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战略实施、公司治理与中小企业商业模式转型

中小企业国际化扩张会对企业商业模式转型产生何种影响？中小企业公司治理能否有效解决商业模式转型中的代理问题？基于资源依赖和公司治理视角,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方法研究发现：①从短期看,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战略对商业模式转型有显著抑制作用。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在国际化环境下获得的资源对商业模式转型存在积极作用,但影响效果不显著;②高管短期薪酬激励对企业商业模式转型有显著消极作用,高管持股激励对企业商业模式转型具有积极影响,但影响效果不显著;③公司治理中的监督机制能够有效解决由管理者自利行为引发的代理问题,公司监督能力越强,商业模式转型程度越大;④国际化战略实施和公司治理间的强化作用不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管理层激励

企业数字化转型完善了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拓宽了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充分发挥了资源赋能的作用。那么，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通过资源赋能作用增加管理层激励呢?本文从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两个角度，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管理层激励的资源赋能作用。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主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加了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这一效果主要是通过缓解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和提高公司的信息透明度来实现的。当管理层权力较大或者CEO具有高学历背景、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较为薄弱、公司专业性股东话语权较小和公司所在省份制度环境较差时，上述结果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管理层股权激励显著促进了公司创新投入，提高了公司的投资效率，即有效缓解了股东与管理层的代理冲突。此外，本文还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确保结论的客观真实性。本文的结论表明，数字化转型作为新经济时代的重要战略变革形式，可以赋能公司管理层激励，进而缓解公司的代理冲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高管股权激励 、约束机制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

对外直接投资速率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重要决策 ,但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文章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剖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的决策驱动机制,并基于2004-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探讨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的影响以及高管所面临的内外部约束机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1)股权激励总体上使得高管倾向于选择快速扩张的投资策略;(2)内部约束机制会强化高管股权激励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之间的正向关系;(3)外部约束机制会弱化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民营企业内部 ,高管股权激励对于加快企业投资的激励效果以及外部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更加明显;而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 ,内部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均十分显著.文章为如何充分调动企业高管积极性和主动性去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抓住国际化机遇提供了借鉴.     

创业导向企业的成长性:激励型与监督型公司治理的作用——基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提出企业特性是决定公司治理机制治理效果的重要变量,并以2010—2012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企业的研发与投资数据构造了创业导向程度的指标,实证检验了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性的直接效应,并考察了激励型、监督型公司治理机制对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性主效应的不对称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1)创业导向程度正向影响企业成长性;(2)针对高管的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和股票增值权)对创业导向企业成长性有正向调节作用;(3)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权制衡度代表的监督机制对创业导向企业的成长性有抑制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的创业导向企业,激励型与监督型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成长性有不同的作用方向,并讨论了这一研究结果的意义与启示。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高管股权激励与银行信贷决策

目前关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银行信贷决策之间关系的研究还较少,且尚未有学者分析和检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高管股权激励对银行信贷决策影响的交互效应,这不利于在实务上为企业的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指引。以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高管股权激励及银行信贷决策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正向影响其银行借款,且主要体现在长期借款增加,短期借款没有显著增加;(2)高管股权激励的实施正向影响银行借款,且主要体现在短期借款增加,长期借款没有显著增加;(3)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高管股权激励在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上主要呈现出互补效应;(4)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及其与高管股权激励之间的互补效应主要存在于财务透明度较高的企业中,在财务透明度较低的企业中并不显著。     

高管心理韧性对国际化创新影响的研究——海归高管团队和供应链集中度的调节作用

国际化创新是中国跨国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必然途径。如何持续促进国际化创新呢？现有研究尚未关注到高管心理韧性这一心理资源因素的影响作用。本文整合高阶梯队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研究高管心理韧性对国际化创新的影响,选取2012—2019年我国电子信息行业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结论表明：(1)高管心理韧性显著正向促进企业国际化创新;(2)海归高管团队的国际化经验和供应链集中度的创新集聚效应对此均有正向调节作用;(3)进一步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这一外部事件冲击放大了高管心理韧性对企业国际化创新的影响。研究结论揭示出高管心理素质因素对企业国际化创新的影响作用,并探明其边界条件,为我国跨国企业加强高管心理建设以推动国际化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企业持续创新影响因素研究

使用持续专利时间、持续专利数量、持续发明时间和持续发明数量对企业持续创新进行测度,就公司规模、企业盈利能力、债权融资水平、股权结构和高管激励等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提出相关假设,并以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专利研究数据库”1985-2015年涉及的1 9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公司规模与企业持续创新正相关;盈利能力和债权融资水平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股权结构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持续专利时间、持续发明时间负相关,对持续专利数量和持续发明数量的影响不显著。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持续专利时间正相关,对其它持续创新变量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在高管激励中,以薪酬测度的高管短期激励与企业持续创新正相关,以持股比例测度的高管长期激励对企业持续创新的积极作用没有得到完全发挥。     

股权混合主体深入性、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基于国有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在党中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背景下，选取2013-201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分类治理视角，分析竞争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渗透性增强和高管股权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竞争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创新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公益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②在竞争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了混合主体深入性对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在创新公益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对混合主体深入性影响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指导我国国有企业分类治理实践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公司治理与高管政治联系的“双刃剑”效应

高管政治联系具有"双刃剑"效应——"政府干预"作用与"关系"作用。本文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出发,考察公司治理对高管政治联系"双刃剑"效应的激励与约束作用。研究表明,公司治理质量越高,高管政治联系的"政府干预"作用越弱,"关系"作用越强。本文揭示了高管政治联系在政企关系中的"桥梁"角色,并提供了公司治理缓解高管与企业代理冲突的增量证据,有助于企业扬长避短、最优化政治联系的"双刃剑"效应。     

“债转股”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

"债转股"对高管激励具有显著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相对于非"债转股"公司来说,"债转股"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较高,"债转股"能提高对公司高管的激励效应。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要结合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当单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时,可以引进新的股东改善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以更好地激励高管;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支配权的让渡必须依靠各产权主体之间的资源谈判来完成,应使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更好地发挥相机治理及其对高管激励的替代效应。     

公司战略、高管激励与财务困境

本文以2009—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公司战略对财务困境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防御型战略,实施进攻型战略的公司更容易发生财务困境;高管货币薪酬激励在公司战略对财务困境的影响中具有负向调节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在上述关系中影响效果不显著.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战略激进程度对公司财务困境的发生具有一定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深入认识公司战略以及通过有效的高管激励方式来降低财务困境的发生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高管 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 ——价值分配的视角

本文基于生命周期和委托代理理论，在价值分配视角下，阐释了生命周期演进过程中高管效用敏感性变化规律以及不同高管激励机制运行特征，构建了高管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方案，并利用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2010-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高管激励契约体系对企业价值分配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企业成长期和蜕变期，高管薪酬激励能够有效抑制代理成本；而高管声誉激励机制仅在企业成熟期表现出对代理成本的抑制效应；生命周期各阶段内，控制权激励均未发挥显著的治理作用，相反在蜕变期，控制权沦为高管挖掘私人利益的工具。因此，改善薪酬激励期限结构，提升声誉激励和高管市场约束的持续性，构建高管控制权管理制度体系是实现高管激励契约最优动态配置的必经之路。     

员工股权激励对中小企业创新会产生补充的促进效应吗？

高管与核心技术员工作用于创新的不同过程,同时也是股权激励计划的主要激励对象,两者股权激励的互动效应对创新的影响值得探讨。选取2009—2015年成功实施股权激励的深A上市中小板与创业板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员工股权激励对高管股权激励在中小企业创新中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相较于高管,核心技术员工股权激励强度越大,企业创新数量越多、质量越高;高管股权激励降低了创新转化效率。进一步地,融资支持效应和人才激励效应是员工股权激励补充促进创新的重要机制;代理成本在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中起遮掩作用。     

CEO特征与国际化战略——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在中国较为特殊的公司治理和管理环境中,CEO对企业战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同时,由于中国权力距离较大,与国外相比CEO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可能更为重要。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本文探讨CEO年龄、教育程度和任期对国际化战略的影响。有别于基于发达国家的研究结论,实证研究表明：（1）CEO教育程度与国际化程度显著负相关,教育程度高的CEO倾向于规避国际化战略带来的高风险。（2）CEO年龄与国际化程度呈正U型关系。CEO年龄越小越有动机从事国际化经营,另一方面,CEO年龄越大经营管理经验和社会资本越丰富,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CEO年龄与国际化程度呈正U型关系。（3）CEO任期与企业国际化程度显著正相关。CEO任期越长越有利于打造和谐、高效的高管团队,从而提升上市公司的国际化程度。     

管理层权力、薪酬与业绩敏感性分析——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薪酬激励并不必然减轻企业代理问题,管理层权力可能弱化公司治理使得薪酬机制成为代理问题的来源.本文基于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了管理层权力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大的企业与其他企业相比,高管的货币薪酬更大,但业绩并没有更好;而且,管理层薪酬与盈利业绩的敏感度更高,与亏损业绩的敏感度更低,部分企业出现薪酬业绩弱相关甚至不相关.本研究为理解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和薪酬激励的现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路径分析

以2013—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并考察公司内外部治理因素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①自愿性信息披露显著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②公司外部治理环境和内部治理机制影响自愿性信息披露与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关系，具体而言，市场化进程、非国有产权性质、高管股票激励能够强化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而控股股东持股、董事会结构、董事会行为、高管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③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自愿性信息披露能够缓解第一类代理问题和外部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高管从军经历、公司治理与成本黏性

从代理成本和管理层预期的角度分别分析了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不同影响,并以2010—2018年度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检验了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影响后果、路径及不同公司治理环境下影响程度的不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从军经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成本黏性.进一步检验发现:管理层自利是高管从军经历与成本黏性的中介变量,即高管从军经历能够通过减少管理者自利行为,缓解代理问题,从而抑制企业的成本黏性.区分内外不同公司治理环境发现,在独董监督力量不足或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抑制效应表现更为显著,表明在公司治理机制存在不足时,高管从军经历发挥了弥补作用,缓解代理问题更为明显.区分产权性质,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抑制效果在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说明高管从军经历在非国企中更能发挥其特有的效应,更能有效抑制企业的成本黏性.本文贡献在于揭示了高管从军经历对成本黏性的抑制效应,拓展了高管异质性经济后果和成本黏性影响因素的研究.     

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研发支出研究--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

在企业中,技术研发的创新能力决定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但是,企业是否进行研发则完全由企业的高管决定。在现代企业中,领导权与所有权分离导致了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而企业引入股票期权激励却能使二者的利益趋同,有效地缓解代理问题,进而影响高管做出相关的研发决策。本文以2007年—2011年披露了企业研发支出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了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研发支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中,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高管股票期权激励越大,研发支出越多,同时,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R&D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的非线性关系,而非直接的线性关系;第二,当国有企业处于较高业绩或具有良好成长机会时,企业会忽视R&D的投入;国企冗余资源类型不同,对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企业R&D支出之间关系的影响不同;潜在的冗余资源越多,高管股票期权激励对研发支出的影响越小,未吸收的冗余资源越多,高管股票期权激励对研发支出的影响越大。     

国企高管控制权、审计监督与会计信息透明度

内部权力配置和独立审计作为重要的内、外部公司治理安排都将对企业的会计系统产生影响。文章以2004-2008年的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高管控制权的增强会降低公司会计信息的透明度,表明国企高管的控制权在信息披露决策中发挥了显著的负面效应;(2)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够提高公司的会计信息透明度,揭示了独立审计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了应有的监督作用;(3)高管控制权的增强会弱化外部审计对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的正面影响,表明独立审计的治理功效容易受到企业内部权力配置等情境因素的牵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