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机制探讨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发展乡村经济,推动乡村建设的新生力量,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面临着动力乏力、保障缺失、制度空白、环境制约等困境。鼓励和引导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必须创新工作新机制:以乡愁为纽带,凝聚新乡贤;创新生活保障机制,便利新乡贤;渲染社会风气,认同新乡贤;创新制度保障机制,激励新乡贤。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

作为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纽带,“新乡贤”既是乡村治理工作的参与主体与监督主体,也是乡风文明建设的引领者。“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主要体现在：“新乡贤”角色定位模糊、治理能力不足;参与机制与激励机制不健全;村民对“新乡贤”认可度不高。为充分发挥“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应当尽快破除困境,从制度上明确“新乡贤”角色定位;多方面提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完善“新乡贤”的参与机制与激励机制;增强村民对“新乡贤”的认同感。     

2008“一村一品”国际研讨会在江苏溧阳举行

11月15至16日．2008“一村一品”国际研讨会在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畔举行。来自日本、柬埔寨、老挝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政要、工商人士以及学术界代表齐聚一堂,交流“一村一品”运动经验。     

新时代乡村治理路径思考——基于X村实践考察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满足农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社会变迁,乡村人才外流,基层党组织弱化,治理能力弱化,村集体经济落后越来越明显,亟须解决这些问题。X村结合本村实际,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措施,通过基层党组织建设、创新治理模式、深挖村集体经济、加强党组织和职业农民培训等,推动了乡村的有效治理,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江苏昆山市武神潭村：绘就美丽乡村“三张图”

正近年来,江苏省昆山市在全省首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红黑榜考核办法,以红黑榜为引领,相继创新实施进步奖领导挂钩庭院管理等工作机制,奖励先进,鞭策后进,掀起村庄环境整治比学赶超、创先争优的热潮。图为昆山市武神潭村,武神潭村始终秉持实心服务理念,绘就了:粉墙黛瓦、水清岸绿的生态宜居图,蟹肥稻香、农旅融合的致富增收图,党群互助、邻里和谐的携手同心图。     

河南省先进村镇乡村治理“三治融合”的实践与借鉴

河南省先进村镇乡村三治融合治理经验为实现乡村善治提供了借鉴和启示意义。依法自治,把村民自治严格纳入法治框架。强化法治,突出乡村治理的法治思维和制度性供给。弘扬德治,与自治、法治形成刚柔并进的治理格局。从河南省先进村镇乡村三治融合经验可以得出,党建引领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政治保障,乡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物质保障,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思想保证。     

交互嵌入：农村新型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协同机理——山东省D村“三社”“三自”实践的理论解读

交互嵌入是两个系统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同时,通过有形或无形要素的双向联结,实现行动协同、功能互补、同向发展的社会过程。在交互嵌入视角下,以纯农业村庄山东省D村“三社”“三自”实践为样本的理论分析表明,积极推动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在资源、关系和认知等方面对于乡村治理体系的主动嵌入,激活乡村治理主体在诉求、行为和精英等方面对于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主动嵌入,并在此过程中有意识地建构村民利益联结机制、集体理性机制和共同发展机制,不失为后发村庄内生发展动力积累和发展模式优化的有效途径。     

建立“社区通”工作系统 推进乡村智慧治理——上海市宝山区利用移动互联网创新乡村治理方式

<正>信息化发展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手段。上海市宝山区运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等现代信息技术,探索建立"社区通"网上工作系统,党员干部和村民实名认证,书记当"群主"、党员为中坚、群众为"铁粉",干部群众便捷互动,群众需求精准把握,群众问题快速处置,网上网下践行群众路线,提升了党建引领下服务群众的精准性、实效性。宝山区位于上海市北部,面积293. 71平方公里,辖3个街道、9个镇和2个工业园区。为切实提升新时代党建引领下服务群众的精准性、实     

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复合机制——以浙江桐乡“三治融合”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

近些年,由地方首创、经中央政府正式认证再到地方全面铺开的“三治融合”治理实践被视为是一种有效的乡村治理模式。基于对浙江桐乡“三治融合”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认为“三治融合”的有效性根植于其内在的复合治理机制。复合化治理主体意味着通过政治、行政助推自治,逐渐形成由党、国家、社会所共同组成的以彰显自治为本的乡村治理共同体;复合化治理规则是指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德治与法治的治理效力,实现彼此功能优势互补。在二者关系上,复合化治理规则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复合化治理主体。复合化治理规则实质上是一个中介机制体系,政治、行政借此助推自治,最终实现乡村善治。未来桐乡“三治融合”的发展与完善要在保持复合化治理特性基础上,坚持自治为本,多元协同,同时积极吸纳新的治理元素,尝试构建与实际情况更加契合的乡村治理模式。     

三种“村转居”社区治理模式的比较及优化——基于多村合并型“村转居”社区的实证研究

"村转居"社区是我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出现的特殊社区类型,近年来我国"村转居"社区数量大幅增加。"村转居"社区采取哪种社区治理模式,关乎未来农民生活在怎样的一个架构里,关乎未来城镇化怎样走,关乎是否能真正破解"城乡二元分割",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本文从社区权力中心视角,构建了无中心、单中心和多中心治理模式,基于三个多村合并型"村转居"社区为案例进行讨论分析。最后,文章提出了优化"村转居"社区治理模式的建议,"村转居"社区成立初期政府要进行社区治理设计,根据集体资产处置情况不同提倡集体经济组织的适度参与,完善民主协商机制,合理利用制度遗产,注重治理过程的渐进性。     

乡村治理的理论创新及其实践探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研讨会综述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治理有效"的发展目标,2018年10月27-28日,《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主办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云南大学、重庆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甘肃省委党校等40多个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就如何推进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完善乡村治理体系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以下对与会专家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综述。     

一村一策，确定乡村“三生”功能建设、提升人居环境质量工作重点

[目的]研究乡村“三生”功能和人居环境质量对其实现区域的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文章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为例,基于乡村的微观尺度,集成实地调研、土地利用和遥感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TOPSIS模型和椭圆标准差等方法对“三生”功能和人居环境质量进行量化评价及其关联研究。[结果]（1）门头沟区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水平不等,各功能空间分异明显;“三生”功能整体水平较低,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高值区聚集,低值区在清水镇和斋堂镇的乡村集中,“三生”功能与生活功能空间重合度高;（2）门头沟区人居环境质量总体偏低,呈现出由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的态势,具有显著的“点轴模式”特征,空间分布格局相对集聚;（3）门头沟区“三生”功能和人居环境质量的空间分布格局相一致,二者空间关联度高,部分地区因生产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有所偏差。[结论]未来需基于“一村一策”的发展思路,确定不同乡村“三生”功能和人居环境工作重点,以改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     

集体行动视角下纯农社区的乡村治理逻辑——基于鲁北地区S村的个案观察

自治是中国乡村治理的一贯制度特征;制度因素和组织因素是分析乡村治理过程的有效线索。通过对S村灌溉、复耕、修路和规模种植等集体行动事件的"深描",以实现对中国乡村治理的场景化解读;同时,对案例的反思和案例间的对比,发现中国乡村治理中的集体行动机理。从制度因素和组织因素的交互影响来看,中国乡村治理中的集体行动包括选择性作为、双重性效应、权宜性嵌套和带头人依赖等四方面内容,这也构成了中国的乡村治理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敦煌市村域综合体的深度分化与创新提升探析——基于“发展水平”与“转型”评价

农村发展系统是一个多层次、多要素、多功能的自然综合系统。在敦煌市传统村域综合体面临深度分化的背景下,探索全新的发展转型模式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深度调研483户农户,梳理敦煌市村域综合体的时空形态、村域文化、生态环境等深度分化规律、阶段判别、动力机制等特征,运用综合评价、系统聚类、案例研究等方法,从"发展"与"转型"的视角对敦煌市村域综合体进行评价分析。结果表明:(1)乡村发展水平呈现整体上升趋势。发展水平均高于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以及全国整体水平,乡村发展速度相对较高。(2)村域发展水平与乡村发展转型度呈现基本吻合态势,乡村空间结构转型逐渐由局部集聚转型向全局扩散转变。(3)敦煌市土地、产业、人口之间的互馈转型发展不协调。土地利用转型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产业和人口转型之间已经建立要素互馈流动机制,土地利用与产业发展转型基本同步发展,人口与产业转型体现长期结构性矛盾,三要素转型互动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因此,需结合区域条件和乡村主导功能定位,全面实现村域综合体的深度转型。     

加快发展“一村一品” 带动乡村产业振兴——专访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司长曾衍德

正"一村一品"是培育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促进产业扶贫的重要举措。近期,农业农村部认定了第九批442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以带动更大范围的乡土特色产业发展。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司长曾衍德接受采访时表示,"一村一品"是培育发展专业化、特色化、规模化优势产业的重要途径,要突出优势     

重构“三驾马车”的乡村治理结构——基于历史与现实结合视角的探讨

我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实行农民集体所有制,基于这一基本制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资源——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广大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经济收入之源、维护权益之基和农村公益事业之托.中央非常明确地将发展壮大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作为不可或缺的政策取向.然而,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不仅没有实现发展壮大的预期,反而发展滞缓,日益被边缘化.究其原因,除了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制度及其机制原因外,还在于乡村治理结构中的政社不分和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机构的缺失.     

高水平推进乡村绿化美化——关于“一村万树”行动的调研与思考

根据省委“大学习大调研大抓落实”活动部署,先后到柯城区中央方村、近山村、荷塘村,龙游县马戍口村、浦山村,江山市大陈村,开化县龙门村等地调研“一村万树”行动。从调研情况看,这一行动受到了基层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一村万树”行动是振兴乡村之要策、利民惠民之善举,已成为当前改善乡村生态环境的“大手笔”、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金钥匙”、营造文明和谐乡风的“助推器”。     

让“一村一品”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基于山西沁源县特色农业发展的调研

<正>一村一品是以村为基础,充分发挥本地优势,使一个村拥有一个或多个市场潜力大、区域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主要产品或产业,从而快速提升经济实力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沁源县位于东南部太岳山腹地,有良好的种植土地和农业发展环境。多年来,当地不断推进一村一品特色农业发展,已成为农民增收企业增效的有效途径,为乡村振兴提供了重要的产业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