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金融理论与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效率性

功能金融理论认为，金融体系具有便利清算和支付、聚集和分配资源以及分散风险的功能。一个稳定和富有效率的金融体系通过有效发挥这三大核心功能，能够极大地促进一国国民经济的增长。根据该理论，本文通过研究我国金融体系上述三大功能的发挥程度来判断其稳定性和效率性。大量实证资料表明。我国金融体系虽然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储蓄，便利各种交易的清算和支付。但是其储蓄一投资转化率低下，资源配置功能弱化，风险分散和转移能力不高。因此，应在提高投资转化率、创新金融工具和技术、建立高效融资平台、改善公司治理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等方面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     

金融功能理论对构建我国现代金融体系的启示

为了应对加入WTO的挑战,我国亟需构建一个先进、灵活和强有力的金融体系。根据金融功能理论,传统的商业银行已经不是行使金融功能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我国在构建金融体系时应直接致力于培养和扶持一个适合当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具有最完善的金融功能的金融组织形式;发展一个健康、强大、活跃的资本市场是新的金融体系得以运行的基础;金融监管体系的设计应以金融体系所应实现的基本功能为出发点,确定相应的监管规则,并设立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来对金融业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整体监管。     

论金融创新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冲击

从金融创新隐含的金融风险角度出发，从四方面深入探析了金融创新对金融体系稳定性可能产生的威胁，以期对金融创新有更为清醒的认识，并为防范金融风险提供一定的参考。     

非正规金融与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我国非正规金融的发展逐渐成为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同时也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从现行的法律法规来看,非正规的金融组织未经政府批准或未被纳入金融监管进行规制,因此被贬称为"地下金融"或"草根金融"而蒙上了非法的阴影。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这些非正规金融组织却不同程度上顺应了我国私营经济和地方经济的发展,有其生存的土壤,因此,其存在是否合理是值得探讨的。     

市场准入与金融体系稳定性研究

金融机构在国民经济中尤其在资源分配方面有着特殊的作用，但比一般工商企业更易受系统性冲击。为了维护正常的信用秩序，保证金融业发挥其公共机构的作用，有必要对其进行特殊管制。其中，建立有效的市场准入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从我国金融体系建设谈金融创新

本文在对我国金融业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我国金融体系建设角度对如何进行金融创新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金融体系创新的发展策略和构想.主要包括:发展资本市场,延伸投资银行功能,完善金融体系;逐步实行混业经营,加快金融业国际化进程;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从我国金融体系建设谈金融创新

本文在对我国金融业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我国金融体系建设角度对如何进行金融创新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金融体系创新的发展策略和构想。主要包括:发展资本市场,延伸投资银行功能,完善金融体系;逐步实行混业经营,加快金融业国际化进程;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现代金融中介理论视角下的我国金融体系模式选择

现代金融中介理论表明,商业银行等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金融中介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复杂问题。本文从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视角出发,对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与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进行了国际比较,并从融资关系、风险管理、信息生产、公司治理等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在中国现实的环境下中介与市场发挥着不同作用,但金融中介的优势明显。因此,我国应选择以金融中介为主、资本市场为辅的金融体系,并加紧推出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模式。     

我国金融体系创新的现实与选择

金融体系创新就是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等一系列金融要素的创新,我国过去20多年已有的金融体系创新是一种政府主导型、渐进式、浅层化的金融创新,因而导致我国金融体系创新的需求和供给一直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在我国,体现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金融体系创新成果已经成为经济社会中的“稀缺资源”,在未来的金融体系创新进程中,明确金融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增强微观金融主体在金融体系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明确金融体系创新的发展目标。     

中国金融业资产的规模与效率

通过在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能够综合反映制度变迁的制度变量,证明国家制度变迁对一国金融资产结构与经济增长会起到促进或制约的作用.当制度供给与金融资产结构和经济增长对制度的需求达到均衡时,国家制度安排会优化金融资产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否则便会出现规模与效率的"反比"现象,从而回答了我国金融资产规模与效率之间为什么出现悖论的问题.我国应积极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实现金融体系多元化,对内开放,满足我国经济对多层次、多样化金融的需求,完善金融市场准入制度,优化市场参与主体结构,促进股票市场和银行协调发展.     

普惠制金融体系与金融稳定

以全球金融危机为转折点,中国的经济金融运行出现了诸多新迹象,其中的突出问题是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均衡。一方面,银行业总资产突破100万亿元,相伴随的却是连续两年的实体经济部门融资难;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期和负利率背景下,银行业获得了较高的利润。据此,本文提出如下观点:第一,普惠制金融体系建设的滞后性导致了融资集中和系统性风险积聚,过多的金融资源集中于政府项目和投机领域;第二,普惠制金融体系建设有助于通过分散金融资源配置以换取更为稳定的金融环境;第三,如果金融业侧重中小经济主体融资,则整体盈利水平还将进一步提高,其主要盈利来源将从数量扩张转向风险溢价。     

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本文对国内学者关于金融效率的各种表述进行了概要的考察,并对金融效率的概念重新作了界定,认为金融效率就是一国金融资源的配置状态,具体包括微观金融效率(即金融产业本身的投入产出率)和宏观金融效率(即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两个方面.以此为基础设计了储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等16个指标来反映我国的金融效率,构成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金融资源论:对金融功能观与金融机构观的综合研究

金融资源论的提出是对金融基础理论研究的一次重大挑战.从金融机构观向金融功能观的演进是金融理论对现实世界变化的一种回应,金融资源论的提出同样是如此.金融资源的三个层次其实可以分为实体部分和功能部分,这两部分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思路分别与金融机构观和金融功能观相对应.由此可见,在金融资源论与金融机构观和金融功能观之间存在着某种逻辑联系,即金融资源论是对金融机构观与金融功能观的一种综合,具有更为开阔的理论研究视角.这既为金融资源论构建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金融资源论的进一步完善拓展了空间.     

金融体系效率的涵义、影响因素与提高途径

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构性原因在相当程度上是金融体系效率的国别差别,美国次贷危机充分表明提高一国金融体系效率是抵御危机的根本途径。本文在阐释金融体系效率的基础上,对影响金融体系效率的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提高中国金融体系效率的八大途径,文章最后给出了深化金融体系效率研究的可能性方向。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在理论上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线索。     

我国金融机构的组织规模、空间分布与效率改进

金融机构的组织规模和网点分布密切相关,规模扩张通常意味着分支机构网点的空间扩张.金融业是关系密集型行业,关系在不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中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其经营的经济规模也是不一样的.个人保险类金融产品关系性最低,其经营也最接近普通消费品的营销原则;公司类产品最具有关系性,其经营最依赖于银企双方的关系.金融产品和服务中关系型的经济规模较小,非关系型的经济规模较大.金融机构经营领域是不同关系类型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业务集合,这很容易使金融机构过度膨胀.通过机构专业化、组织集团化和配送一体化可以改变这一特征并提高金融机构运营效率.     

金融体系效率的国别差异和全球经济失衡

金融体系效率的国别差异是全球经济失衡背后的结构性原因。金融体系效率高的国家向金融体系效率低的国家输出金融中介功能,帮助其完成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结果前者储蓄小于投资,经常项目逆差,净输入资本;后者储蓄大于投资,经常项目顺差,净输出资本。我国金融体系不发达,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低,既造成储蓄虚高于投资和经常项目表面盈余,又造成资金配置过剩和不足并存,外资变成为国内投资融资的手段。通过引入国外高效率的金融中介完成我国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我们已为此付出不少成本。     

Financial Econometrics,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nnovation in financial markets, spurred to a significant extentby developments in finance theory and financial econometrics,has played a critical role in spurring economic growth. However,the current turmoil in financial markets raises fundamental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the roleof policymakers in maintaining financial stability. This paperexplores these questions, focusing on the complexities of modelingfinancial risk and the potential trade-off between policiesaimed at combating short-run financial instability on the onehand and the potential financial market distortions and moralhazard that can result from such policies on the other.     

Banks’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Financial System Stability

The use of accounting measures and disclosures in banks’ contracts and regulation suggests that the quality of banks’ financial reporting is central to the efficacy of market discipline and nonmarket mechanisms in limiting banks’ development of debt and risk overhangs in economic good times and in mitigating the adverse consequences of those overhangs for the st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in downturns. This essay examines how research on banks’ financial reporting, informed by the financial economics literature on banking, can generate insights about how to enhance the st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We begin with a foundational discussion of how aspects of banks’ accounting and disclosures may affect stability. We then evaluate representative papers in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on banks’ financial reporting and stability, pointing out the research design issues that empirical accounting researchers need to confront to develop well‐specified tests able to generate reliably interpretable findings. To this end, we provide examples of settings amenable to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We conclude with considerations for accounting standard setters and financial system policy makers.     

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解释理论的新探索:金融发展的社会经济动力学

迄今为止,关于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较成熟的理论包括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和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前者强调法律渊源、法律传统是金融制度差异的核心影响因素;后者洞察了金融制度的内生性质、利益集团的组织能力对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两种理论的比较与引申,旨在创造性综合出一种金融制度差异或变迁的社会经济动力学理论,以期能够对金融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