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

文章以2008年至2011年274家国有上市公司为观测样本,研究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以高管货币薪酬在高管货币性薪酬与权益性薪酬两者中的比重作为薪酬激励水平,进而探讨两者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而且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产生负向影响。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股权激励与费用粘性

薪酬激励契约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与费用粘性的关系却鲜有文献研究。以2009—2019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费用粘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分析股权激励强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费用粘性存在非线性U型关系,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为13.303时,费用粘性处于最低水平;股权激励强度对不同区间的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费用粘性的关系调节作用存在差异,且股票型激励模式的调节效应更显著。由此,企业应注意合理设置薪酬激励契约结构,优化激励机制的经济效果。     

企业风险、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粘性述评

高管薪酬激励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和企业界研究的焦点,国内外学者在此方面也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成果。本文从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分析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的关系,然后叙述了高管薪酬粘性的研究现状,并从企业风险的角度探究了高管薪酬粘性的变化,然后探讨了不同产权形之下企业风险对高管薪酬粘性影响的差异,最后对研究现状进行评述。     

“重奖轻罚”能推动企业创新吗？——基于内部控制与内部治理调节作用的视角

以2007—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与内部治理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业绩薪酬中的粘性特征可以推动企业的创新投资;高质量的内部控制与内部治理均能强化高管薪酬粘性对高管创新决策行为的激励功能。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在内容上包含内部治理,内部控制能通过内部治理中介来实现其部分调节作用;高管薪酬粘性不完全是一项有意的契约设计,若企业的高管薪酬粘性是因内部人控制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所引起的,它将丧失对高管行为的激励功能,无法有效地推动企业的创新投资活动。     

高管纵向兼任、产权性质与企业费用粘性

高管纵向兼任是大股东加强公司控制的重要手段,广泛存在于经济转型期间,研究其经济后果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高管纵向兼任对不同产权性质公司费用粘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高管纵向兼任与企业费用粘性呈负相关关系,且这种关系仅存在于非国有企业中;(2)当纵向兼任的高管为上市公司总经理而非董事长时,负相关关系更显著;(3)兼任距离较远时,高管纵向兼任与企业费用粘性为负相关关系,较近时无影响.研究为高管纵向兼任是否合理提供了经验支持,对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公司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审计费用增加:监督、激励还是纵容?——基于中国A股经验数据的实证研究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引起审计费用显著增加,既可能是监督、激励效应所致,也可能是机会主义行为所致,研究清楚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导致审计费用增加,对认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治理职能、加强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2003—2017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将显著增加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支出,且审计费用支出的增加是因为保险人积极履行监督行为、追求更高的审计质量所引起的,而非是其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导致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审计费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交互效应,即在较差的外部治理环境中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监督激励效应更为显著。这一研究对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审计费用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认识,也为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推广提供了经验支持。     

政治关联、产权性质与高管薪酬粘性——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09-201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在不同产权性质下,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关联与高管薪酬粘性正相关,有政治关联会使企业高管拥有更高的薪酬粘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民营企业中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显著大于国有企业,在地方政府控股企业中政治关联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显著大于中央政府控股企业。     

员工持股计划与公司费用粘性

文章以2014-201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寻了员工持股计划会对公司成本费用产生什么影响.研究发现,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费用粘性更大,员工持股计划会显著增大公司费用粘性.进一步研究员工持股计划的特征,发现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数越多,资金规模越大,高管认购比例越多,公司费用粘性越高.通过分析员工持股计划对费用粘性的作用机制,发现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能够通过提高创新投入,进而增大费用粘性.区分雇员规模和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发现,雇员人数少、内部控制质量低的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相比于雇员人数多、内部控制质量高的公司会有更高的费用粘性.本研究为我国员工持股计划的完善、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避税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

文章以我国2009—2013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高管业绩—薪酬敏感性和高管薪酬粘性两个角度考察了企业避税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的避税程度和高管业绩—薪酬敏感性显著负相关,即避税程度越高,高管业绩—薪酬敏感性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避税程度加重了高管的薪酬粘性。文章的结论拓展了目前对企业避税的研究,也对高管薪酬制度的优化有一定的实证参考意义。     

我国高新企业高管持股与R&D投入相关性研究

以2006—2008年披露研发支出的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上市高新企业的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支出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高管股权激励越大,研发支出越多;规模较大的公司更倾向于投入较多的研发费用;公司的负债水平越高,研发支出越少;高成长性的公司有更强的动机投入更多的研发费用来创造成长机会。     

创新投入、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的研究

本文基于企业高管激励视角，以我国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考察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探讨了高管激励对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其中，高管激励细分为高管薪酬激励以及高管股权激励。研究结果表明，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激励在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之间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在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较高的情况下，企业的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更为显著。     

上市公司高管激励与企业业绩的实证研究——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例

有效的高管激励制度能够真正地激励企业高管,提高企业的业绩。高管激励的方法有很多种,采用何种方法、何种方法的组合才能更加有效地激励高管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文章通过线性回归分析,研究了企业业绩与高管薪酬、高管持股比例、高管人数的关系,以及股权结构变化对高管激励与企业业绩关系的影响。     

制造业上市公司高管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动态内生性关系

本文选取2007~201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基于动态内生性视角,采用广义矩GMM估计模型,对高管激励与盈余管理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当期高管激励与当期盈余管理之间并无显著相关关系;2前期盈余管理与当期高管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前期高管激励对当期盈余管理的影响只体现在高管薪酬激励方面,高管股权激励方面并不显著;4高管激励存在跨期影响,即前期的高管激励水平与当期高管激励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盈余管理不存在这种现象。     

CEO的动态过度乐观影响费用粘性吗?

现有研究发现,CEO的过度自信通过乐观预期这一机制提高费用粘性。CEO的动态过度乐观源于过度自信,但与其存在很大区别:动态过度乐观的CEO会努力工作以实现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从而提升企业价值,增强了CEO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协调度,因而可能通过减少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抑制费用粘性。文章利用2007—2016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并支持了上述推断。进一步通过区分CEO动态过度乐观与静态过度自信、稳健操作和披露、盈余管理以及业绩状态等证实了动态过度乐观的独特之处,从宏观经济环境和公司治理机制两个角度验证了动态过度乐观影响费用粘性的主要机制是减少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文章不仅为高管特征与企业费用粘性的关系提供了新证据,而且也有助于投资者通过管理层特征判断企业费用粘性问题,从而更好地做出决策。     

股权激励强度谁主沉浮？——基于不同控制环境下的高管权力与能力视角

选取2007—2016年沪市A股与深市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高管权力、高管能力以及产权性质对企业股权激励强度在授予阶段和行权阶段等不同控制环境下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授予阶段,高管的权力越大,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权力对股权激励授予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能力;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被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2）在行权阶段,高管能力越强,其越有可能达到行权所设定的业绩目标,解锁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高管能力对股权激励解锁行权强度的正向影响大于高管权力;高管年薪对高管股权激励行权强度能够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在既定的股权激励业绩目标下,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高管权力越大其行权的股权激励强度越大。     

家族高管与职业高管薪酬水平的差异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本文以沪、深324家家族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家族公司聘请职业高管后的薪酬水平变化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族高管的薪酬水平显著高于职业高管的薪酬水平;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绩效作用的强弱受到高管来源的影响,职业高管的薪酬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更显著。从而得出家族公司在聘请职业高管后,提高职业高管的薪酬激励水平可作为家族化管理的替代机制的结论。     

大股东掏空、融资约束与高管薪酬粘性

文章选取2014—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大股东掏空、融资约束对与高管薪酬粘性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薪酬黏性会因为大股东掏空行为而提升,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掏空行为越严重,薪酬粘性越高;融资约束低,高管薪酬粘性较大,且融资约束高低不会影响大股东掏空对高管薪酬的作用.大股东内部关联存在且独立董事独立性较差时,高管薪酬粘性大,大股东掏空才会导致粘性增大.     

家族高管与职业高管薪酬水平的差异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本文以沪、深324家家族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家族公司聘请职业高管后的薪酬水平变化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族高管的薪酬水平显著高于职业高管的薪酬水平;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绩效作用的强弱受到高管来源的影响,职业高管的薪酬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更显著。从而得出家族公司在聘请职业高管后,提高职业高管的薪酬激励水平可作为家族化管理的替代机制的结论。     

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费用粘性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外部与内部因素的经验分析

文章根据前人对费用粘性的分析方法,利用2007—2011年的768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观测数据验证了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确实存在费用粘性的行为。为了找出影响费用粘性行为的因素,分别利用两个外部因素: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以及两个内部因素:股权集中度与自由现金流量来验证其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与费用粘性为负向关系,而股权的集中可以降低费用粘性,自由现金流量的增加则会增大费用粘性行为。     

董事联结能抑制薪酬粘性吗?——管理层权力的中介效应研究

作为一种信息传导路径与资源共享平台,董事联结能为高管权力监督、薪酬粘性治理发挥重要功效。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与弱联结优势理论,考察董事联结对高管薪酬粘性的影响机理,并探究管理层权力在其中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董事网络中心度越高,高管薪酬粘性越弱;管理层权力在二者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约束管理层权力是网络位置降低薪酬粘性的一条有效路径。进一步区分联结强度后发现,内部董事强联结通过扩大管理层权力加剧高管薪酬粘性,外部董事弱联结通过约束管理层权力抑制高管薪酬粘性,且弱联结优势下管理层权力的中介效应比例最大。以高管任期作为管理层权力的工具变量缓解潜在的内生性影响,基准回归结论比较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