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秩序与世界霸权——国家、地区、全球秩序的三重构建

建立国际政治的民主秩序和对国际强权、世界霸权的有效制约是当今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遍渴求 ,这一理想的实现有赖于现实三种秩序的发展。它们是以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国家关系秩序、以区域合作为基础的一体化或准一体化地区秩序、以国际组织和世界性机构的治理机制为基础的全球秩序。正是由于这三个层面的发展均不完善甚至存在着严重缺陷 ,才形成当今国家主权秩序与世界 (国际 )秩序重叠、现实主义秩序与理想主义秩序重叠、平等主义 (民主 )秩序与霸权主义秩序重叠 (因而国际合作与单边主义并存 )的局面。这也预示着世界未来多极化 ,不但是力量的多极化 ,而且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平等多元化 ,但国际社会在利益点和价值判断上的认同将不断增多 ,并将创造更具效能的国际规范体系、更加成熟的主权国家秩序和更有内聚力的合作性地区秩序 ,它们共同支撑并保障一个民主的、反对并制约霸权的文明国际政治秩序。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在和平、合作、发展基础上建立民主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对外战略 ,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应积极参与并推动上述三个层面的秩序构建。     

东亚开放地区主义的演进与中国的作用

冷战期间传统地区主义在欧洲盛行,尽管亚太地区合作所奉行的“新地区主义”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损害它们的利益。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启动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所奉行的“开放地区主义”的理念,既注重区域内的合作,又强调对区域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开放。它在某种程度上有回归传统地区主义的色彩,但更是新地区主义的超越。这一理念已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的普遍现象,对未来国际秩序的建构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地区主义战略北大核心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学术界论及中国做负责任大国的外交目标。但这种大国身份的具体内涵 ,并没有明确界定。本文首先将负责任大国目标纳入新中国对外身份目标的探讨 ,指出以前中国的外交追求缺少亚洲身份内涵 ;然后对中国的大国及其责任层次进行界定 ,提出亚洲地区主义战略是中国实现本土责任和地区大国责任、发挥全球责任的重要手段。     

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地区主义战略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学术界论及中国做负责任大国的外交目标。但这种大国身份的具体内涵 ,并没有明确界定。本文首先将负责任大国目标纳入新中国对外身份目标的探讨 ,指出以前中国的外交追求缺少亚洲身份内涵 ;然后对中国的大国及其责任层次进行界定 ,提出亚洲地区主义战略是中国实现本土责任和地区大国责任、发挥全球责任的重要手段。     

我国应如何履行国际责任

承担国际责任是全球化时代对世界各主权国家的根本要求。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都负有一定的国际责任,包括遵守国际规范,履行国际条约,维护国际秩序,参与全球治理等。但是鉴于各国综合国力大小不一,其所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是有区别的。原则上来说,一国权力的大小与国际责任的轻重应成正比。     

大国博弈背景下地区一体化组织的自主性分析

随着地区一体化组织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对其自主性的讨论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地区一体化组织的自主性不仅涉及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还包括物质和理念双重维度。从内部层面来看，自主性的指标包括物质维度的资源汲取能力和理念维度的内部共识；从外部层面来看，自主性的指标包括物质维度的集体行动能力和理念维度的外部承认。地区一体化组织的自主性既受到一体化组织成员国赋予职权塑造的独特组织结构与决策过程的内部约束，也受到国际体系刺激因素尤其是大国博弈程度的外部塑造。在大国博弈缓和的背景下，地区一体化组织的制度化水平与自主性呈正相关；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大国博弈的烈度则会通过地区一体化组织制度化水平传导至组织内部，继而影响地区一体化组织的自主性。欧盟与东盟作为地区一体化组织的代表，大国博弈加剧的外部刺激对两者的自主性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不仅源于两者的制度化程度差异，更在于大国博弈对二者的塑造程度不同。大国博弈加剧的外部刺激使得制度化程度更高的欧盟自主性受到更多掣肘，导致欧盟内部对自主性的共识弱化，外界对欧盟自主性的承认度也有所下降；而制度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东盟内部有效协调与“东盟方式”共同塑造了国际...     

霸权干涉、大国对抗与东亚地区安全的构建

与欧洲地区主义从中心到边缘的演进逻辑不同,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主要是从边缘到中心。两种地区主义逻辑的不同决定了东亚无法像欧洲那样协调解决霸权干涉和大国对抗两大挑战。东亚要构建欧盟那样的地区安全共同体就必须寻找替代路径。在东亚不能沿袭欧洲路径协调解决两大挑战的情况下,暂时同步搁置或冻结霸权干涉和大国对抗问题,或许是一条现实可行的东亚之路。     

霸权干涉、大国对抗与东亚地区安全的构建北大核心CSSCISSCI

与欧洲地区主义从中心到边缘的演进逻辑不同,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进程主要是从边缘到中心。两种地区主义逻辑的不同决定了东亚无法像欧洲那样协调解决霸权干涉和大国对抗两大挑战。东亚要构建欧盟那样的地区安全共同体就必须寻找替代路径。在东亚不能沿袭欧洲路径协调解决两大挑战的情况下,暂时同步搁置或冻结霸权干涉和大国对抗问题,或许是一条现实可行的东亚之路。     

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中的战略调整

当前,中国崛起与世界转型并行,中国位移至国际体系变革的中心,赋予中国巨大的战略塑造空间,根据国内外环境变化建构科学的战略体系已是重大课题。在国家发展战略上,要强调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相辅相成的发展逻辑;在全球战略上,要在争取平等权利的前提下,视全面参与、积极提供公共物品为基本路径,作为负责任大国发挥积极作用;在地区战略上,要抓住东亚地区秩序建设的制高点,把开放地区主义作为一种战略性工具,全面参与各类地区性磋商机制,积极提供地区性公共物品。     

东亚安全合作的三种模式——联盟安全、合作安全及协治安全的比较分析

如何在地区安全秩序的塑造中既超越均势,又体现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呢?作者在比较了美国的“联盟安全模式”和东盟的“合作安全模式”的基础上,探讨另一种可能的东亚安全秩序:“协治(collaborativegovernance)”安全,即大国协作框架下共同治理的地区安全模式,由大国推动、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管理地区安全事务,因此形成一种可称之为地区安全社会的关系结构———从安全复合体到安全社会,最终走向安全共同体。中国借助区域一体化、通过“协治安全”模式重塑东亚安全秩序才是获得自身安全的战略之最优。     

新地区主义范式及其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解释

新地区主义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兴起的新的一波区域一体化进程,与此相对应,国际经济一体化理论也发生了从维纳范式向新地区主义范式的转变。Ethier的一个分析框架指出,区域中的内部国家和(B,E)类型的外部国家是新地区主义进程中的关键因素。据此,东亚新地区主义进程将依循“3”→“3+5”→东亚经济共同体的路径顺次展开。     

金融危机下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货币政策国际的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度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恢复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这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     

多极世界的治理模式北大核心CSSCISSCI

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世界经济力量多极化、军事力量多极化和规范力量多极化预示着多极世界将是未来世界最为可能的形态。尽管多极世界可以是一个不稳定的世界,就像历史上大多数时候所发生的那样,但是在一个互赖、有核和制度多极的时代,全球治理也并非没有可能。在排除了单极、无极和新两极的治理模式以及多极不治理模式之后,作者主要讨论了多极世界的三种治理模式:大国协调、西方自由国际秩序和板块化地区治理,分析了各个模式的现实性、正当性和有效性,并提出三种模式在现实世界中的演进路向。作者认为,大国协调应是未来多极世界的基本治理模式,但这种模式应是渐进生成的,是兼容并蓄的,也是引领合作的。     

中国崛起的政治文化变迁与启示--基于逻辑机理、发展进程视角的分析与阐释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运用政治文化变量对中国崛起的性质、内涵、演进动力、历史进程和发展趋势进行了重新解读和诠释,重点探讨了中国崛起与政治文化及其变迁的互动关系,阐释了二者之间的宏观演进逻辑以及政治文化变迁内在的运作机理。通过对应的哲理思考和历史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崛起与政治文化在宏观层面的互动为彼此的演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中国崛起的根本动力来源于人们在应对内外挑战、摆脱困境时所做的一种努力。进化主义、变革主义、民族主义、特殊主义四种基本价值取向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内在核心线索。政治文化崛起是中国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要追求一种文化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依据这一标准,当前的中国崛起很大程度还是一种不平衡的崛起。中国应积极培育政治文化建设的几项关键要素,对内要着力打造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对外要坚定不移地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推动国际文化秩序的多极化和民主化。除此之外,中国还要持之以恒地处理好文化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两难关系。     

论亚太大变局北大核心CSSCISSCI

近年来,亚太地区进入了以相关国家力量对比变化和地区战略调整为主要特征的格局大变革时期。作者从环境变化、力量变化、趋势变化和秩序变化四个方面分析这一格局变动。在环境变化方面,亚太地理范围的扩大和行为体的增加、行为体之间互动方式的变化,使得亚太格局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多元复合结构"特征。在力量变化方面,中美、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日本从长期重视经济力量的作用转为愈来愈重视发挥安全力量的作用,而美国则从长期倚重安全牌转向更加重视经济牌。在趋势变化上,一方面,未来亚太地缘政治变化的关键取决于中美战略互动,而与中美战略冲突的可能性相比,中美走向战略妥协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未来十年亚太地缘经济格局走向部分整合的可能性较高。就长期趋势来说,地缘政治变化将是温和的,而地缘经济演变将是强劲的,后者会更多地影响前者。在秩序变化方面,驱动亚太秩序演变的经济逻辑将进一步强化,霸权秩序的成分会进一步下降,秩序结构更加平面化,平等性上升,合作性增强,与地区格局的变化相适应,亚太秩序将呈现为多元复合的地区共同体形态。     

批判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际秩序研究

现实主义均势秩序的规律性和自由主义宪政秩序的正义性不断遭到质疑,而既有国际秩序的建构主义分析框架只是阐述了秩序与规则、知识的关系,没有回答在多元价值体系中哪种价值观具有优先性,会成为建构国际规则和规范的核心知识这一问题。作者借鉴了批判建构主义的主要理论,提出当代国际体系的知识是权力建构的结果。在国际体系中,霸权推动其私有知识成为体系的共有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体系内部秩序,学界有必要对构成国际秩序的知识进行重建。当体系的权力结构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且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能力独自应对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时,国家间通过沟通行动,可以对知识进行重建,进而在更为合理的知识基础上构建国际新秩序。     

利益平衡:中美在东亚的共处之道北大核心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更加迫切需要新的中美东亚共处之道,以指导双方在这一地区实现良性共存,而不是恶性竞争。中美应该以利益平衡为基础实现在东亚共处,但基于正义的差异性原则,利益平衡并不意味着中美在东亚地位以及相应权利义务的完全相等,而是应该以维护地区整体利益为前提,根据地区身份的不同对两国在地区秩序中的权利义务予以差异化的安排。未来中美东亚关系以及其他相关国家间关系应以两个原则为指导:第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对地区秩序的构建承担首要责任,并在不与地区整体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主张其政治、安全和经济等利益。第二,如果地区外国家(如美国)的行为有利于东亚地区整体利益,应被允许和鼓励参与地区秩序的构建。视东亚为其全球霸权基础的美国不会满意这一安排,但这不应成为阻碍构建中美东亚新关系与地区新秩序的阻碍,也不意味着上述原则是不现实的。中国可以也应该在两国实力逐渐走向平衡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地区秩序主张。     

国际金融危机与美国的单极地位——当前美国的国家实力、国内制度和国际战略调整

国内政治经济制度和国家从国际秩序中获益性将决定一定时期内该大国的兴衰趋势。在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与美国的单极地位时,作者在考察国际金融危机对主要大国和地区所造成的冲击时发现,美国所受到的冲击相对较轻,而它的综合国力、失业率和国际竞争力指标都仍然领先,即便从短期效应来说,国际金融危机致使美国实力衰落的观点值得质疑。从应对金融危机的经验和美国社会的人口结构等因素来看,美国的优势仍然存在。在短期内,整个美国社会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出现大的动荡。从长期来说,国际金融危机可能会促进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改良,也有利于奥巴马政府调整国际战略,避免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和过度扩张,进而重振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在这些调整过程中,如果奥巴马政府采取了一种稳健的方式,坚持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和分权制衡的政治传统,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美国霸权及其单极地位相反有可能会进一步得到加强。     

东盟与东亚经济合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出现新地区主义发展趋势，其基本思想是在加强南北合作的基础上，在本地区建立一个开放的、多层次、有大国参与的多边自由贸易区，同时加强双边合作。在此背景下，东盟不断调整其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重视开放的、发展的地区主义，并在推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1世纪初中南亚安全环境与中国西部安全

中南亚地区与中国西部的新疆和西藏接壤。历史上,中南亚安全环境与中国的西部稳定密切相关,而中国西部安全环境又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影响中南亚地区安全的因素主要有两种:一是地区安全热点问题,二是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因素对中南亚安全环境的影响。21世纪初,中国的西部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护和促进中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为基础,与中南亚国家建立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与该地区的主要大国寻求共同利益,力争在热点问题上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