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背景下中国OFDI的环境效应检验——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3—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4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环境效应,并运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和双重差分模型,进一步研究在碳排放量不同分位点上中国OFDI对其影响作用的差异性和"一带一路"倡议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结果显示,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排放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所产生的环境效应整体表现为"污染光环"效应。中国OFDI对不同碳排放水平国家(地区)存在差异性影响,由于低排放水平国家具有吸收以相对高污染的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投资偏好和较大的技术差距,中国OFDI会增加这些东道国的碳排放,但随着东道国碳排放量的提高,通过外溢的绿色技术效应,中国OFDI对其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不断增强,进而推动相关国家碳减排和环境质量的改善。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也带来了绿色的环境效应。     

省际OFDI、出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地域辽阔,地区差异较大,研究省际OFDI、出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需重视空间因素的作用。本文基于2005～2014年我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OFDI和出口贸易这两个方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省际OFDI、出口贸易和全要素生产率均表现出空间集聚特征;OFDI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呈负相关;出口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并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促进邻接省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我国需重视技术寻求型OFDI的建设,充分考虑OFDI对国内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影响,以期达到对外投资和出口贸易双实现技术溢出效应的效果。     

产业结构、对外贸易与碳排放——基于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长江三角洲41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近20年的面板数据,将产业结构、对外贸易和碳排放结合在一起,分析长三角地区碳排放空间特征,采用空间邻接权重矩阵、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结合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产业结构、对外贸易与碳排放的联系。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碳排放量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2)从直接效应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会抑制本地区碳排放量的增长,但会增加邻近地区的碳排放量;(3)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会增加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碳排放量。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因素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的研究

基于2000—2020年西部各省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bin Model,SDM),对西部地区碳排放量影响的经济因素进行空间效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西部地区碳排放量的空间相关性莫兰指数(Moran’sI)为正,检验结果显著;(2)本地区经济发展因素中,第二产业产值对碳排放量有促进作用;(3)邻近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亦对本地区碳排放量具有促进的空间效应。由此可知,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发展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比较明显。研究结果为西部地区低碳经济的有效发展提供了依据,最后提出了几点建议。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影响

本文采用2009~2020年254个企业OFDI及所处城市空气污染数据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OFDI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显著为负,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地区空气质量;(2)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存在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OFDI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等方式改善空气质量存在最优区间;(3)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环境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就东道国而言,对高度开放且环境规制程度良好的东道国进行投资能有效降低母国的空气污染水平;就母国而言,处于严重空气污染地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使空气质量得到更显著的改善。     

河北省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分解研究

文章测算了河北省1980～2009年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总量并对其进行了分解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对碳排放量环比增速进行了不同种类化石能源的分解测算;第二,基于LMDI指数分解法对碳排放变动量进行了四种效应分解,分别为：碳强度效应、能源强度效应、经济效应和人口效应,并从效应贡献量及贡献率两方面分析了其时序变化规律。结果表明：河北省1980～2009年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总量一直趋于上升,煤炭消费引起的碳排放量环比增速变动相对平稳,石油、天然气消费引起的碳排放量环比增速变动幅度较大。对碳排放变动量的效应分解方面,经济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对碳排放变动量的作用显著且贡献率较大,碳强度效应和人口效应对碳排放变动量的作用不够显著且贡献率较小。     

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产业结构转型的中介视角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缓解碳排放的作用日益凸显。基于我国2006—2019年的省域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数字经济衡量指标,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构建数字经济、产业结构转型与碳排放的理论机制,并实证检验了三者之间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产业结构转型是数字经济作用于碳排放的重要传导渠道;数字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东中部地区不存在产业结构转型的中介效应。且研究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降低碳排放、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实证支撑。     

“双碳”背景下我国工业碳达峰预测研究

首先利用物料衡算法中详细燃料分类的估算法对全国工业CO2碳排放量进行了测算,基于LMDI模型,计算了各因素对工业碳排放的影响值和贡献率。结果表明:起正向作用的因素依次为经济发展效应、人口规模效应,其中经济发展效应对工业碳排放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大,贡献度达到174.91%,人口规模效应贡献度为15.58%;而能源强度对工业碳排放增长的负向作用最大,贡献度为-174.81%,其次是能源消费结构,贡献度为-87.21%。根据LMDI结果,运用STIRPAT模型对我国2020—2035年工业碳排放量进行预测,得出我国工业碳排放量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峰值为1 088 289.478万t。最后从经济发展、能源消费、技术创新等角度对工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出建议。     

R&D投入、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 2004～2017 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 构建了R＆D投入、 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相互关系的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 分别从全国层面以及不同地区层面探究了R＆D投入、 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之间的相互关系。 结果表明： （1） 产业结构升级在全国层面和东部地区有效抑制了碳排放, 而中、 西部地区则增加了碳排放; （2） 不论是在全国层面还是在不同地区层面的回归结果中, 均得出R＆D投入的增加虽然提高了碳排放量, 但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 （3） 产业结构升级和碳排放增加对R＆D投入水平的提高形成倒逼机制。     

融资约束、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绩效

本文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2～2017 年数据, 构建融资约束综合指标和SA指数, 运用logit模型验证融资约束与OFDI的关系,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OFDI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滞后性,并探究了融资约束对OFDI经济后果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 （1） 融资约束会对企业OFDI决策产生抑制作用; （2）OFDI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且该正向影响存在滞后效应; （3） 融资约束在OFDI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中起到了扩大振幅的作用, 即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OFDI 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愈加明显。     

基于SDA模型的中国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研究

全球变暖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降低碳排放的关键是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费,客观准确的找出碳排放量变化的驱动因素是制定碳排放政策的关键。基于2002、2007、2012、2017年投入产出表,利用结构分解模型(SDA)对中国碳排放量变化进行研究,从能源结构效应、碳强度效应、投入产出技术效应和总量效应4个方面对碳排放量变化进行分解,得到结论:4个驱动因素共同作用于中国碳排放量变化,不同行业对各个效应的贡献度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OFDI逆向技术溢出、 金融集聚与区域创新——基于空间计量和门槛回归的双重检验

本文分析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 金融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理, 利用中国 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 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实证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区域创新的线性和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地区创新水平在空间上具有正向相关性 ,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滚雪球”效应;（2）OFDI逆向技术溢出和金融集聚均对区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交互项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非线性;（3）以金融集聚为门槛变量进行非线性检验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存在双门槛效应。 随着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在经过两个正向促进体制后, 转为较强的负向抑制体制。     

老龄化、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基于独立作用与联动作用的双重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市2005～2016年面板数据, 分别采用静态面板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 对老龄化、产业结构与碳排放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静态面板模型结果表明, 东部地区老龄化、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的曲线关系均呈“N 型”, 西部区老龄化与碳排放之间呈现“N型” 曲线关系。门槛模型结果表明, 各地区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增加不利于降低碳排放, 但在不同的老龄化程度下, 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能源与产业结构调整下我国工业碳排放峰值调节机制研究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碳减排压力与日俱增。当前我国碳排放主要呈现以工业碳排放为主、西部地区工业碳排放增长速度最快、第三产业的碳减排效果优于第二产业的特点。文章通过构建工业碳排放峰值LEAP模型,设置基准情形（BAU）和结构调整情景（SA）,并将产业和能源结构设置为高、低模式两种情景,分析我国工业排放峰值调节机制。研究结论为：（1）我国工业碳排放量在2035年达到峰值,未来工业碳排放量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2）产业结构调整能够有效降低我国的工业碳排放峰值,但对峰值出现的时间不影响。（3）能源结构调整对降低工业碳排放量具有显著效果且对第二产业影响效果最为显著;能源结构调整对工业碳排放量峰值时间也没有影响。     

双向直接投资、自主创新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

本文把能源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 基于 DEA-Malmquist 指数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对经济增速的贡献率与生产要素增长率对经济增速贡献率的比值作为经济集约化水平, 利用 2003～2016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双向直接投资、自主创新对经济集约化增长的影响以及 OFDI 对经济集约化水平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OFDI 对母国经济集约化水平的影响显著存在本国人力资本的单门槛效应和金融发展的双门槛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集约化水平显著负相关; 自主创新能力对经济集约化水平有显著的正效应。因此, 提高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和经济的集约化增长。     

基于偏最小二乘模型的碳排放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我国30个省份2000~2010年主要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测算,通过K-均值聚类分析将各省域按照"排放———效率"类型分为四大类,并运用偏最小二乘建模分析了能源消费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城市化率以及碳排放强度对4类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4类区域的二氧化碳排放存在明显差异,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和碳排放强度是4类地区碳排放共同的驱动因素;对于高排———低效地区和低排———低效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高排———高效地区与低排———高效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碳排放之间并无显著的倒U型关系;另外,能源消费结构与4类地区碳排放的相关性存在明显差异。本文对上述差异做出分析与解释,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一带一路”战略为研究背景,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003～2012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签订BIT能够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并且对发展中国家的促进作用要比发达国家更加显著且效应更大。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

本文选择 2001 ～2016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计算了狭义和广义的环境规制强度,并基于SYS－GMM 方法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 考察期内, 虽然狭义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但广义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显著; 整体而言, 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 型关系, 现阶段的“倒逼减排” 效应更加明显, 中国的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 东部和中部地区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都呈现出显著的“ 倒逼减排” 效应,但西部地区只有狭义环境规制存在“倒逼减排” 效应, 广义环境规制并不存在。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煤炭价格、产业结构与我国碳排放量关系研究

以煤炭价格和产业结构为切入点,借助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灰色关联度分析等方法,将我国煤炭价格和产业结构对碳排放量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结果发现:过去20年间,我国煤炭价格和产业结构都与碳排放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煤炭价格和产业结构都是碳排放量的格兰杰原因,且产业结构与碳排放量的关联性更为显著。     

制度差异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双边投资协定与贸易依存度的调节效应研究

本文分别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制度差异风险对中国OFDI 的影响。在理论层面通过模型构造论证了双边投资协定和双边贸易依存度对制度差异风险的调节效应：稀释效应与累积效应。在此基础上,选取2006-2015 年中国“一带一路”沿线41 个国家和地区样本,对理论假设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表明：制度差异风险对中国OFDI 产生负面影响且具有门槛效应,中国更倾向于投资制度风险接近的国家;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 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对发展中国家作用更大,双边投资协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东道国的制度缺位,稀释制度差异风险对中国OFDI 的负面影响;双边贸易依存度有益于中国OFDI 且对发达国家作用更大,双边贸易依存度通过加强制度学习和经验积累,对制度差异风险具有反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