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老铁路对省际贸易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各省份参与中老铁路开行情况的研究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单独章节进行重点阐述,指出我国应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冯其予,2022）[1]。中老铁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典范和“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为我国出口贸易提供了一条衔接海洋运输、支撑内部运输的新通道。因此,本文就中老铁路开通以来国内各省货物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对各省依托中老铁路发展对外开放格局的规划提供政策性建议。     

数字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2011-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广义分位数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分析了在政府财政支农、市场化进程下数字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门限效应。研究显示: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但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样本分组的稳健性检验也得出相同结论;随着财政支农力度的不断加强和市场化进程的深化,当其跨越门限点后,数字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建议。     

城市发展与铁路货运能耗的相关性实证研究

铁路作为我国重要的货物运输方式,其能耗状况及强度变化对发展节约型交通战略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基于我国多年交通统计的实证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对交通能耗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并对今后以上海为端点的铁路货运能耗进行预测.     

城市发展与铁路货运能耗的相关性实证研究

铁路作为我国重要的货物运输方式,其能耗状况及强度变化对发展节约型交通战略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基于我国多年交通统计的实证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对交通能耗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并对今后以上海为端点的铁路货运能耗进行预测。     

农地“三权”分置对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影响研究——基于CMP方法的实证分析

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分析了农地“三权”分置对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的影响。基于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采用变异系数法、熵值法和因子分析法分别测算农村金融包容指数,以农业劳动力占比作为工具变量,运用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CMP)进行内生性检验及回归分析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包容性水平呈逐年增长趋势,但目前仍处于较低层次;“三权”分置对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分维度来看,“三权”分置显著增强了农村金融服务渗透性和使用效用性,而对于提高农户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的效果还未显现;渗透性和使用效用性在“三权”分置影响农村金融包容性中均有正向中介效应,可获得性不具有正向传导作用;教育程度、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等对农村金融包容性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城乡收入差距、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等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中老铁路”项目中的云南金融贡献

2021年12月3日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条长1000余公里的钢铁巨龙从云南昆明出发最终抵达老挝万象,最快10小时左右可达。项目启动及实施过程中,云南省金融系统凝聚合力,优化项目企业配套金融服务方案,有效保障铁路及沿线建设融资需求,助力沿线地区产业链发展完善,为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及中老经济合作发展贡献了金融力量。     

人才聚集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双碳”目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在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是否也能促进我国区域碳减排？文章选取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人才聚集为中介变量,运用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降低我国区域碳排放,且作用机制分析显示,人才聚集是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我国区域碳减排的重要机制;从不同区域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促进我国东部、中部地区降低碳排放,而对西部地区碳排放影响并不显著。     

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长期增长的门槛效应:假设与实证

本文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加总时序数据和分地区、分行业面板数据,在考虑到处于不同波动状态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对长期增长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的假设下,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国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波动门槛效应;在低波动时期,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减损效应,但不同工业行业的表现各异,竞争性行业对增长有负影响,垄断性行业则有正影响;在高波动时期,波动对增长的影响正向不显著。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分析

本文运用1997—2019年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实证研究结果认为,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作用,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其增长程度存在着差异性。就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而言,金融发展水平对东部地区经济处于低分位点省份的影响程度较大,而对于中部地区经济位于高分位点的省份影响程度较大,对西部地区经济整体有着显著的影响。基于此,提出实施金融发展的区域化战略、重视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协调等政策建议。     

浅析人民币“外升内贬”现象

人民币升值和物价上涨是全社会所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两个问题不仅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本文通过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对人民币"外升内贬"现象及其成因进行分析说明。     

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选取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8个指标,运用Eview6.0软件,对河南省18个地市2012年的发展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确定影响经济发展的3个主成分。建立综合指数评价公式,得出18个地市的综合得分并对其进行排名。结果发现运用主成分分析得到的结果和河南省各地市经济发展实力大致相当。     

浅析人民币“外升内贬”现象

人民币升值和物价上涨是全社会所关注的焦点,因为这两个问题不仅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本文通过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对人民币"外升内贬"现象及其成因进行分析说明。     

中国省域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异质性估计——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实证

选取2011年我国31个省市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比分析揭示了经典OLS方法无法模拟省域间各种影响服务业发展因素的空间异质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影响服务业发展的要素对不同省市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作用有很大的差异。具体来说,城市化水平、人力资本、公共财政支出、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对多数省(市)的服务业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第二产业发展状况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效用不显著,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分析

本文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方法,浅析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机理,并对京、津、沪、渝四地金融和经济发展有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的正相关关系,分析了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差异的成因。提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其金融业发展应予区别对待的对策。     

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时空差异分析

基于中国省年面板数据,研究了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表现出的差异。对总体样本的研究表明: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在控制了内生性、替换解释变量的情况下,结果依旧非常显著。时间维度上,基于移动截面回归的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随时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说明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空间维度上,基于分样本的研究表明:城镇化对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呈现中部最强、西部次之、东部最弱的局面,也暗示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对西双版纳州“克木人”聚居区金融服务现状的调查思考

<正>前言:克木人是我国正在进行民族识别的族群之一,也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族体,目前国内克木人人口约3300人,主要分布在中缅、中老边境的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嘎洒镇和勐腊县的尚勇、勐满、勐伴等6个乡镇。2008年1月和2009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就帮助解决克木人生产生活困难问题二次作     

基于熵权-TOPSIS的省域诚信环境动态综合评估——基于2009—2013年的样本研究

研究我国省域诚信环境的动态评价问题.从社会、政治、经济、金融四个维度构建了测度诚信环境的指标体系;基于我国31个省区市2009—2013年时间序列数据,运用熵权-TOPSIS,对各省区市的诚信环境进行了动态评估;以江苏省为例,利用灰色绝对关联度分析了影响诚信环境的重点要素.     

“丝路经济带”九省市经济金融竞争力评价

深入剖析丝绸之路沿线国内段九省市的综合发展实力,探索不同发展战略定位下省 区市竞合协同发展路径,对全面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经济发展竞争力、 环境设施与可持续发展竞争力、科技创新与财富竞争力、金融发展竞争力、对外开放竞争力五 个维度建立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分类主成分分析法全面衡量九个省市经济金融发展的分项和综 合竞争力,将九省市分为三个发展梯度,形成资源聚集与要素流动的直观剖析。在此基础上,利 用聚类分析法得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经济关联的着力点与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并最终得出处 于不同梯度省区市间开展基于优势竞争力的产业间合作的三大有效路径。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及政策思考

金融发展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金融规模效应渠道和金融结构效应渠道。本文基于跨期最优化条件,在内生经济增长框架下分析了金融发展、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合1994－2009年的数据,运用门槛回归（ TR）方法,实证检验了不同渠道下我国农业投资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受我国农业组织形式相对落后和农村正规金融供给严重不足等因素影响,在不同渠道下我国农业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即当金融影响渠道超过“临界值”时,农业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显著降低。因此,积极探索和创新农业组织形式,加快培育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强化农村金融供给,是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我国保险排除度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2010年的数据对我国保险排除程度进行了测算,并分析了造成各个省份保险排除程度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根据指标IIE计算结果表明:在我国31个省区市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保险排除,68%的省份遭受了严重的保险排除,29%的省份遭受了中度保险排除。最后,应用Tobit模型分析得出,影响我国保险排除程度的主要因素是教育水平、经济发展以及民族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