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分析

产业融合的兴旺发展为农业生产现代化、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持续动能,是乡村振兴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农村集体经济在二者之间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传统金融竞争在二者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则不显著;在粮食主销区与产销平衡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高以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效果显著;而在粮食主产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低以及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则不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经济机会和数字素养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中介渠道。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升，攀比效应的干预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逐渐递减，呈倒“U”型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农村地区及低资本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更强，这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相契合。本文为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以更好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真正普惠于民，实现家庭增收致富。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城镇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

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运用Probit、Tob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分别使用主客观金融素养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养老保险参与存在直接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的主客观金融素养水平来提升家庭养老保险参与的可能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能够正向影响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且西部地区最为显著;客观金融素养的中介效应占比大于主观金融素养。基于此,西部地区应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升居民金融知识普及和关注程度,以更好地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发展,满足居民的养老保障需求。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及减缓相对贫困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对促进共同富裕和贫困治理有重要意义。论文对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以及各类银行在其中能够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分地区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共同富裕及减缓相对贫困的实际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相对贫困的减缓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正效应,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饱和程度、减贫效应大小等在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鼓励中小型银行在中、西部地区开发数字产品和线上业务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在当地的发展,缩小地区间差异。未来,为了促进共同富裕,应进一步增加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鼓励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完善数字金融相关法律法规。     

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商业银行竞争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各地区商业银行的竞争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整理计算200845条银保监会官方网站公布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信息构建商业银行竞争指数,实证检验2011—2018年中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了地区商业银行竞争;消费需求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中介效应;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西部后发展地区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的影响研究——以甘肃为例

文化消费是我国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环节之一,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居民文化消费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章以甘肃地区为例,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甘肃地区居民文化消费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文化消费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甘肃地区的居民文化消费以兰州和白银为分界线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分界线西部地区的居民文化消费高于分界线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甘肃地区居民文化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其中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对甘肃地区居民文化消费产生正向影响,而数字化程度则产生负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周边地区居民文化消费产生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文章认为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数字普惠金融产品、促进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空间效应研究

本文选用2011~2021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共同富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本省共同富裕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分维度指标中,覆盖广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要优于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区域异质性,中、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要高于西部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于285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方向。本文基于2011-2017年全国285个地级市样本数据,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JP2〗（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各地级市经济增长的差距;（2）教育水平和政府行为水平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强化这种促进作用;（3）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和政府行为水平相对落后,提升教育水平和加大政府投入是关键,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基于KMV模型的互联网金融行业信用风险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已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新方向。本文基于2011-2017年全国285个地级市样本数据,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JP2〗（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缩小各地级市经济增长的差距;（2）教育水平和政府行为水平对当地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强化这种促进作用;（3）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和政府行为水平相对落后,提升教育水平和加大政府投入是关键,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金融与科技的紧密结合促进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为低收入群体和落后地区居民以较低成本享受金融服务创造了条件,也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通过22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西部地区最强,中部地区次之.从分项指标...     

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熵值法对13个影响共同富裕的指标进行赋权,得到各省份共同富裕程度的综合得分并据此进行排名。利用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就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共同富裕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其使用深度亦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除了东部地区以外,中西部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促进了共同富裕,且尤以西部地区最为明显。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地打破融资壁垒,对推动共同富裕具有积极影响。基于此,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提升农民的数字金融素养;制定差异化的数字普惠金融区域政策,因地制宜地促进共同富裕;优化金融结构,有效打破融资壁垒,从而促使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推动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是近年来我国新兴的金融模式,其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备受关注,但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经济发展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本文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借鉴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服务业发展存在积极的影响,在行业和地区间存在异质性。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程度高于生活性服务业,对中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大于东西部地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加快城镇化建设、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以及促进要素市场发育来发挥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背景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变迁研究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事关我国经济、民生的意义重大,刻不容缓需改善解决的问题。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上也逐渐被证实产生着深刻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全国31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对其产生的收敛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在数字普惠发展的大环境背景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在逐步往下降的趋势发展,但是,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数字普惠金融产生的效用也不尽相同,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其产生的效用更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层面的指数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能力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要利用好数字普惠金融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仅要完善相关技术,也需要政府加大引导。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性研究

采用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测算我国28个省份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基于测算结果分析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性。结果表明: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全国及区域层面上均呈现收敛性特征,东部地区收敛速度最慢、中部地区最快。同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借助条件收敛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收敛效应。总体表明: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来看,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全国及东部、中部、西部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收敛速度,有利于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区域均衡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增收——基于农户创业中介效应的再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化技术赋能金融的新产物，也是促进农户创业、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增收效应；农户创业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不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收入结构的异质性。因此，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强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政策与农户创业扶持政策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引导农户创业类型的多元化成为当前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现实选择。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城市创新吗?——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2011-2016年248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市级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城市创新之间的空间关系和非线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对本地区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溢出效应也带动了周边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当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城市创新影响的边际收益增加,在考虑区域差异性后该门槛特征仍然存在。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创新激励效应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征。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应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优化创新环境,激发数字普惠金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梅特卡夫法则”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有更好的减缓作用吗?

数字技术赋能普惠金融,让金融服务惠及更多的低收入人口,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更好的相对贫困减缓作用,还需要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我国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并进一步探讨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减缓相对贫困,其减贫效应大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协同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相对贫困程度下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推动相对贫困减缓。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在提升传统普惠金融供给服务能力的基础上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据实地情况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收入分配效应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来自中国1869个县域的证据

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总体较低,如何依靠内生动力补齐农业机械化短板尤为重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正好为破解农业机械化难题开辟了新路径。本文基于1869个县域数据,运用SARAR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影响的均衡效应和非均衡效应,同时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农业机械化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促进农业机械化的重要路径;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会受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与其他县域相比,农业落后县、平原县和农业县更容易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受益;数字普惠金融还会以农民收入和固定资产投资为中介变量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为此,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应抓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不同区域应依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的延续和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基于2011—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权TOPSIS、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和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但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享受数字金融技术红利更充分,而西部地区则享受了数字金融政策红利.此外,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的影响也呈现出异质性,金融数字化还不能发挥正向影响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错配、产业升级和环境规制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中介渠道.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居民杠杆率吗? ——来自2011—2018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随着数字技术更迭推新,数字普惠金融迎来了跨越式发展,其零距离接触长尾客户群体、提供低价便捷的服务,延伸了金融服务半径,满足了中低收入家庭的借贷需求,对居民杠杆率的传导效应不容忽视.本文利用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与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经济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杠杆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杠杆率产生正向影响.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居民杠杆率产生正向影响.(2)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杠杆率的影响随着杠杆率分位数水平的上升而下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地区和中高收入群体影响程度较大.本研究的发现为认识居民杠杆率成因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有关部门分类施策管控居民杠杆率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