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碳减排——基于空间溢出与面板门槛的分析

基于2012—2020年中国28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和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以数字经济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和碳排放水平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负向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在东部地区具有负向溢出效应,但在中西部表现为正向溢出。环境规制和碳排放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最佳数字经济区间为第一区间(lndig≤12.201);处在第二区间(12.20116.222)后,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略微弱化。     

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双赢的规制研究

企业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一直是企业战略管理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传统观点认为:环境规制与经济效益是相互矛盾的,经济发展必须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若要保护环境则会限制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环境规制与经济效益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当造成的.本文通过对我国环境规制现状的分析,针对我国现行的环境规制进行改革和创新,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激励,将环境规制与经济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行为相关联,从而实现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双赢.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面对资源和环境的约束, 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本文构建3种空间权重下的空间面板模型, 选取 2007～2016 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 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 （1） 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2）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 当前尚未达到倒“U” 型曲线的拐点, 即对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3） 产业结构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作用以抑制为主, 而要素禀赋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结果表明, 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对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的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本文基于 2004～2015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 环境规制与工业增长规模间存在 “U” 型的非线性关系, 与综合效率、 盈利效率和劳动效率间存在横向的 “S” 型关系, 与经营效率间存在镜像的 “S” 型关系; 环境规制政策存在帕累托改进空间, 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既有利于环境保护, 又不会对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产生负面作用; 环境规制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 通过权衡三大分解效率可在短期内确定区域最优的环境规制政策。 最后, 根据实证分析提出应突破 “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思路, 推进差异化的环境管制政策,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环境规制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1999～2011年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面板数据,首先运用DEA模型对中国环境规制的绩效进行了测算,继而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规制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2000～2011年间,全国样本的环境规制绩效虽有波动,但总体呈逐年增长趋势,特别是2006年以后,增长趋势趋于稳定;就区域和省际层面而言,则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面板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影响环境规制绩效的因素较多,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促进环境规制绩效提高的积极因素,而环保力度和受教育水平则不利于规制绩效的提高。     

环境规制对城市新动能水平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下文简称新动能指数)评价体系,建立并测算了263个城市2006~2019年的新动能指数,并比较了区域间的差异。之后使用FGLS估计方法与门槛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与新动能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可以显著增强城市新动能水平。使用门槛模型进一步研究两者之间的动态演变规律后发现,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升,在大型城市以及中小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对新动能水平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在超大型及特大型城市,该效应不显著。     

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效应的分析

环境成本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是造成工业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恶化并存的根源。本文使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2003～2014年中国省级工业竞争力综合得分,计算了中国省级环境规制强度,以分别衡量区域工业实力及政府对其环境状况的有效监管程度。在此之上建立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影响的固定效应空间误差模型,并从东部、中部、西部3个区域分别进行空间计量检验。实证检验认为中国工业竞争力有显著的省际空间集聚现象。在空间角度上,总体中国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竞争力具有长期稳定的正向影响,东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有促进作用,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有抑制作用。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市1998～2013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程度和技术创新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以技术创新为前提的,若无法有效的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而单纯依靠强化环境规制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不可持续的。     

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从20世纪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开始,人们在加强环境规制治理工业污染的同时,就对环境规制政策可能对被规制企业经济绩效等带来的影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与企业绿色创新

本文基于“波特假说”,以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为中介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作用的内在机理,构建“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绿色创新绩效”的传导机制。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与规制合法性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2)规制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认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不显著;(3)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支持了“波特假说”。得到的管理启示是,当环境规制持续执行并逐渐完善时,政府应帮助企业建立环境组织合法性,使其争取在“双碳”目标这一时间窗口上获得机会和资源,将环境规制上升到组织伦理是“双碳”目标的有效实现路径。     

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三大区域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研究表明：东部的环境规制强度高抑制了技术创新,中部与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有助于提高技术创新,而且各地区核心技术创新指标不同,东部地区最突出的技术创新是实用新型与发明型,中部地区是外观设计型与发明型,西部是实用型与外观设计型;环境规制的间接作用在东、中两地区表现为正向作用,在西部表现为负向作用。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各地区表现不同。最后综合研究结论,针对如何提高地区技术创新水平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京津冀环境治理协作的科技创新效应研究——基于传输通道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北大核心

深化京津冀环境治理协作需要科学评价其科技创新成效,不断完善环境治理协作的综合配套体系。本文以河北省11个地级市及北京和天津共13个城市为研究样本,以国家针对“2+26”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经《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认定)施加的环境治理措施为外部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价了京津冀环境治理的科技创新效应,提出了完善环境治理的综合配套方案。研究发现,京津冀环境治理协作促进了科技创新发展;更进一步的调节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结构质量、融资便利水平和政府支持力度三变量对环境治理协作的科技创新效应具有强化作用,升级产业结构、优化金融环境、增加政府创新资助可作为完善环境治理综合配套体系的重点突破方向。     

我国政府环境规制在低碳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构建一元回归估计模型以及自向量回归VAR模型,研究政府环境规制与各类能源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从而探索我国政府环境规制在低碳经济发展中作用,本文研究认为：政府环境规制与各类能源碳排放之间存在动态关系,环境规制是碳排放量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环境规制投入赶不上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耗的需求,造成各类能源碳排放不断增加,在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政府环境规制的作用是显著性的,未来我国政府必须加强政府环境规制的投资额度,更要加强环境规制投入的力度,综合利用国家规制手段,实现我国低碳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经营绩效反馈、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广告投入

基于2012～2015年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对经营绩效反馈和企业广告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考察了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当企业未实现资本市场经营预期时,随着实际绩效低于经营预期程度的增大,企业广告投入将减少;（2）当企业实现资本市场经营预期时,随着实际绩效高于经营预期程度的增大,企业广告投入将增加;（3）当企业未实现资本市场经营预期时,与低不确定性环境相比,高不确定性环境中企业经营绩效负反馈对广告投入的负向影响将增强;（4）当企业实现资本市场经营预期时,与低不确定性环境相比,高不确定性环境中企经营绩效正反馈对企业广告投入的正向影响将增强。     

环境规制下政府科技投入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影响

基于我国普遍存在环境规制和政府科技投入背景,本文以我国2009~2018年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从能源消耗、废物排放、废物治理和资源综合利用4个方面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采用Tobit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下政府科技投入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之间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上逐年上升,但是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政府科技投入对绿色发展水平仅起到有限的激励作用,政府科技投入对在环境规制下的绿色发展水平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FDI 技术溢出的区域差异及吸收门槛效应研究--基于bootstrap的内生门槛效应测算及回归检验

本研究选取各区域的经济发展规模、金融发展程度、以及劳动力文化教育水平、第二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程度等构成因子,作为度量东道国区域FDI技术创新溢出“门槛”效应的关联因素;并以人力资本投入以及外资研发强度作为门槛效应因子代理变量,进行两两子样本间的内生门限回归。结果证实：我国区域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文化教育程度构成我国FDI技术创新溢出的主要“门槛”效应关联因子,各区域不同的“门槛”阀值跨越决定了各区域FDI技术创新溢出吸收的成效;中国作为东道国对于FDI的技术创新溢出吸收仅在其发展水平低于两者互动阀值时有效,且这一消化吸收关联效应随着其自主创新水平提升过程中的相对FDI技术优势及市场竞争威胁形成而逐步递减。     

技术创新门限效应研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差异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市区2000～2012年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基于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差异视角,对技术创新的门限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创新效应存在着明显的技术差异与知识产权保护门槛。不管以知识产权保护还是以技术差异作为门槛变量,加强研发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均能显著促进我国各省区技术创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