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指数、风险倾向与创业

创业不仅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也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源泉。从个人社交指数和风险倾向着手,分析其对个人创业的影响,同时考虑政府干预、市场成熟度和产权保护水平对社交指数和风险倾向与创业之间的调节作用,并将个人特质和区域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框架,运用CGSS 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个人社交指数对创业具有正向影响,个人风险倾向对创业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在农村地区,个人风险倾向对创业活动具有正向影响,即风险倾向越高,创业概率越大;而在城镇,个人风险倾向对创业的影响为负。在制度环境层面,政府干预和市场成熟度对创业具有负向影响,产权保护水平与创业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制度环境对社交指数与创业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较高政府干预力度和较低市场成熟度使社交指数与创业负相关,而产权保护水平的调节作用则较弱;制度环境对风险倾向的调节作用较弱。     

新企业创新性进入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基于中国城市制度环境的实证研究

基于制度理论,运用一项全国创业问卷调查,使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了新企业的创新性进入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制度环境对该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创新性进入战略对新企业绩效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降低政府干预、要素市场、产品市场和法律效力对两者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而中介服务机构对两者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     

转型升级背景下的风险承担、制度环境与企业市场绩效

文章使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企业数据,研究了制度环境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基础性决定因素,在企业风险水平与企业绩效关系间所起的调节机制。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转型升级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企业市场绩效呈倒U型曲线关系;转型升级中企业的制度环境对企业风险承担与市场绩效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其中政府管理水平维度对风险承担与市场绩效关系有显著正向影响;金融服务环境维度对风险承担与市场绩效也有正向促进作用;要协调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与绩效的关系,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好不同制度环境要素的功效。     

创业激情对创业拼凑行为的影响——关系网络的调节作用

充满激情的创业者是否会采取创业拼凑行为来应对创业困境,以及更倾向于采取哪种拼凑行为,这些都是创业实践中的重要话题。因此,文章研究创业激情对创业拼凑行为的影响和关系网络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创业激情对投入拼凑、顾客拼凑和制度拼凑具有正向影响,关系网络正向调节创业激情与投入拼凑、顾客拼凑的关系,在创业激情与制度拼凑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未得到数据支持。     

政府研发补贴、制度环境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

采用2000—2015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面板数据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政府研发补贴、制度环境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在政府研发补贴和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产业规模、出口规模和资本投入对创新绩效具有正效应,产权性质具有负效应,技术引进的作用则并不显著;与中西部相比,东部地区的制度环境更为良好,政府研发补贴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制度环境主要通过政府同市场关系等四个维度发挥调节作用.因此,充分认识到区域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推动政府研发补贴政策与制度环境建设在更高层次上的有效融合,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创业者先前知识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基于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165家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运用SPSS13.0软件分析创业者先前知识的两个维度——技术相关知识和市场相关知识与创业绩效的关系,并探究环境动态性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将创业绩效分为成长绩效和财务绩效,分析技术相关知识对它们的影响作用。研究结论如下:创业者的先前技术相关知识对创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先前市场相关知识对创业绩效具有正向作用;环境动态性对创业者先前技术相关知识与创业绩效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创业者先前市场相关知识与创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技术相关知识对成长绩效具有正向作用,对财务绩效具有负向作用。     

制度支持、公司创业与企业绩效——不正当竞争与技术能力的调节作用

以制度支持为切入点,探索了公司创业能否在政府和企业竞争优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提出了一个有调节变量的中介模型,检验了不正当竞争和技术能力在整个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京津冀地区285家企业样本的实证结果基本支持了假设模型:制度支持显著增强了企业绩效,公司创业在二者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不正当竞争对制度支持与公司创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司创业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技术能力对制度支持与公司创业、公司创业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司创业的中介效应都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制度环境视角下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检验

基于2001-2012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了制度环境视角下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中低市场化进程和中等法制水平下,社会资本对专利申请授权数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强政府干预下社会资本对专利申请授权数的正向影响要强于弱政府干预下的影响;在高市场化进程和中强程度政府干预下,社会资本对新产品销售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在低法制水平下,社会资本与新产品销售收入之间显著负相关。     

制度支持、公司创业与企业绩效

以制度支持为切入点，探索了公司创业能否在政府和企业竞争优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提出了一个有调节变量的中介模型，检验了不正当竞争和技术能力在整个过程中的调节作用。京津冀地区285家企业样本的实证结果基本支持了假设模型：制度支持显著增强了企业绩效，公司创业在二者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不正当竞争对制度支持与公司创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司创业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技术能力对制度支持与公司创业、公司创业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司创业的中介效应都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异质性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政府干预和市场化进程视角

研发投入是衡量国家创新水平的重要因素。文章从研发投入结构出发,在理论上分析不同类型的研发投入对科技创新产出的作用以及政府干预和市场化进程的调节作用。基于2009—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不同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的作用差异,在此基础上加入政府干预和市场化进程变量研究其调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基础研究投入和应用研究投入对地区的创新产出水平具有促进作用,而试验发展投入并未起到对创新产出的正向作用;市场化进程和政府干预在基础研究投入、应用研究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而对试验发展投入领域的影响不大。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经费投入,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创新协同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市场化程度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省级市场化指数的研究

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市场化程度的作用关系及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市场化指数对市场化程度进行测算,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方法,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市场化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是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市场化指数的提高,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旧成立;二是收入差距、创业活跃度与区域创新能力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程度的正向关系具有中介传导作用;三是政府干预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程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存在非线性调节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了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精准把控政府干预力度及方向,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从而进一步提升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指数的具体措施方案。     

政府调节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利用我国2006—201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内部、行业以及区域三维结构下,政府调节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出资比例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行业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具有调节作用;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和行业国有化程度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企业所在区域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市场调控能力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均具有比较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且市场化程度对行业政策支持具有负向再调节作用,对行业国有化程度具有正向再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政府根据行业特质以及区域特质,有效整合直接政府调控以及间接政府调控,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指导意义。     

政府调节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我国2006—201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内部、行业以及区域三维结构下,政府调节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出资比例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行业异质性与区域异质性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具有调节作用;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和行业国有化程度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企业所在区域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市场调控能力对政府出资比例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均具有比较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且市场化程度对行业政策支持具有负向再调节作用,对行业国有化程度具有正向再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政府根据行业特质以及区域特质,有效整合直接政府调控以及间接政府调控,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指导意义。     

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影响:金融市场的调节作用

综合考虑政治法律制度环境和金融环境,实证分析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政府行政管理质量对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业精神和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综合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企业经营法制环境、金融环境质量与企业家创业精神存在负相关关系;金融环境在政府行政管理质量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在企业经营法制环境与企业家创业精神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孵化器智力资本如何撬动区域创新？——基于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激发创新活力、促进区域创新水平提升是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的关键目标。基于建构主义资源观和制度理论，构建智力资本、制度环境与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模型。以我国30个省份科技企业孵化器2015—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智力资本对孵化绩效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孵化器智力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孵化绩效，不同区域之间的制度环境存在差异，且制度环境显著正向调节智力资本与孵化绩效之间的关系。     

制度理论与高阶理论整合视角下创业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转型经济下企业创新绩效差异不仅来源于创业制度环境,而且受到高层管理者心智模式的影响。为探讨创业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对制度理论和高阶理论进行整合,引入创业导向作为中介变量,CEO自恋作为调节变量。运用问卷调查法对北京、吉林、甘肃、重庆、山西和福建等地385家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创业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过程中,创业导向起显著中介作用;CEO自恋在创业制度环境与创业导向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并正向调节创业导向在创业制度环境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相关结论丰富了制度理论和高阶理论研究成果,可为企业提升创新绩效提供借鉴。     

企业家背景特征对科技型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以创新投入为中介变量、股权结构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企业家背景特征与科技型创业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基于254家科技型创业企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家年龄对科技型创业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教育水平、专业背景、职能背景均对科技型创业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创新投入在企业家年龄、教育水平、专业背景和职能背景与科技型创业企业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股权结构对企业家年龄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职能背景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股权结构对企业家年龄、职能背景与科技型创业企业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创新投入的中介实现。     

资本网络嵌入对国际创业企业动态能力的影响——风险偏好的调节作用

国际化情境下,创业企业如何嵌入资本网络以提升动态能力,这一问题引起学界广泛讨论。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以2011—2022年87家国际创业企业为样本,检验资本网络嵌入对国际创业企业动态能力的影响,以及风险偏好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资本网络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分别对国际创业企业动态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风险偏好在资本网络关系嵌入、结构嵌入促进国际创业企业动态能力提升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结论可丰富资本网络与创业动态能力相关研究,为国际创业企业提升动态能力以应对动荡的国际市场环境提供理论指导。     

企业家背景特征对科技型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

以创新投入为中介变量、股权结构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企业家背景特征与科技型创业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基于254家科技型创业企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家年龄对科技型创业企业绩效具有负向影响,教育水平、专业背景、职能背景均对科技型创业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创新投入在企业家年龄、教育水平、专业背景和职能背景与科技型创业企业绩效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股权结构对企业家年龄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职能背景与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股权结构对企业家年龄、职能背景与科技型创业企业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创新投入的中介实现。     

创业资源共享对大学生创业绩效的影响 ——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利用对大学生创业者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构建并检验了创业资源共享对创业绩效影响的模型。结果表明:在大学生创业活动中,基于共享平台的信息、科技资源共享显著正向影响机会创新性与创业绩效;机会创新性对创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同时在信息资源共享、科技资源共享和创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环境动态性对机会创新性与创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