Sobel检验。研究表明,存在以农户环境卫生设施为中介变量的显著正向中介效应;对于社会经济地位各个维度,农户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健康的中介效应在不同性别及收入群体间存在差异;男性和低收入群体,存在收入通过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健康的中介效应,而女性和高收入群体存在家庭经营范围通过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健康的中介效应;相对男性和高收入群体而言,教育通过环境卫生设施影响女性和低收入群体健康的中介效应更为明显。通过改善农户环境卫生设施提升农村健康人力资本,应根据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实施差异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