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 融资约束与新能源企业创新——基于异质性双边随机前沿模型

本文构建了融资约束背景下风险投资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的内在影响机制， 并以中国获得 了风险投资的全部新能源上市企业为样本， 采用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定量估算融资约束、 风险投资对 企业创新的双边效应。 研究发现： （1） 整体而言， 风险投资能够对新能源企业的创新产出起到激励作用， 但风险投资由于受到融资约束的阻碍无法真正提升新能源企业的创新产出， 因其正面作用无法抵消新能源 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专利成果的抑制作用， 企业总体表现为创新产出不足； （2） 风险投资对不同性质企业的作用具有异质性， 国有企业、 小规模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所发挥的创新激励作用更强；有１／４国有企业的风险投资完全抵消了融资约束对创新产出的负向影响， 获得了高于最优水平的创新产出。     

新能源上市公司金融关联与过度投资——基于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选取2000—2018年在国内A股上市的新能源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融资约束中介效应实证分析金融关联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建立金融关联的新能源上市公司更易出现过度投资现象,金融关联的建立也有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融资约束在金融关联与新能源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间发挥中介效应,即金融关联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引起的。因此,为提高投资效率,建立金融关联的新能源上市公司应注重应对融资约束问题。     

融资约束下企业现金持有与投资效率的互动关系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 2013～2017 年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对中国沪深Ａ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 2013～2017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异质性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情况下，如何运用现金持有的多寡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制造业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现金持有的增加提高了小规模企业的投资效率，而对大规模企业存在过度投资的倾向；现金持有的增加令高成长性的企业提升了投资效率，对低成长性的企业影响则不显著。因此，我国应大力发展金融行业，提高企业内外部融资渠道；政府应合理规制，完善现金激励，规避道德风险，加大企业信息披露，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效率。     

绿色金融政策与企业融资约束

鉴于2017年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五省八区设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本文选取2012-2022年1445家A股上市企业样本,其中包含绿色企业170家与污染企业237家,构建KZ指数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以2017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作为时间分界点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试验区内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同时这种影响对不同企业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效果,分别缓解和加重了绿色企业与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化水平对绿色金融政策与企业融资约束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对政策与融资约束关系的调节效应仅存在于污染企业样本中。此外,本文分别从经营性质与上市年限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中,并对上市年限不同的绿色和污染企业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     

煤炭企业环保投入对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

以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煤炭类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煤炭企业环保投入对融资约束产生的影响,并把企业社会责任和政府补贴纳入考虑范围内,研究二者对环保投入与融资约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煤炭企业环保投入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企业社会责任的提高和政府补贴的增加均能加强煤炭企业环保投入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此项研究丰富了煤炭企业环保投资与企业融资相关领域的研究,能够为顺利实现“双碳”目标、鼓励企业增大环保投入力度以及帮助煤炭企业走出融资困境提供参考。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风险投资绩效研究 ——以我国新能源上市企业为例

本文基于 2004～2017 年新能源上市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 利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政府补贴、 风险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实证结果表明， 政府补贴和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绩效均存在激励效应， 其中研发投入能部分中介风险投资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并完全中介政府补贴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此外， 企业的内部控制风险承受能力负向调节风险投资和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融资约束抑或过度投资——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上市企业为分析样本,通过检验现金持有量对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考察企业中的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结果显示,融资约束与过度投资导致企业投资支出与内部现金流密切相关。民营企业、大规模地方国有企业中存在过度投资,所持有的现金具有明显的壕沟效应、进一步提高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而中、小规模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比较突出,为了抵御外部融资约束,持有现金充当对冲工具、降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     

环境不确定性、税收激励政策与投资效率——基于可再生能源企业的研究

可再生能源投资效率关乎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 在环境不确定性和税收激励政策的影响下, 可再生能源投资效率会偏离其有效水平。 基于异质性双边随机前沿模型, 本文分析了环境不确定性和税收激励政策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效率的影响, 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1） 环境不确定性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效率存在 51.84％的负向影响, 税收激励政策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效率存在 48.16％的正向影响, 最终导致可再生能源投资效率低于其最优水平; （2） 在环境不确定性和税收激励政策综合影响下, 国有可再生能源企业投资效率为 1.15, 非国有可在生能源企业投资效率为－7.85, 国有可再生能源企业投资效率明显高于非国有可再生能源企业; （3） 税收激励政策对国有可再生能源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大, 为 34.81％,比对非国有可再生能源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高5.84％。 以上结论为可再生能源企业更有效地投资以及为政府对可再生能源产业相关税收激励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为可再生能源企业更好地适应市场化发展和政府更有效地干预市场经济提供借鉴。     

融资约束抑或过度投资——中国上市企业投资一现金流敏感度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上市企业为分析样本，通过检验现金持有量对投资一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考察企业中的融资约束和代理）中突。结果显示，融资约束与过度投资导致企业投资支出与内部现金流密切相关。民营企业、大规模地方国有企业中存在过度投资，所持有的现金具有明显的壕沟效应、进一步提高投资一现金流敏感度。而中、小规模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比较突出，为了抵御外部融资约束，持有现金充当对）中工具、降低投资一现金流敏感度。     

境外上市与企业投资效率

截至2021年11月,我国单独境外上市企业占到境外上市企业总数的88.32%,但单独境外上市的研究明显与该数据不匹配,研究数量缺乏。为扩充该方面研究,本文以2012~2020年单独在美国和中国香港上市的中资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境外上市与投资效率关系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发现,单独境外上市与境内上市企业相比投资效率更低,区分企业上市地点后发现,规模大、信息透明度低、存在代理成本的赴港上市企业比境内上市企业投资效率低,规模小、代理成本高、信息透明度低的赴美上市企业比境内上市企业投资效率低。通过机制分析发现,信息透明度、境外上市和非效率投资三者存在"遮掩效应",境外上市企业未能受到有效的信息约束。     

政府补贴、市场进入壁垒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市场进入壁垒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①政府补贴对东部和北部地区民营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最大,中部其次,东部最小,这说明政府补贴能够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绩效增长,且呈现出显著的 区域差异性;②从全国来看,民营企业能否进入高壁垒行业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但 民营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的程度却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从分区域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民营企业能否进入高壁垒行业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只在东部地区民营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的程度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在西部地区却对企业绩效产 生显著的负面影响;③从总体上看,相对于市场进入壁垒而言,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大。因此,当民营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的成本过高时,政府给予民营企业的财政补贴可以弥补过高进入壁垒对企业绩效产生的负面影响。     

数字化、溢出效应与企业绩效

本文基于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企业异质性,从企业外部融资约束环境和内部经营管理效率两个角度检验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最后实证考察数字化在行业内和城市内对企业绩效的溢出效应。本文的主要发现如下:数字化显著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提高,并且对小企业、北方地区、国有企业和数字化水平较高行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机制检验结果发现,数字化能够同时缓解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环境和提高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效率。企业所处行业和城市的数字化水平均会对其绩效产生一定的正向溢出效应,在不同类别企业间也存在较大差异。企业自身数字化、行业和城市溢出效应均会降低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绩效,而在内部经营管理效率方面,只有企业自身数字化水平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     

规模经济对逆向物流中政府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三阶段博弈的策略分析

逆向物流中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可以有效促进政府补贴行为。文章建立了基于企业规模效应的三阶段博弈模型,确定了企业最优回收数量和存在规模经济效益时的政府最优补贴率,分别讨论了政府补贴率与企业投资水平及规模经济效益的关系。结论显示:政府补贴可以降低企业投资门槛,从而提高企业投资新设备的积极性;企业规模经济效应会显著提高政府补贴产生的环境保护效益,促进社会总效益达到最优化。     

不同资本结构与所有权安排下的投资效率测度——来自我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不同资本结构和所有权安排对投资收益和投资效率的影响,并就我国企业过度投资现象进行了测算和说明。实证结果发现,上市公司财务杠杆水平显著影响着公司投资效率和投资收益,但在影响方式上却因所有权安排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财务杠杆水平的提高对地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收益影响不大,但显著降低了这两类企业的投资效率;中央国有企业财务杠杆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投资收益,但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不敏感。研究还发现,低杠杆水平的非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几乎不存在过度投资情况,高杠杆组该类企业过度投资却很严重;而对于中央国有企业来说,无论财务杠杆水平如何,投资效率均十分低下,过度投资普遍存在。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

高新技术产业与金融存在互促共进的关系,高新技术产业化需要金融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技术经济系统是分为多阶段的,由于各个阶段和各个环节投融资的金融价值不同,对投融资需求的方式和数量也不同,从而导致对金融工具多样性的需求。除大型企业通过内源性融资进行研发外,高新技术产业成长根据各个阶段的目标、主体和特点不同,需要选择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共同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资本市场等不同的渠道融资和方式。     

产业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7~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产业政策冲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促进了处理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先增强后减弱;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受到产业政策影响更大;相比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受到产业政策影响更大;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改善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来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政府应该努力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压力,充分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     

研发投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基于融资结构门限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2~2020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研发投入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表明,研发投入与财务风险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发现,研发投入对财务风险的影响存在融资结构双重门限效应。当融资结构水平低于第一门限值和介于两个门限值区间时,研发投入增加会显著改善财务状况,但改善效应随融资结构水平提高而显著下降。当融资结构水平大于第二门限值时,研发投入增加会显著增加财务风险。采用替换变量法和滞后一期法对上述研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证明上述结论成立。在异质性检验中发现,不同行业或不同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财务风险影响的融资结构门限效应不尽相同,即有双重门限效应和单一门限效应之分。在不同融资结构水平下,不同行业或不同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财务风险影响的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据此,给控制或防范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因研发投入而引发的财务风险提出了相关建议。     

基于熵—物元模型的河北钢铁上市公司融资效率评价

论文从资金成本、风险因素及企业治理因素等影响钢铁企业融资效率的指标出发,建立了河北钢铁上市公司融资效率的物元评价模型。为克服指标各评价类取值区间的长度不相等给关联度计算带来的不利影响,改进了传统物元模型关联度函数;同时结合指标信息熵构建了AHP-Entropy评价指标组合权重。运用改进后的物元评价模型对河北钢铁上市公司融资效率进行评价,实例分析表明模型具有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