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持股对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企业创新活动一旦中断将会产生巨大的调整成本损失。因此,如何保持企业创新可持续性是企业创新研究的重要问题。结合委托代理理论,探索了企业高管持股对创新可持续性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了高管过度自信与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使用2003-2014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高管持股对企业创新可持续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过度自信则弱化了两者间正向关系,而相对于非民营企业,民营企业高管持股对创新可持续性的正向作用更强。同时考虑两种情境效应的综合影响时,在民营企业中高管过度自信的负向调节作用更强。最后,考虑了遗漏变量带来的“选择偏差问题”和内生性问题,采用基于Kernel匹配得分法的反事实检验,为实证结果提供了稳健性证明。     

高管海外背景与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一个多层次调节模型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位企业创新是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着力点。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发现：高管海外背景正向影响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调节效应分析表明,高管团队异质性、业绩期望落差在高管海外背景对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影响过程中发挥倒U型调节作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正向调节高管海外背景对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可以通过强化高管过度自信、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促进在位企业探索式创新。     

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财务冗余的中介作用与调节作用

从创新活动和创新绩效两个层面研究企业创新战略,将管理层过度自信和财务冗余资源同时纳入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理论分析框架,实证检验财务冗余如何作用于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研发支出及其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过度自信和企业财务冗余均显著提高了企业研发支出;财务冗余在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财务冗余水平越高,高管过度自信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创业企业创新投入、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2012-2015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创业企业创新投入、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企业创新投入与企业绩效呈显著倒U型关系,即随着创新投入的增加,企业绩效呈现边际效应递减规律;②高管过度自信与企业绩效显著负相关,即高管过度自信的自我意识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③高管过度自信及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存在交互效应,显著影响企业绩效。     

高管过度自信、研发投入跳跃与企业绩效——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间断平衡理论和高阶梯队理论，以2007-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902家制造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研发投入跳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高管过度自信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研发投入正向跳跃和负向跳跃均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高管过度自信正向调节研发投入跳跃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引入高管过度自信这一重要高管特征作为调节变量，有助于重新认识管理者心理偏差对企业创新行为和绩效的影响，较好地弥补了研发投入跳跃对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的研究空缺，丰富了创新间断平衡理论研究。研究表明，企业应重视高管心理特征的影响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选择研发投入策略以改善企业绩效。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实证检验

基于1998年到2008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薪酬对企业价值有非线性的"U"型影响,在高管薪酬超过一定的额度后,高管薪酬激励明显呈现出边际递增的激励效果.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只有线性正向影响,并未发现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非线性影响关系.本文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了一定的激励效果,上市公司应该合理的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     

高管团队异质性、断层线与创新战略——注意力配置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15年中国沪深A股129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高管团队异质性和高管团队断层线强度对企业创新战略的影响,以及高管团队的注意力配置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的任期异质性和职能背景异质性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战略;高管团队的断层线负向影响企业的创新战略;高管团队的注意力配置对其异质性、断层线与企业创新战略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环境支持还是企业迎合:高管持股、企业研发投入与省际创新强度

在转轨经济国家中,制度环境究竟会对高管持股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一直存在争议。从环境支持和企业迎合两个视角出发,分析企业所处的外在环境及其开展研发活动的动机等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在环境的创新氛围对高管持股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企业为满足政府政策导向而采取的迎合行为也强化了上述关系,这两者同时作用于高管持股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但两者相比,创新氛围的影响更为重要。进一步揭示了高管持股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逻辑黑箱,为今后的理论研究与政策设计提供了必要支持。     

高管过度自信与供应商关系：集中化还是多元化？

“十四五”规划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重视产业链与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着力提升供应链韧性及安全水平。本文利用2003—2022年沪深Ａ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为公”和“为私”两个视角探究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供应商战略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拥有过度自信高管的企业倾向于表现出集中的供应商关系,高管过度自信对供应商关系的影响“为私”视角占据主导。②集中的供应商关系是过度自信高管盈余管理行为的必然结果;③资源约束能够负向调节高管过度自信对供应商集中度的影响;④融资约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行业竞争程度能够正向调节高管过度自信对供应商集中度的影响。以上研究结论有助于探索影响企业供应商关系的前因,厘清企业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内在作用机理。     

高管正向外部薪酬差距对企业R&D国际化覆盖国家差别化的影响

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开展R&D国际化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高管正向外部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R&D国际化覆盖国家的差别化问题,同时还检验了高管海外经历以及政府补助这两个内外部的影响因素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外部薪酬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时,该薪酬差距越大,企业更偏向于在科技发达国家进行R&D国际化;高管海外经历和剔除与科技创新无关部分的政府补助均对上述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高管持股变动、技术创新与公司价值——基于不同产权性质的比较

以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高管持股变动、技术创新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对公司价值均具有正向影响，并且高管持股变动对上述影响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对不同产权性质公司而言，国有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活动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和高管持股变动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显著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基于上述结论，从政府补贴、公司高管业绩考核和股权激励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上市公司高管过度自信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抛弃经典财务理论中理性经理人的假设,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以2006—201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用管理者的相对薪酬、持股状况和实施并购次数构建综合指标来衡量公司高管的过度自信程度,从公司高管过度自信的视角重新审视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分配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上市公司倾向于少发放现金股利来增强内部融资;上市公司的成长性越强,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对现金股利分配决策的影响越显著。     

实体企业金融化、高管背景与企业创新投资

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年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以及企业高管研发背景和政治关联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中国上市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这种效应存在异质性;第二,高管研发背景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资,缓解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该作用在弱融资约束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第三,高管政治关联会加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资的挤出效应,这种负面影响在强融资约束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提出避免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高管股权激励 、约束机制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

对外直接投资速率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重要决策 ,但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文章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剖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的决策驱动机制,并基于2004-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探讨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的影响以及高管所面临的内外部约束机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1)股权激励总体上使得高管倾向于选择快速扩张的投资策略;(2)内部约束机制会强化高管股权激励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之间的正向关系;(3)外部约束机制会弱化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民营企业内部 ,高管股权激励对于加快企业投资的激励效果以及外部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更加明显;而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 ,内部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均十分显著.文章为如何充分调动企业高管积极性和主动性去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抓住国际化机遇提供了借鉴.     

高管控制权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来自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形成的制度背景,本文以2006年-2010年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高管控制权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高管控制权的单项指标还是综合指标,都能显著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高管控制权强的公司其资产负债率和长期负债率都显著低于高管控制权弱的公司;当公司存在两职合一、董事会独立性较弱、监事会规模较小、高管持股、高管任期较长等现象时,对高管控制权的约束较差,此时高管出于维护自身职位的考虑更偏向于较低的负债.     

高管心理韧性对国际化创新影响的研究——海归高管团队和供应链集中度的调节作用

国际化创新是中国跨国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必然途径。如何持续促进国际化创新呢？现有研究尚未关注到高管心理韧性这一心理资源因素的影响作用。本文整合高阶梯队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研究高管心理韧性对国际化创新的影响,选取2012—2019年我国电子信息行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结论表明：(1)高管心理韧性显著正向促进企业国际化创新;(2)海归高管团队的国际化经验和供应链集中度的创新集聚效应对此均有正向调节作用;(3)进一步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外部事件冲击放大了高管心理韧性对企业国际化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揭示出高管心理素质因素对企业国际化创新的影响作用,并探明其边界条件,为我国跨国企业加强高管心理建设以推动国际化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技术多元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高管团队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从社会网络理论的角度出发,利用2013年143家IT通信行业企业的相关数据,分析了高管团队的社会资本对技术多元化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技术多元化广度和深度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团队的社会资本对技术多元化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起一定的调节作用,其中高管团队的横向社会资本对技术多元化广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高管团队的纵向社会资本对技术多元化广度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高管团队的横向社会资本和纵向社会资本对技术多元化深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均起负向调节作用。     

组织信息化环境下知识流动对组织创造力的影响

通过解析知识流动和组织信息化环境的内部构成,探究知识溢出/知识扩散、高管支持/ICT应用对组织创造力的差异性影响,以及不同组织信息化环境对知识流动与组织创造力关系的调节作用。利用信息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数据,使用层级回归分析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组织创造力受知识流动的正向影响,知识扩散对其的正向影响更强;组织信息化正向影响组织创造力,相比ICT应用,高管支持对组织创造力的正向影响更强;高管支持在知识溢出/知识扩散与组织创造力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显著;ICT应用对知识扩散与组织创造力的强化作用显著强于对知识溢出与组织创造力之间的调节作用。     

政府研发补助对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投入与高管人力资本的中介调节作用

以2012-2016年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同时分析该作用路径下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以及高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高管任期负向调节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但正向调节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高管学历在政府研发补助-企业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中,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