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及甘肃交通运输业的开发

甘肃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交通等基础设施的落后又是制约甘肃经济和工商业发展的瓶颈。抗战以前,仅有一西兰公路勉强通兰州。抗战时期,开发西北及甘肃的交通运输是国民政府的一大举措。文章就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北及甘肃交通运输业所采取的措施及其得失做一探讨。     

李宗仁与王公度

一、李宗仁重用王公度 王公度,名世杰,字公度,广西永福县罗锦乡人.1920年毕业于设在桂林的广西省立法政专门学校.1924年春夏之交,沈鸿英与陆荣廷在桂林交恶时,为避战乱,与家人寄居上海,结识了李宗仁的三弟李宗义,并成为至交.1926年,两广统一,广西归顺广州国民政府,此时的广西与广州国民政府一样.急需各类专门人才.因此,广州国民政府决定选派一批青年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于是,王公度由李宗仁资助,与李宗义等一道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云岫之楼 重庆黄山烟云的抗战烽火

1937年7月7日,日寇入侵,狼奔豕突,东北已然沦陷,华北濒临危急,华东华中华南也命悬一线。在紫金山麓秦淮河畔的南京,更是危若累卵,朝不保夕。唯有大西南稍显平静．国民政府西迁渝州,成了唯一选择。同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中国全世界正式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抗战期间通货膨胀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通货膨胀政策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因此而导发的通货膨胀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涵盖战时经济的突出问题。战时中国实施通货膨胀政策,是与对日战争所造成的异常情况分不开的。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以其优势兵力很快占领了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工农业生产发达,税源充足的滨江沿海地区,使中国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关税、盐税、统税和其他税收锐减,对外贸易基本断绝,又迫使生产力资源内移,增大开发后方的开支,而由于战争的爆发,国民政府要承担巨额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债研究

南京国民政府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内债结下了不解之缘。1927年5月13日发行的3000万元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与1928年1月11日发行的4000万元的“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分别对“四一二政变”后南京政府的稳固与蒋介石下野后的复出起了强有力的支持作用。1927—1931年的短短5年间,国民政府发行的内债较之北洋政府16年的总额还多1倍左右。可以说,十年内战时期,公债政策是国民政府财政政策的基础。及抗战爆发,国民政府的内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迄今为止,经济史学界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内债尚无     

南京国民政府统制经济政策的实现途径

统制经济思想在1933年前后成为中国经济界的主流,并成为国民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由于何为"经济统制"的内涵不甚清晰,所以给国民政府的"集中"政策留出了空间,其对经济的统制救助演变为行政控制对市场的取代。结合"发达国家资本"和"限制私人资本"的民生主义理论,政府统制了能源、重要实业、交通等经济命脉,并对银行业实行了行政性垄断。政府的投资和强制金融业对工农业扩大放款,固然对经济的复苏起了一定作用,但经济增长方式也由市场主导转变为政府主导,这是国民政府逐步落实统制经济政策的直接结果。     

抗战后期四川“自治财政”整理研究北大核心

“财政乃庶政之母”,国民政府力图确立近代财政体制,抗战时期,努力协调战时财政集权与财政自治之间的关系。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构建战时财政体制以统筹整合全国财政资源,为此急需将县级财政纳入到国家财政统制体系内。1941年国民政府第三次财政会议,设立国家财政系统和自治财政系统,明确国地收支划分。国家财政通过田赋征实等措施集中主要财政资源,确保“财政中央化”;地方财政确定为“自治财政”,以实现“自给自足”,更好地支撑抗战。县级地方财政则通过整理自治税捐,清理公有款产,调整收支系统,确立了其在国家财政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制度体系和管理架构相继完善。自治财政承担着后方战备设备供应、征发购运、难民救济等抗战使命以及“管教养卫”等地方事务。     

商人团体与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经济统制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即对商会和同业公会进行改组整顿,建构起了适于经济和社会调控的“宫室结构”。在1933年前后关于统制经济的讨论中,商人团体该如何自治或进一步被改组的问题又被提至台面,但国民政府与以上海市商会为代表的商界对于统制经济及商人团体在统制体制中之地位的认识显然存在差异。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实施了工商团体管制政策,建立起了以商会、同业公会为中介的经济统制体制。这一建制在事实上吸收了上海市商会提案的合理性。可以说,国民政府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经济统制并非通过直接行政控制来实现的,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借助了商人团体等民间性组织资源来推进的。这种使民间性商人团体承担过多公共职能的做法,对经济统制的推行及效果产生了极其复杂的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统制经济政策的实现途径

统制经济思想在1933年前后成为中国经济界的主流,并成为国民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由于何为"经济统制"的内涵不甚清晰,所以给国民政府的"集中"政策留出了空间,其对经济的统制救助演变为行政控制对市场的取代。结合"发达国家资本"和"限制私人资本"的民生主义理论,政府统制了能源、重要实业、交通等经济命脉,并对银行业实行了行政性垄断。政府的投资和强制金融业对工农业扩大放款,固然对经济的复苏起了一定作用,但经济增长方式也由市场主导转变为政府主导,这是国民政府逐步落实统制经济政策的直接结果。     

群燕高飞头雁领——重庆市巴蜀中学巡礼

巴蜀学校创办于1933年，创建人乃原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王缵绪，它坐落于嘉陵江畔的张家花园，原是一所集幼稚园、小学、初中和高中于一体的闻名遐迩的私立学校。创建初期江苏教育家周勖成由黄炎培亲荐出任首任校长，卢作孚、康心如、何鲁等任校董，定下了“公正诚朴”校训；抗战期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入川，为巴蜀学校题写了“成绩斐然”的匾额.     

国民政府公务员俸给与其经济地位关系嬗变述论

与其它职业相比较，抗战前及战后国民政府公务员平均收入在不同群体中占据着中等而又略微偏上的位置。就生活状况而论，国民政府统治前期，公务员的生活水平如果建立在全额发放的基础上，通过恩格尔系数以及其它方式折算来考察，则处于较高水平。战后，国民政府中央公务员月俸给到1947年已经降到抗战前委任十六级公务员收入水平，而县级公务员的月收入仅相当于战前南京市黄包车夫收入。极度的低薪，使俸给制度的控制与激励作用下降，也使国民政府统治出现不稳定。     

20世纪前期滇东汉村的公家与会牌探析

20世纪前期,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尤其在边陲滇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据胡庆钧先生的调查滇东汉村处于现代政治权利与传统地方私权的冲突与对抗中.滇东汉村的公家与会牌作为地方最后的传统威权,长期以来维护了地方稳定与发展;但近代以来,地方政权在发生变化,非正式的地方威权“公家、会牌”有被替代的迹象.     

抗战时期甘肃节约运动述略

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解决战争所需巨额军费,同时平抑飞涨的物价,促进国家经济建设,国民政府发动了一场全民节约建国运动。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     

试论抗战前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原因——以建设委员会商业化运营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抗战前夕,建设委员会将自己所经营的4家大型国有企业迅速转为私有化,此举在当时的确引起了巨大震动。该事件的原因颇为复杂,不但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紧密联系,也与建设委员会的发展前景、建设银公司的出现背景与张静江的私有化思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探讨这一事件,有助于理解在抗战前夕,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整合国家整体经济实力而采取的非常措施,也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国有企业投资上的无力与管理上的无奈。     

江北鱼嘴鼎盛的河街将更加鼎盛

抗战时期,即为江北鱼嘴最鼎盛时期,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当时随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下江人"、重庆本地人到鱼嘴避日军轰炸,在天益堂、周家院子、河边黄家双发号院等住宿的人甚多.     

浅谈20世纪30年代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因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经历了由消极观望到援华制日的转变.发生这一转变是四大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一,美国严峻的内部形势;其二,对日本政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其三,通过经济援助可以掌控国民政府的经济命脉,帮助本国经济的复苏;其四,美日贸易在当时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粮民索债问题研究：四川省1944年到期粮食库券本息偿还的考察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物内债的发行,使粮民成为中央公开发行内债的最大承购者,而四川省是历年承购实物内债最多的省份,因此,实物内债的偿还涉及众多粮民的利益。为解决省县财政问题,四川省县政府利用政治权力操纵四川省参议会,违法挪用了1944年到期粮食库券本息款,损害了粮民的债权,引发了较大规模的索债风波,但粮民债权最终未能切实维护。1944年四川省到期本息谷款的挪用,是国民政府和四川省县政府集体违约、损害信用的表现,最终导致部分索债团成员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改变。     

风雨家化路

上海家化诞生于1898年.到现在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了.上海家化旗下的品牌"双妹"曾于1915年获得巴拿马金奖,曾任国民政府大总统的黎元洪为此亲自题写"尽态报娇"."材美工巧"的匾额,是民族化妆品行业的佼佼者,也是中国日化行业的支柱企业.2001年.上海家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

国家中央银行行使金融职能是一般国家金融监管体制的基本内容之一，国民政府时期，随着中央银行实力的逐渐强大和职能的逐步完善，金融监管职能也渐趋强化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非常条件下特殊的经济和金融需求，使国民政府在实施战时金融管制中尤其重要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建设，由此也促使了中央银行制度走向完善，对于抗战胜利的取得意义重大，但是作为国民政府统制政策的一部分，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亦有其局限。     

对柴达木矿产资源开发的看法

拥有25万平方公里土地面积、上百种各类矿藏、开发价值达15.5万亿元的柴达木盆地,素有"聚宝盆"之美称.在解放前,尽管国民党提出和倡导开发柴达木,但除了外国人的探险和国民政府的零星勘查外,整个盆地的勘探开发一片空白.新中国成立以后,柴达木历经三轮开发,物产资源得到很好利用.在西部大开发进程中,恰逢循环经济政策倾斜,柴达木开发进入了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