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减贫:门槛、空间溢出与渠道效应

本文在阐明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07—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发展深度、空间广度及渠道维度三个方面,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减贫的门槛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及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门槛与空间层面,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抑制作用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效益递增的特点,且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对农村贫困减缓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渠道层面,普惠金融减贫的直接渠道与间接作用渠道并存,直接路径中可获得性渠道发挥主要贫困减缓作用、服务质量渠道的作用尚未显著发挥,间接路径中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渠道均得以有效验证。     

公共教育投入与贫困减缓——基于教育层级与门槛效应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

公共教育投入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提高教育扶贫的效率,是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文章采用2007—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从教育层级以及门槛效应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公共教育投入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同教育层级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中等职业教育公共教育投入的减贫效应最大;各个层级公共教育投入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同时大部分地区公共教育投入均未突破门槛值和达到"拐点";公共教育投入的减贫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因此,有必要优化不同教育层级之间的投入,并适度扩大职业教育投入,同时促进区域间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     

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非线性研究——基于PSTR模型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研究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呈现鲜明的门槛特征。在门槛值前后,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和贫困深度的影响由促进转变为抑制,并且抑制效应随着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增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贫困强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过门槛值之后,其促进农村贫困强度降低的速度有所提升,但提升的幅度不明显。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地区差异显著,考察期间,除青海、宁夏、海南3个省域外,其他省域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为各自地区的农村减贫做出了积极贡献,且尤以河北、辽宁等9个省域最为明显。     

精英俘获、收入门槛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减贫*——一个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文章旨在阐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发展在农村减贫中的作用发挥。分析精英俘获对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为精准减贫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支撑。[方法](1)利用数理分析的方法理顺金融减贫出现目标偏离的内在逻辑;(2)采用2009—2016年我国中部地区104个传统农业县的面板数据,构建以农村居民收入为门限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的贫困减缓效应。[结果](1)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的作用呈现出鲜明的双重门槛特征;(2)当农村居民收入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效果显著减弱。[结论]农村金融"嫌贫爱富"及农贷市场"精英俘获"现象是金融减贫效应呈现门槛特征的潜在诱因,而减贫资源更易被农村富裕的精英群体获取导致金融减贫的初衷难以落实,加大了农村贫困内部社会分化;该文建议,应站在乡村社会和乡村治理的角度反思金融减贫,建立金融减贫长效机制,以避免农村金融减贫工作陷入"内卷化"的窠臼。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基于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2011—2020年我国西部地区8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并从结构和区域两个角度考察这种影响的异质性,此外,借助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缩小,且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具有促进效应,其中覆盖广度的作用效果最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西南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减缓效应高于西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来间接缩小消费差距。据此,提出加快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建设、优化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环境、推动西南西北地区协调发展、加大西部农村地区扶持力度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帮助7000万贫困人口减缓贫困的目标背景下,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11～201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教育水平、移动电话普及率、对外进出口贸易额、政府干预程度和人均生产总值等因素对我国贫困减缓工作的影响程度的实证研究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提高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数字普惠发展对不同地区的贫困减缓的促进作用效果不同,由于东部地区的金融市场较完善,相比来看西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更为显著;第三,除数字普惠金融外,教育水平、各省对外开放度、财政支出占GDP比例对贫困减缓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

本文基于1997—2012年全国30个省份的相关数据,利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和门槛面板回归模型,考察农村金融发展和贫困减缓之间的非线性空间关系。研究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于减贫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短期看,相邻地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提高有利于本地区农村贫困减缓,但长期看,则会抑制本地区农村贫困减缓;农村金融发展对于贫困减缓还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边际收益递增的情况。此外,农村经济发展抑制了农村贫困减缓,而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则有利于减缓贫困。     

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并利用系统GMM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U”型关系,即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分地区而言,东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且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大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收敛作用却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城镇化水平表现为单一门槛效应,消费水平表现为双重门槛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从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努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高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和技能、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等角度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普惠金融发展及其农村减贫效应:来自广东的实践

从服务广度和深度构建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模型,并探讨其农村减贫效应和作用机制。鉴于广东经济体量较大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使用2013?2018年全省20个市(除深圳)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广东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而区域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得益于服务广度、深度延伸以及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全省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显著,而收入分配的间接作用不显著。珠三角金融资本存量较高,金融的横向化和纵向化均有显著减贫效应,而粤东西北地区的农村减贫主要依赖于金融的有效覆盖。     

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与贫困减缓——基于新疆30个贫困县动态面板模型

文章利用新疆30个贫困县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检验金融发展、人力资本积累与贫困减缓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新疆30个贫困县的金融发展总体上处于初级阶段,随着金融不断深化,其对贫困减缓会出现先制约后促进的效应;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会显著减缓贫困;但由于金融门槛效应和非均衡发展制约了人力资本投资,弱化了人力资本积累所带来的减贫效应。因此,新疆要创新金融扶贫机制,同时加大贫困地区教育投入和职业培训,在此基础上发挥二者对贫困减缓的正向协同效应。     

农业科研投资减贫效应的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

空间异质性使得传统的空间同质性假设难以解释农业公共投资与贫困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为此,本文研究基于199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采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进行异质性检验,考察农业科研投资与农村减贫的非线性空间联系。本文研究表明,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明显,但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存在空间外溢特征,空间溢出效应解释了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存在门槛特征,即农业科研投资的减贫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科研投资强度的提高而降低。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21个省份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及相关统计数据,全面分析了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直接改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这一改善效应在处于不同贫困强度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之间存在差异:能够显著改善贫困强度较轻(处于一维贫困和二维贫困)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状况,但对贫困强度较重(处于三维贫困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状况没有显著影响;并且,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贫困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收入水平,间接改善他们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这一机制对不同维度贫困的改善效应也有差异:能显著改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在收入、教育和就业维度的贫困状况,不能显著改善他们在健康和保险维度的贫困状况。本文认为,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是实现中国农村地区脱贫攻坚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要进一步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增强其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引导农村普惠金融助力精准扶贫。     

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

自2007年8月财政部、教育部、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以来,普惠金融便成为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重要举措。本文首先分析了普惠金融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理论机制,然后基于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三个维度,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广度、深度及强度,且长期纾解效应呈现出倒"U"型的非线性变化趋势,同时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的纾解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随着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会被削弱;通过测度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时域和空域短期、长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一步证实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会削弱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以我国298个地市级城市2011年～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影响机理。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农民收入;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户创业显著缩小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的收入分配效应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这与不同地区金融发展和金融排斥程度以及数字普惠金融的结构性差异密切相关。未来在政府层面,应加强数字金融生态建设,促进区域创新均衡发展,为金融机构创造优良的数字化营商环境;在金融机构层面,应加大创新数字金融产品,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在农民层面,要积极学习数字技能以提升金融素养,增强创新创业能力。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农地流转行为对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的作用效果,并探究其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农地流转具有较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观察到农地流转使农户在收入、健康和主观感知维度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但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不同流转行为的减贫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农地转出更能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不同区域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弱,但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也更为严峻。因此,因地制宜地推动农地流转是缓解农村地区多维贫困进而消除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     

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农村人口的减贫效应

农村地区的包容性金融发展是否有利于减缓农村人口贫困,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作者从人力资本积累视角出发,构建理论模型,在计算各省份农村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指数的基础上,利用2006年~2015年全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控制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村受教育水平、农村就业水平以及财政支农水平等外部变量,包容性金融发展对农村人口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即随着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农村人口贫困现象显著减缓。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作者指出应该大力发展农村小型微型金融机构,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构建包容性金融发展体系。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收入差距：加剧还是缓解

解决好农户收入差距问题,是新时代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匹配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缓解了农户收入差距,此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理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涓滴效应”缩小了农户间的工资性和转移性收入差距,但是,由于“门槛效应”扩大了农户间的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均能缓解农户收入差距;数字信贷在缩小农户收入差距方面发挥的作用最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西部地区的农户收入差距,但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无显著影响。     

集中连片贫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基于吕梁山区20个贫困县的经验分析

当前我国扶贫工作已经步入攻坚阶段,金融扶贫工作稳步推进,并取得良好成效。但集中连片贫困区面临金融服务的门槛效应与排斥效应,传统金融减贫效应难以充分发挥,因此急需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以达到金融减贫效果。本文首先对集中连片贫困区普惠金融发展减贫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然后,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运用吕梁山区20个贫困县的2010~2017年数据实证研究普惠金融发展对集中连片贫困区的减贫效应,结果显示:普惠金融发展对集中连片贫困区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农业发展水平、居民消费水平和社会保障力度等因素干扰了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发挥。最后,从普惠金融的广度与深度、普惠金融发展理念和政策体系、居民消费结构调整与升级、产业结构优化与社会保障方式调整等方面提出促进集中连片贫困区普惠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政策措施。     

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公平的影响

消费公平作为社会最基本公平,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构建更富弹性的消费市场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基础。本文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消费公平的门槛效应、空间溢出效应以及作用机制。最后,提出加快数字金融发展、加速区域间协调发展政策建议,助力消费公平。     

中国农民创业与农村多维减贫——基于“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模型的探讨

基于2004—2013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本文构建了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以测度收入、健康、生活、教育和资产等目标导向的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并采用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农民创业对农村多维减贫中的影响以及区域差异性。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的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改善明显,但生活、资产和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则改善较为缓慢;农民创业对收入、健康、生活和教育导向的多维贫困指数均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农民创业仅在东部和东北地区会促进农村多维减贫,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不显著。未来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重心应是教育、健康和生活等非经济收入领域;充分发挥创业在农村多维减贫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鼓励农村创业企业为所雇的农民提供商业保险,更好地预防农村的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