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品供给:变迁、问题及出路

农村公共品有两大问题,即从何处获得供给资源及如何实现公平和效率。农业税时期,国家供给责任不清晰,农民供给任务过重,基层治理出现问题;后税费时期,国家强化供给责任,无论项目化管理技术,抑或向市场购买服务,均存在基层实践问题。如果允许县域适度整合项目资金,以村社集体为载体输入项目,能实现农村公共品供给目标。     

制度变迁视角下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实践困境、内在机制及其出路

资源下乡背景下,公共品如何实现有效供给是基层治理中需要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制度变迁视角出发,以成都村公资金1.5年制度实践为切入点,探讨资源下乡过程中基层公共品供给困境的内在机制。依据制度规范化和制度转型这两个关键节点,研究发现,村公资金制度实践出现了资源使用效率降低、实质民主转为形式民主、治理目标偏移的三重困境。而造成村公资金制度实践困境的内在机制在于:规则过密化带来制度运转和资金使用的附着成本过高,无法与村庄需求相适配;政府治理事务介入村庄治理,挤压了村庄内部治理空间,村庄成为治理客体失去自主性;公共品供给目标模糊化,致使制度实践中多重目标张力难以弥合,打破了村庄原本的良性治理秩序。为此,在公共品供给中,要创新资源输入方式,实现资金使用自主权下放;激活村内民主,降低资金使用成本;明确资金输入目标,契合村庄发展需求。     

资源输入与合意生成——基于湖北S村公共品实施的经验

税费的取消改变了公共品的供给方式,国家主要以项目的方式向下输入资源,但项目落实过程中容易产生意外后果,项目资源遭到损耗。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下,湖北S村落实的公共品与村民需求相符,建立了制度化的渠道让村民参与协商,公共品的实施过程公开化、规范化,并积极回应“钉子户”问题,这提高了村庄承接国家资源的能力,也提升了基层治理能力。研究发现,村庄有效承接资源的关键在于合意的生成,乡村干部之间以及村庄内部在制度监督和关系动员中形成相互合作的行动状态。     

农村公共品的组织化供给与集体再造

税费改革后,资源困境成为制约村社集体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技术化的公共品供给路径不仅没有促使国家的财政资源转换为集体性治理资源,反而造成了治权弱化、集体的客体化以及秩序维持的利益化等治理困境。成都市通过整合资源、创设议事会制度、制订民主工作六步法等制度与机制创新探索出了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化路径,其所内涵的村级资源的统筹与转换机制、集体利益的生成机制以及村民的民主参与机制从集体性资源、集体性利益以及集体性组织体系三方面促进了村社集体再造,这对于优化农村公共品供给方式,提升集体的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行政激活:农村公共品治理成本内部化的路径创新

基层治理普遍存在"最后一公里"困境,难以有效动员农民.恩施市基层政府以公共品供给为切入点,提供了一种行政激活自治的新路径.研究发现,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行政的规范化与公开化程度提高,基层干部通过为农民办实事重塑基层公信力,打下扎实的群众基础.进而,基层政府以不完全竞争型分配秩序、效率导向型供给规则激发农民主体性,在...     

“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公共性建构

近年来,在基层政府推动与资本逐利的双重驱动下,工商资本下乡大规模转入农地。通过对基层政府推动"资本下乡"的背后逻辑和"资本下乡"的运作机制进行分析,本文发现,基层政府、工商资本结成"权力—资本"利益共同体,共同应对土地流转中分散孤立的农户;村级组织成为下乡的工商资本管理分散农户的代理人;基层政府联合下乡的工商资本共同获取涉农项目利益和土地增值利润,其自主利益越来越独立于公众利益,"资本下乡"背景下乡村治理缺乏公共性:治理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违背农民公共利益,治理方式在民主参与方面有待完善,治理资源利用趋向内卷化,治理结果不利于农村发展,这些都导致基层政权的民意基础遭到削弱。为了建构乡村治理公共性,需要从改善基层政府治理机制、完善地方政府治理体制、发展农村社会力量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市场包干制”：运作模式与实践逻辑

建设与分散小农户有效对接的公共品供给机制是乡村善治的关键命题。国家在外部监控的前提下将公共品供给事务承包给私人主体,生成了"市场包干制",它能够实现前台治理与后台治理的分离,形成了双层治理格局。市场机制能够通过激励清晰化实现服务专业化,而村社组织的支持能够降低协调成本,二者协同实现水利体系与分散小农的高效对接。由此可见,国家是公共品供给的第一责任主体,高效的公共品供给离不开国家的引导与支持;而市场机制具有调动积极性的优势,国家在有效监控的前提下利用市场机制的优势能够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     

参与式发展与贫困村庄公共品有效供给研究——基于华润希望小镇的案例分析

在当前以"自上而下"的项目制和"一事一议"为主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下,贫困村庄往往面临着公共品供需结构失衡和供给缺乏可持续性等问题。华润希望小镇的案例表明,外部组织向贫困村庄输入资源进行援助和干预时,可以通过参与式发展模式实现村庄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在该模式下,通过赋权,让农民参与到公共品供给决策中,可以促使公共品供需结构平衡;通过赋能,发展村庄集体经济并建立村庄管理制度,可以使村庄具备自主供给、管理和维护村庄公共品的能力;由此既能实现村庄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改善贫困村庄的状况并促使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村落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历史演变与当代创新

依靠群体力量和集体行动保障乡村基本公共需求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宗族共有、村社公有、亲族伙有共耕、邻里互助等原始氏族公社、农村公社的集体生产、生活及公共品供给方式,在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和基层公共服务体系之中仍可觅其踪迹。人民公社时期"民办公助"模式、自农村改革至废止农业税期间的"三提五统"和"两工"模式,本质上都是将农民集体作为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后农业税时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模式强调政府财政投入。新时代村落公共产品供给,应着力构建公共财政兜底、村组集体保障、基层经济社会组织参与的多元公共设施建设投入机制和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的博弈研究——基于行为差异视角

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如政府、村级组织、农民等作为"经济人"通常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其目标取向均呈现出不同层次的多样性特征,进而决定了其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的行为差异。农村公共品供给各主体不同的行为取向及相互之间存在的博弈是造成农村公共品供给滞后短缺问题的症结所在。政府是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强势主体,是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难题的关键。地方政府的局部非理性特征决定了其供给行为的扭曲,中央政府应对其约束与激励并举。农民由于内生合作能力的贫弱较难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需要一个自上而下凭借行政强力的乡村组织介入到村庄秩序的建立中,同时也要健全农民的利益诉求机制和民主参与机制。     

新村级债务：形成机制与衍生后果——基于鄂东D村的个案分析

村级债务一直是困扰基层治理的重大问题。税费时期的传统村级债务主要是在压力型行政体制的运作模式以及传统型村干部共同作用之下形成的,属于资源挤压型村级债务。不同于传统村级债务,农业税取消之后的新村级债务是在国家大规模资源下乡背景下产生的,是一种资源输入型负债,主要是在提供兜底作用的大量下乡资源、内在动机的乡村利益合谋以及保障实施的富人型村干部治理手段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高昂的新村级债务给乡村社会带来严重的治理后果,表现为村庄社会分化、基层权力固化以及村庄主体性弱化。村级债务规模与范围不断扩大容易造成严重的治理困境,需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     

通过资源下乡来重构村庄治理体系

<正>国家资源下乡如果不是由国家直接来主导项目落地,而是将资源下到村庄,由村民讨论如何使用资源;如果国家不是直接资源下乡,而是以工代赈,民办公助,一事一议,只有当农民投工投劳完成了项目落地的基础条件时,国家资源才下到村里来。这样一种竞争性的资源下乡就可能刺激地方(村庄)组织起来,以获得国家资源的投入。地方组织起来就必须要充分地动员村民,就要将村民个人的利益与村社集体的利益统一起来,就要在村庄中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共同意志或公共意志,这个强有力的公共意志对每个人     

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历史考察

本文概括分析了中国古代、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特征.古代农村公共品供给成本基本上由农民承担,民国时期农村公共品供给处于乡村自理状态.新中国建国初期政府采取以劳动力替代资本的方式保证农村公共品基本供给;改革以来至税费改革之前,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承继人民公社制度基本架构,但缺乏人民公社体制的强制性能力,未能适应农民主体利益诉求;税费改革后政府增加了农村公共品供给,而提高供给效率成为制度改进的关健.     

发挥民主的民生绩效——村级公共品供给的制度选择

农村基层民生事业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巨大阻力。决策方式和投入方式是农村基层民生事业的两大支柱,本文通过将前者分为集中式决策和民主式决策、将后者分为制度内投入和制度外投入,构建出了村级公共品供给的四种基本模式。研究发现:在2000～2007年期间,制度变迁主要是从集中式决策向民主式决策转变;在2008～2012年期间,制度变迁主要是从制度外投入向制度内投入转变;而在2013年以后,随着投入方式的转变,决策方式也出现了新趋向。项目制度大有取代村民一事一议制度之势,标志着中国村级公共品供给面临新的制度选择。本文通过对项目制度既有实践绩效的梳理和村级公共品基本性质的分析,认为以制度内集中式供给为基本特征的项目制度难以担当起村级公共品供给的使命,而具有制度内民主式供给特征的新型村民一事一议制度更加符合中国农村基层的实际。积极发挥"民主的民生绩效",应当是中国村级公共品供给体制变革与机制创新的一个基本方向。     

基于农民视角的主要农村公共品供给情况——以山东省11个县（市）的32个行政村为例

本文对山东省11个县(市)32个行政村的调查表明,主要农村公共品供给质量差已经取代供给数量不足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首要问题;科技和信息服务、医疗卫生不但是农民最不满意的农村公共品,也是农民最急需的农村公共品;主要农村准公共品的供给呈现多主体的格局,政府主导或引导、混合供给的模式已经形成。本文认为,应充分发挥农村公共品各供给主体的能动性,在继续增加供给数量的同时,更要注重改善供给质量,并将有限的资金主要投向农业科技和信息服务、农村医疗卫生领域;完善"一事一议"制度,建立农村公共品"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和"上下结合"的供给决策机制,使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新农村建设中村级公共品供给的激励与监控——基于对村委会和村民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考察

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出发,村级公共品供给存在着三方行为主体;全体村民、村委会、生产企业,三者在村级公共品供给的过程中实质上形式了委托、代理加采购的委托代理关系.若要防止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村委会对村民利益的损害,就必须落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的要求,通过构建激励和监控相结合的机制,促使村委会致力于村级公共品的最优供给.     

“富人治村”是否能够带动农民收入增长——基于CFPS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回顾"富人治村"背景的基础上,从对上争取项目资源、村级财务支出结构和村级财务支出效率三个维度,对"富人治村"带动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由经商能人为代表的富人担任村干部,能够通过对上争取更多的项目资源,降低村级财务中行政管理支出的比重,扩大公共投资支出以实现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然而,"富人治村"未能有效提高村级财务支出效率,村干部职责履行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本文的发现有助于理解"富人治村"存在"有治理主体而无治理行为"的理论论断。     

基于治理视角的成都市村级公共品供给新机制评价

完善村级公共品供给机制,提供充足合理的农村公共品,是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从村级治理的视角,设立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成都市三个圈层有代表性的村(社区)的公共品供给机制进行评价,进而提出完善村级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以及多元化筹资机制等对策建议。     

村庄民主化治理与农村公共品供给

本文利用一组实地调查数据,计量分析了目前村庄民主化治理对公共品供给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村集体经济水平的提高,选举的规范程度对公共品供给数量的正向影响会得到强化;选举的激烈程度对于公共品供给数量具有"倒U型"影响。需要注意的是,选举对公共品供给数量的影响机制,一定程度上表达的是村庄之间对政府资源的争夺,所以,选举主要影响了资源在村庄之间的配置而非资源总量的增加。     

多元共治视阈下农村公共服务发展路径研究

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关乎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作为社会治理末梢的农村却长期存在公共服务"共同体"问题,多元主体缺位以及现有主体的角色偏差使农村公共服务项目运作陷入困境。为解决这一问题,基于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以乡贤会为形式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完成了培育本土性社会组织,推动多元治理的探索。乡贤会承担了原基层政府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的部分非行政性公共服务,解决了传统农村公共服务项目运作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双重困境,通过资金自筹、项目自理、因需定服保障所承担的公共服务项目运作的持续性与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