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期限结构对公司投资行为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制造业为研究样本,选取了2008年横截面数据,总样本为820个,实证检验了债务期限结构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短期负债能约束企业的投资行为,长期负债对公司的投资行为提供了一定的资金支持。实证证明了负债融资的债务期限结构对公司的投资行为存在一定的差异。     

终极股东控制与债务期限决策——来自中国上市家族企业的证据

现有研究证实企业普遍存在终极股东,本文利用我国303家上市家族企业2007～2009年面板数据检验了终极股东控制和债务期限结构的关系.研究发现:存在终极控制的上市家族企业,随着终极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分离程度的增加,更愿意采用负债融资,以获取更多可控制资源,实现其控制权私利,并且我国上市家族企业不倾向于短期债务,而更愿意采用长期债务,来实现其非金钱收益,这是因为短期债务能够减少自由现金流量,并具有外部监督效用,限制了终极控制人获取私利的机会.     

公司治理评价、治理指数与公司业绩--来自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3年的评价样本，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CCGI^NK）及其所涉及的六个维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治理指数对总资产收益率、每股净资产、加权每股收益、每股经营性现金流量、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年度增长率、财务预警值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表明拥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股本扩张能力、运营效率、成长能力，有助于增强财务弹性和财务安全性。公司治理中所涉及的控股股东治理、董事会治理、经理层治理、信息披露、利益相关者治理、监事会治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上市公司是否能够拥有一套科学的决策制定机制与决策执行机制。而这将对公司业绩和公司价值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成长性 第二类代理冲突与债务期限结构

本文基于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6-2010年数据,从成长性、代理冲突、债务期限结构的多维视角分析,重点将成长性差异作为一个关键变量,结合代理冲突研究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以及债务期限对代理冲突的治理效果。研究结果发现:(1)企业成长性和长期负债呈负相关性。(2)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代理冲突与债务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3)高成长性企业选择短期债务缓解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代理冲突的效果显著于低成长性企业。(4)非国有的企业中,选择短期债务缓解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代理冲突的效果显著于国有企业。     

债务融资治理效应对两权分离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数据

以2005年-2009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负债融资与两权分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能够抑制过度投资行为、降低公司代理人成本。由于该结论是基于财务杠杆作为唯一治理变量得出的,使其对于债务融资治理低效率的原因解释不够充分。今后应重视债权与股权治理的互动关系以及财务杠杆的内生性等问题的研究。     

股权结构、治理效率与公司绩效

公司制这处关于企业委托－代理制的制度安排有可能会诱发代理人以额外津贴的方式占有公司资源，由于代理人的收益不直接与股权收益相联系或很少联系，从而引致了所有者与管理者的目标存在分歧，所有者通常以利益最大化（或股东价值）为目标，而管理者则有其他的利益目标（比如高报酬、较低的努力程度、豪华的办公条件等）。因此，委托人对代理人进行监督是必然的。一般认为，小股东是广泛分散且不干预公司运营的缺位所有者的同质集团。考虑到成本与效益的匹配，大股东会比小股东更有动机去监督管理者作出有利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决策。因此，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公司的股权结构越分散，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有效监督程度越低，对公司绩效可能越有不利的影响。     

公司治理合约的制度基础、演进机理与治理效率

最优公司治理合约是人们在给定局限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社会制度基础就是公司治理合约选择的给定局限条件。社会制度基础主要影响产权界定类型和界定效率，进而决定包括内生交易费用和外生交易费用在内的总交易费用以及交易效率，导致人们所选择的公司治理合约形式不同。特殊关系治理合约和普遍关系治理合约是两种典型的治理合约形式，其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的值不同。内生和外生交易费用是相互替代的，科学选择治理合约形式可以有效降低总交易费用。社会制度基础发生变化，最优的治理合约形式也将随之发生相应变化。而制度演化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简单模仿他国的经验是不可取的。     

债务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现代的财务理论基于代理理论的考虑,认为债务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即债务的相机治理作用和债务的代理成本效应。为了研究债务融资到底是如何影响我国企业的投资行为,通过实证分析证实了债务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具有抑制作用。     

权益资本成本与公司治理的相关性研究——来自中国民营科技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0-2004年中国民营科技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考察了公司治理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我们采用剩余收益折现模型计算权益资本成本,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和激励机制三个方面来反映公司治理状况.结果表明,董事会规模与权益资本成本显著正相关,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时权益资本成本比较低,这说明董事会特征对权益资本成本有显著的影响.而股权结构和激励机制变量与权益资本成本没有显著的关系.     

货币政策、债务结构对煤炭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研究

本文选择2016-2020年平衡板煤炭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参考现有的Richardson模型,引入货币政策、债务结构等控制变量因素,构建本文所需的煤炭企业非效率投资影响回归模型.最终结果表明:我国上市煤炭企业均存在非效率投资情况,主要表现在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方面,其中投资不足是主要问题.     

代理问题、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以民营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运用代理理论对2002年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22家民营上市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发现民营上市公司治理包括在股权集中度、债务融资比重、金字塔式控股、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偏离、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价偏离等五个方向上存在着代理冲突,并指出引发民营上市公司代理冲突的首要原因是现行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股权割裂。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利用中国2005—2007年343家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对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发现和结论是:经营者持股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发现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更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国有持股比例(包括国有股和国有法人持股)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反相关关系,国有持股比例越高,技术创新能力越低;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主的机构投资者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效应,机构持股比例越高,技术创新能力越强;独立董事制度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正相关关系,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比较高的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明显高于独立董事占比较低的企业。本文还根据上述结论,从公司治理的视角提出了提升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债权人监督、负债融资与企业 R & D 投资--基于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之前的研究发现负债融资阻碍了企业的R&D投资,本文从债权人监督的角度对负债融资与R&D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解释。本文研究发现,受到债权人监督较少的商业信用对企业的R&D投资几乎没有影响,而受到监督较多的银行信贷则严重阻碍了R&D投资。然而,在银行信贷监督较少的国有企业以及自有资金较多的企业中,银行信贷却不会影响企业的R&D投资。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负债融资对R&D投资的影响效果受到债权人监督能力的影响,监督力强的债权人更有能力影响企业的决策,从而导致企业R&D投资的减少,而监督力弱的债权人则不会影响企业的R&D投资。     

治理伦理与公司治理:二维治理结构的建立

流行的公司治理理论是以制度性机制为单一维度的分析框架。本文通过对公司治理行为所暗含的“私人安排”的分析,将伦理参数导入公司治理的机制体系,建立了一个扩展成的“二维治理结构”。通过对几种典型的治理结构的比较分析,指出“治理伦理”标准化和职能化,以及提高伦理治理强度是改善公司治理绩效的关键环节之一。     

董事会治理对公司绩效累积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论文基于2004年和2005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用南开大学董事会治理指数衡量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水平．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指数与公司绩效的改善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即董事会治理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存在累积效应，董事会治理对公司绩效改善的影响主要来源于董事会组织结构建设和董事薪酬激励的作用，而董事权利与义务、董事会运作和独立董事制度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则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公司绩效的行业固定效应随董事会治理水平的提高而弱化．并且董事会治理对公司绩效影响的累积效应边际递增。     

法律治理、投资者保护与财务舞弊:一项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2002—2004年受处理的137家上市公司及配对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投资者法律保护与财务舞弊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负相关,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的改善能有效降低财务舞弊概率。此结论的政策意义在于:在我国,完善法律制度是加强投资者保护从而抑制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资本市场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理及若干实证检验

本文从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入手研究资本市场对公司治理的作用。资本市场的融资机制，使投资者有权选择投资的对象，从而改善和提高公司的治理结构；资本市场的价格机制，可使出资者了解公司经营信息，降低了股东对管理层的监控信息成本，降低了公司治理的成本；资本市场的并购机制，可以强制性纠正公司治理的低效率。本文还用中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验证了资本市场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理及其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