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与监管

数字技术以其成本低、覆盖广等优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迅速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了传统普惠金融存在的信用采集难、成本高等困难,降低了普惠金融推广中的部分风险。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也为普惠金融带来了新的风险,给普惠金融监管带来困难。目前国内外文献主要集中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对策研究,针对数字技术下产生的风险和监管研究有待加强,实践中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框架仍需进一步完善。从数字普惠金融的基本内涵出发,系统梳理了其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和目前监管状况,并从数字技术和普惠金融结合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存在的各种风险。针对这些风险,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历史发展,论证了监管的必要性,探索构建了相应的监管框架,提出了具体的监管措施。     

数字普惠金融:风险与监管

三方面因素促进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 通过研究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指数得出三个重要发现,一是从2014年1月至2016年末的增长速度翻了一番;二是从地级市来看,中国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远远超过内陆的发展水平,一个地级市互联金融的发展水平大致和它跟杭州城市之间的物理距离呈反比,也就是说离杭州越远发展水平越低;三是互联网金融在过去几年间基本上是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在推动的一个活动.     

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技术创新

本文从理论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逻辑关系,并选取我国A股2011-2020年期间的上市中小企业为样本,对数字普惠金融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风险承担水平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显著正相关;风险承担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起着中介作用。     

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时空演进与发展趋势

在依托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对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传统马尔可夫链和空间马尔可夫链方法解析中部六省所辖82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的时空演进分布特征,嵌入经济金融共生理论,构建共生指数,从省域层面刻画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共生状态。研究发现:近10年来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呈现出非均衡性跨越发展态势,区域之间、年际之间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传统马尔可夫链分析显示,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保持稳定的概率至少为56.86%,同时也存在马太效应;空间马尔可夫链分析表明,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生转移的概率存在空间依赖性。共生状态测度表明: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共生关系处在正向非对称共生状态,且逐步向正向对称共生状态收敛。为此,应从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协同机制、拓展应用空间、打造良性生态四个方面着力,提升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     

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时空演进与发展趋势

在依托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对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传统马尔可夫链和空间马尔可夫链方法解析中部六省所辖82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的时空演进分布特征,嵌入经济金融共生理论,构建共生指数,从省域层面刻画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共生状态。研究发现:近10年来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整体上呈现出非均衡性跨越发展态势,区域之间、年际之间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传统马尔可夫链分析显示,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保持稳定的概率至少为56.86%,同时也存在马太效应;空间马尔可夫链分析表明,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生转移的概率存在空间依赖性。共生状态测度表明: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共生关系处在正向非对称共生状态,且逐步向正向对称共生状态收敛。为此,应从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协同机制、拓展应用空间、打造良性生态四个方面着力,提升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内涵、创新与风险研究

文章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内涵,论述了创新与风险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对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和数字普惠金融创新风险进行了结构性分析。最后提出了监管应合理平衡创新与风险的关系,重构金融监管范围,结合互联网技术完善风控体系,完善社会征信体系,建设信息共享系统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上市公司金融化

基于2014~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对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会诱导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金融化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金融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较高的数字普惠金融将使非金融上市公司更偏好持有金融资产,且这种行为在国有企业和注册所在地的东部沿海地区企业中表现得更明显。此外,股权制衡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的影响过程中扮演着逆向调节效应,较高的股权制衡度能够抑制数字普惠金融与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化的正向关系。在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要格外留意企业管理层过度持有金融资产的问题。     

商业银行普惠金融的发展及风险防范研究

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迅速发展。本文着眼于金融服务弱势群体、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进程,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和概括了我国商业银行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同时对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风险进行总结分析,提出风险防范的相关建议,以期推动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信用风险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创新的深度融合,对企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为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信用风险的作用机理,以沪、深两市2012—2020年1567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链式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抑制了企业信用风险。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地区信用环境不发达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企业信用风险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对民营企业和相对而言的小规模企业的信用风险抑制作用大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上市公司。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链式中介机制来抑制企业信用风险。     

数字农业与数字普惠金融的融合

<正>数字农业与数字普惠金融的融合发展是指,金融服务供应商利用农业大数据,通过数字技术和金融创新,为微观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普惠金融服务,并在数字交换中实现双方商业可持续和农业大数据增值的过程。融合发展的基本思路广义的数字农业是农业全过程的数字化,是将数字化信息作为农业新的生产要素,用数字技术对农业对象、环境和生产过程进行可视化表达、数字化设计、信息化管理的新型农业形态。狭义的数字农业则聚焦农业产供销环节,旨在将互联网、     

数字普惠金融与未预期风险应对:理论与实证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刻画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未预期风险应对的影响,并基于世界银行2014年和2017年中国普惠金融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高居民风险应对能力,增强贫困人口抵抗风险冲击的韧性。但考虑个体多重借贷行为后发现,适度借贷有益于改善居民风险分担,过度借贷则会损害其风险防御能力,进而弱化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平滑效应,这意味着数字普惠金融增强居民风险应对能力是建立在理性借贷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还能帮助遭受风险冲击的家庭平稳消费,这一影响主要来源于对非耐用品支出的促进作用。此外,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在扩大风险分担网络、增进信任机制、培养金融习惯以及提升服务效率等方面带来重要影响。本文为我国推进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融合创新,营造健康数字普惠金融生态圈提供了一定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实践

<正>随着我国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各大商业银行作为主要金融服务供给端,先后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以银行战略高度规划发展普惠金融,促进社会经济平等合理发展。与此同时,银行纷纷开展数字化转型,投入建设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等基础技术平台,规模化提升银行数字化能力。商业银行将数字化转型与普惠金融有序融合,推动金融科技赋能普惠事业,探索出适合自身的数字普惠金融实践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的未来

每一个普惠金融服务的对象,或许需要不止一项金融服务产品,但并不是每一个服务对象都需要所有的金融服务产品。对于不同的服务对象,其所需要的适当的服务内容是不同的。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性已是不言而喻,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当然要用技术,用什么技术并不是问题的所在,怎样用数字技术才是真正的问题。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减轻中小企业债务风险？

中小企业是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重要力量,但其自身风险也可能会对市场产生溢出效应,对社会造成影响。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科技赋能传统金融的新方式,能更好的将金融服务渗透到中小企业这类长尾客户中。本文以2013年到2021年A股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中小规模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降低中小企业债务风险,该作用部分是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债务风险的降低作用对于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表现的更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近年来,我国金融行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经济以及技术水平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逐步提升。基于此,本文首先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优点;其次阐述数字普惠金融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数字普惠金融的信息安全、征信体制以及监管问题;最后从提升数字普惠金融用户的信息安全意识、建立完整的数字普惠金融征信体制以及对数字普惠金融展开全面监管等方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措施。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本文选取2011～2017年我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静态与动态面板分别对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可以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无论在静态面板还是动态面板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现正相关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对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均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动态面板中,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完善、经济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人口老龄化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缩小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互联网与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缩小起到阻碍作用,城市化进程的作用则不显著。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相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企业债券融资

本文利用2010—2021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企业债、公司债以及企业外债数据,全面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债券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所在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促进企业通过企业债、公司债等方式融资,但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企业外债融资。造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内债（企业债和公司债）和外债差异性影响的原因是,企业所在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企业在当地或国内金融市场融资,削弱了企业通过外债融资的需求,从而导致企业在境外融资规模的下降。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因素对企业债券融资存在异质性影响。其中,覆盖广度对企业债和公司债的影响最大,数字化程度对企业外债融资影响最大。第三,与大企业和国有企业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债券融资的促进效果更好。基于此,本文从提升企业融资质效的视角,提出了完善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的相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商业银行竞争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各地区商业银行的竞争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整理计算200845条银保监会官方网站公布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信息构建商业银行竞争指数,实证检验2011—2018年中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了地区商业银行竞争;消费需求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中介效应;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