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智慧城市创新扩散演进机理及启示

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从城市内外两方面构建智慧城市扩散影响模型,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对38个城市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城市内部因素中,城市规模、人口密度和人均收入未对智慧城市扩散产生显著影响,城市性质和经济实力对智慧城市扩散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在城市外部因素中,城市间政府竞争和府际学习是智慧城市扩散发生的关键因素,但上级压力假设未获得支持。     

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动力因素时空差异研究

科技创新人才是城市提升创新能力的核心资源,是科技进步的关键要素。科技创新人才政策作为城市争夺人才的工具,被各个城市广泛采纳和使用。以16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寻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的动力因素并进行时空差异分析。研究发现,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具有双重动力因素：在需求拉动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是影响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的主要因素;在压力推动因素中,行政指令、府际竞争和社会舆论显著影响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在政策扩散平稳增长期,双重动力因素共同作用于政策扩散过程,而在政策扩散加速和减速增长期,城市科技创新人才政策扩散动力因素存在差异;在东、中部地区,压力推动因素占据主导,而在西部地区,双重动力因素都发挥重要作用。     

标志性事件与城市饭店的空间布局——以广交会为例

标志性事件不仅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空间拓展以及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而且对城市的饭店业造成显著的影响。以广交会为例,依据时间顺序探讨广交会对广州城市饭店空间布局的影响。研究发现,广交会展馆变迁直接推动展馆附近地区饭店设施建设,引导广州饭店由城市中心向边缘地区扩散,形成以展馆为核心的饭店集聚。造成饭店集聚的动力因素是行为因素、产业因素、交通因素以及政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城市空间扩展,影响饭店集聚因素不断产生变化,尤其是当主导影响因素发生改变时,将引起集聚区的衰落。     

智慧城市建设对营商环境的影响研究

在理论阐述智慧城市对营商环境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10-2018年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2013年启动的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估计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地区营商环境的影响.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改善了地区营商环境,具体而言,智慧城市建设主要是通过提升地区知识溢出水平、推进城市集约型发展以及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在城市异质性方面,我国中西部地区智慧城市建设对营商环境的改善效应并不显著,这种改善效应仅仅发生在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在非直辖市及非省会城市的中小型城市中,知识溢出水平越高的地区智慧城市建设对营商环境的改善效应越强烈,但是在直辖市以及省会城市中,知识溢出的调节效应则不再显著.因此,在下一步推动智慧城市建设工作的进程中,应当加强城市知识存量水平建设,推进城市集约型发展,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加大对城市差异性的关注.     

智慧城市建设如何影响城市运行效率——来自中国智慧城市试点的准自然试验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市运行效率低的问题逐渐显现,智慧城市建设的提出为提升城市运行效率提供了新方案。文章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基于中国99个地级市2007—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评估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运行效率的政策影响,并对动态效应和城市规模异质性进行拓展分析。结果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升城市运行效率,且PSM-DID方法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与非试点城市相比,试点城市的城市运行效率得到显著提高;动态效应检验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对提升城市运行效率有持续的正向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城市规模大的试点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对提升城市运行效率更为显著。     

生态经济视角下的西部地区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在引入SBM模型测度西部地区城市生态效率的基础之上,从生态经济的视角系统分析了西部地区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城市的生态竞争力普遍较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经济规模因素与西部地区城市的生态竞争力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从而与一般意义上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相悖,这与产业结构因素密切相关,经济规模因素主要是通过第二产业对城市的生态竞争力产生显著阻碍作用,而通过第三产业对其产生显著促进作用。同时,技术进步因素和环境规制因素中的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对于城市生态竞争力具有显著负面影响,而城市规模因素对于生态竞争力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西部地区的城市规模尚未对其生态环境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环鄱阳湖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变动——基于距离、规模、创新扩散的解释

在城市规模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对环鄱阳湖城市间距离、城市规模、创新扩散与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一个城市的规模可由规模大于它且距离它最近的城市的规模以及两城市间的距离解释,两者都对此城市的规模产生正向影响,其中城市间距离的影响更大。然而,环鄱阳湖城市体系中,城市间距离的位序差异对城市间距离差异没有明显的解释作用,即环鄱阳湖城市体系中城市间距离和距离位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与城镇位序规律相一致的内在定量关系。此外,为进一步发现环湖城市体系内城市的创新扩散是否影响稳定的城市位序—规模体系,引入创新扩散因素分析了环鄱阳湖城市体系创新扩散的特征以及创新扩散与城市规模、城市位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鄱阳湖城市体系各城市的创新流强度等级与各城市规模等级基本对应,其创新扩散主要呈现出由大城市扩散到次级规模城市再扩散到小城市的等级扩散模式。     

绿色发展目标下智慧城市建设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绿色发展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助力城市降碳增效。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机理和内在机制,并将中国智慧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9年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智慧城市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碳排放效率,并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可以提升周边城市的碳排放效率;(2)智慧城市主要通过增强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数字产业发展以及优化资源配置三个方面提升碳排放效率;(3)智慧城市对碳排放效率的促进作用在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完善、城市规模大、碳排放水平高的城市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为进一步推进新型绿色智慧城市建设提供重要参考。     

智慧城市建设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国家智慧城市建设是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将智慧城市试点设立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了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双重差分估计结果显示,企业所在地成为智慧城市之后,其债务融资成本显著下降,即智慧城市建设可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作用机制证实,智慧城市建设促使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和经营绩效提高,进而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抑制作用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具有差异性,具体表现为在抵押品较少、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结论不仅为智慧城市建设的积极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对于如何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碳排放：基于数字技术赋能路径的检验

智慧城市作为数字时代技术赋能型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新趋势,对我国实现低碳转型具有关键性作用。基于2006—2019年我国223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在引入PSM-DID、空间DID等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智慧城市通过数字技术创新的直接路径和“数字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路径影响城市碳排放;(3)在人力资本、资金、物质越集聚的城市,数字技术赋能路径对城市碳减排的正向调节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城市实现数字赋能与低碳引领的双轮驱动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智慧城市建设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智慧城市建设发展成为目前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对智慧城市的概念给出初步界定,并从城市基础建设、技术支撑、人才建设、政府支持四个方面系统地归纳各因素对其建设发展的影响,构建智慧城市建设发展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最后从政府、技术、人文三个角度对促进智慧城市建设发展提出相应对策。     

智慧城市建设能促进绿色发展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基于2006-2018年我国15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2012年智慧城市建设全国性试点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通过PSM-DID方法检验智慧城市建设的绿色发展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家试点的智慧城市政策显著提高了我国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就地区异质性而言,相比于中西部区域,试点智慧城市政策对东部区域城市绿色发展的效果更加明显;机制检验显示：试点智慧城市政策在全国和中西部地区分别通过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产生绿色发展效应,在东部地区则通过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绿色发展,并据此为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提出政策建议。     

信息通信技术（ICT）创新扩散及影响因素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运用2001—2018年全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统计数据,对信息通信技术(ICT)创新扩散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首先采取改进的Bass模型来测算ICT创新扩散速度,然后构建ICT创新扩散及其影响因素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动态SAR模型,并采用拟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动态SAR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研究表明:ICT创新扩散的时空效应显著,创新扩散不仅受本地影响还受邻近城市的影响;人口密度、人口流量、户均ICT消费支出及ICT供给能力等因素对其创新扩散有显著影响,且这些因素短期空间溢出效应和长期回流反馈效应显著。     

智慧城市建设是否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智慧城市建设对产业结构三个方面的影响。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和证伪检验,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并且,采用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探寻政策的运行机制。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建设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水平和服务业生产化水平提升;(2)智慧城市建设通过行业创新、科技水平、互联网发展、居民消费四个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3)不同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对产业结构三个方面的影响存在差异性,西部地区的影响更为显著;(4)智慧城市的综合水平越高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影响越明显。为此,国家应进一步规划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继续扩大智慧城市规模且重点倾向西部地区城市,同时,提前做好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智慧城市建设促进了城市可持续发展吗

智慧城市建设被视为解决由于快速城市化而导致的各种城市问题的一种全新治理模式,然而,城市系统是否因为智慧城市建设变得更具可持续?这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本文基于2005—2021年中国272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合成双重差分等方法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促进了城市可持续发展,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估计均佐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但政策效应在不同区位、类型和特征的城市具有差异。机制分析显示,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环境注意力和财政压力在智慧城市建设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分别发挥着正向和负向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厘清了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城市创新空间网络研究

当今世界发达城市的经济活力越来越体现在某些高度依赖创新的产业活动上。城市所带来的集聚效应给创新的产生、扩散和商业化应用提供了更为有效的发展空间。一方面,随着创新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特征和主要驱动力,全国掀起了一场广泛的城市创新运动。另一方面,创新和技术进步只有充分扩散后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对经济的影响。正如空间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是重要的,创新扩散也离不开空间的作用。如何将创新驱动与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结合起来,推动创新在城市系统内部这个特有尺度内实现有效集聚与扩散,提高创新驱动城市发展的效能,是创新型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在对城市创新空间网络基本特征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大连的实例,提出了城市创新空间网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模式,并构建了城市创新空间的营造策略。     

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2008—2018年中国21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影响效应，并对城市异质性进行拓展分析。结果显示，智慧城市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且城市科技创新基础越好，政策效应越突出。据此提出智慧城市建设应从优化科技创新投入结构、共建协同创新平台、完善成果转化机制、优化创新空间布局等多个维度协力打造科技创新生态，整体提升科技创新实力。     

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2008—2018年中国21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影响效应，并对城市异质性进行拓展分析。结果显示，智慧城市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且城市科技创新基础越好，政策效应越突出。据此提出智慧城市建设应从优化科技创新投入结构、共建协同创新平台、完善成果转化机制、优化创新空间布局等多个维度协力打造科技创新生态，整体提升科技创新实力。     

技术和地价对城市规模影响分析

城市规模一直是城市化发展战略的重要问题,究竟什么规模的城市符合城市发展的要求。文章从城市化过程中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入手对城市规模进行比较静态分析,为城市发展战略中城市规模的确定提供参考依据。当城市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达到均衡的时候,城市规模也达到均衡。技术和城市地价会对均衡的城市规模产生影响,其影响方向经过比较静态分析之后,得出两个结论：技术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是反向的;城市房价对城市规模的影响是正向的。文章利用北京市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两个结论,并针对这两个结论给出简单的经济解释。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利益分配影响因素的演化博弈分析与仿真

对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各参与方收益分配的原则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从宏观层面上,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非对称性重复博弈进行了分析,对影响各方策略选择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实验仿真,揭示了风险分担、损失转移、激励与惩罚等因素对影响合作稳定性的规律,为制定新型智慧城市PPP项目建设和管理的政策制度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