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地区间的异质性,并进一步探索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中存在的技术和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时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性;从“本地—邻地”视角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分区域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强于东部地区;研发投入在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中发挥了单一门槛作用,当跨越门槛值后促进效应会呈现递减的规律。     

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我国非金融行业企业对金融资产的投资热情日益高涨,这是否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相背离？本文以我国2001—2019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影响。基于异质性进行分样本讨论发现,这种倒U型关系在中央国有企业、民营和外资企业、东中部地区企业中成立,但在地方国有和西部地区企业中不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即存在一个合理的金融化偏离程度以及金融资产投资收益区间,在此区间内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最大。机制分析发现：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流动性供给效应、投融资期限错配效应和实体资本配置效应三条传导路径。本文相关研究结论为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正在逐渐改善我国农村地区面临的融资困境,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新方向。本文在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1—201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且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其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东部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出现负增长;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技术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负向的溢出效应;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分维度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迅速,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重要契机.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网络外部性和非均衡发展特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门槛作用机理,并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对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均具有双重门槛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越大.此外,还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增收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各维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指数具有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覆盖广度的增收效应逐渐增强,覆盖广度指数和农村人力资本的耦合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指数具有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过门槛值,数字化程度的增收效应有所减弱;使用深度指数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著.当前我国正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居民教育培训,提高农民数字普惠金融素养,实现数字普惠金融创新与农村现实金融需求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和数字经济红利的充分释放,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对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党中央提出我国要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进一步促进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融合发展,为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扎实的金融力量。在此背景下,文章尝试将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结合,并提出理论假设,基于2012—2020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建立面板数据,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分别利用中介效应和回归模型开展影响机制和区位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改善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缓解资源错配等中介途径,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有效。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分析,文章建议重点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最大化提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发挥好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创新外溢、产业结构优化和资源错配减缓效应,全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重点提高中西部地区金融服务供给水平。     

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的碳减排效应研究——空间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长江经济带数字金融对城市碳减排的影响以及二者关系的异质性,进一步建立空间杜宾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城市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抑制城市碳排放的增加,该结论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且稳健可靠;数字金融发展对第二产业主导型城市以及“十三五”时期的城市样本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达到门槛值后对碳减排的促进效应更强;长江经济带各城市间的碳排放存在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本地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其碳减排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本地碳减排。     

数字金融、政府监管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中国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使用Fare—Primont指数法测度30个省际全要素生产率,通过门限回归分析数字金融与金融监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数字金融有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其影响作用呈现"倒U型"趋势;金融监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与金融监管宽松地区相比,数字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监管严格地区表现的更为显著.在发挥数字金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更要切实加强金融监管,将数字金融纳入国家统一监管之下,通过政府监管引导数字金融优化推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金融深化、FDI溢出效应与地区TFP——基于省级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考虑经济运行互动关系中内在非线性结构的前提下,从金融深化角度探究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采用1992-2011年我国29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非线性理论的“门槛模型”检验和回归方法,以金融深化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总体上金融深化和外商直接投资都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且存在基于金融深化的“双门槛效应”,即不同地区的金融深化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的结构变化,随着金融深化和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呈区间递增的态势.     

金融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效率通道和技术通道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研究金融发展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具体路径:是“效率通道”还是“技术通道”。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抑制效应,通过“技术通道”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对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促进效应,同时通过“效率通道”和“技术通道”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效率通道”更显著。     

金融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效率通道和技术通道

本文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研究金融发展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具体路径:是“效率通道”还是“技术通道”。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抑制效应,通过“技术通道”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对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促进效应,同时通过“效率通道”和“技术通道”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效率通道”更显著。     

环境规制调节下数字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重污染行业为例

“双碳”背景下,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发展的数字金融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重污染企业节能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1年沪深上市A股重污染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GML模型测算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在本文主效应中起着负向调节的作用;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来提升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更显著;相较于中部,数字金融对西部和东部的影响更大。基于此,本文建议加快金融智能化和数字资产化,并制定差异性环境政策帮助重污染行业绿色转型,助力高质量发展。     

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影响的空间溢出和门槛效应研究——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绿色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模式,是促进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文章在理论层面上分析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机制,随后利用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测算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指数和绿色金融发展指数,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农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绿色金融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不仅具有本地效应,而且还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外溢效应,此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金融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本地效应,但仅在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外溢效应,而中、西部地区不显著;机制检验显示绿色金融通过绿色技术进步渠道来促进农业的绿色发展,而绿色技术效率渠道不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发展农村绿色金融、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绿色创新效率

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并将高技术产业集聚划分为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分别考察相应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创新效率,但二者呈“倒U型”门槛特征。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推动高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来提高绿色创新效率,而专业化集聚并非有效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东部地区、金融基础较弱区域、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强。据此,本文提出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模式、打造“数智化”高技术产业园区、实施绿色创新差异化发展战略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提高绿色创新效率提供有益借鉴。     

数字普惠金融、碳排放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使用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提升金融服务效率,进而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推动区域技术进步;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特别是数字支付服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显著,且该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更加显著.本文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可通过降低区域碳排放,特别是第三产业碳排放来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碳排放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使用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降低金融服务门槛,提升金融服务效率,进而提升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推动区域技术进步;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特别是数字支付服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显著,且该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更加显著.本文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可通过降低区域碳排放,特别是第三产业碳排放来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促进共同富裕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本文以共同富裕为切入点,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两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即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且在数字普惠金融分指标中,数字化程度的影响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财富家庭的作用效果更明显;门槛效应检验揭示,当家庭所处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程度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缩小家庭财富差距。据此,本文提出应大力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尤其要关注其数字化程度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绿色低碳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SBM—GML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使用系统GMM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式。研究发现:2011—2019年,技术效率提升拉动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加;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技术效率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服务覆盖广度的扩大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建议采用政策鼓励和资金引导的方式提高技术效率对绿色低碳经济的促进作用,大力发展绿色普惠金融,提高绿色普惠金融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数字技术影响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空间效应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供给侧、需求侧和政府侧三个方面构建金融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体系，采用LDA聚类方法将金融政策分类且纳入指标体系，对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结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数字技术指数，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研究数字技术对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技术能显著促进本地区金融高质量发展，对邻近地区金融高质量发展则具有制约作用。从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来看，数字技术对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呈现“倒N型”非线性影响；数字技术对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也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约束，在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的约束下，数字技术对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特征；在人力资本的约束下，两者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本文丰富了数字技术与金融高质量发展研究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思考与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和空间效应研究——基于县域空间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现有研究发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我国2014—2021年1578个县域样本空间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乡村产业兴旺以及它们之间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具有显著正向的促进作用，资本传导效应、技术传导效应和劳动力传导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产业兴旺的作用机理。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产业兴旺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和空间异质性。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处于第一门槛值下方（DIF≤0.186）时，对乡村产业兴旺影响呈现“弱显著”；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跨过第一门槛值，处于第二门槛值下方（0.1860.867）时，对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相较第一、第二门槛之间的影响有较大程度的下降，表明空间溢出作用开始通过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传导机制辐射周边地区，对本地乡村产业兴旺正向促进作用边际效应递减。     

绿色金融政策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绿色金融是引导资金向绿色产业集中进而优化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抓手。基于2004—2019年270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使用非参数方法测算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表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检验该政策对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1）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看，该指标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0.97;(2)从政策效应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并不存在异质性；（3）从政策作用机制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提高等多个路径，促进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提高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4）从企业微观行为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地区中的高污染企业会通过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履行污染治理责任等路径提升自身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升自身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结论完善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的效果评价框架，为优化当前绿色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