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资产证券化、杠杆率与银行风险承担

选取2012-2020年中国170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对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促进作用，相对于国有银行与城农商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对股份制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力度更大；杠杆率在信贷资产证券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中承担着中介作用，信贷资产证券化主要通过提高银行杠杆率渠道来促进银行风险承担，“信贷资产证券化-杠杆率-银行风险承担”的传导渠道有效；宏观审慎政策对两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宏观审慎政策力度提高会减弱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宏观经济景气度对两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宏观经济景气度提高会减弱信贷资产证券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     

货币政策及其稳定性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

本文基于国内97家商业银行2009～2019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货币政策及其稳定性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政策利率降低和货币政策波动性增加都会导致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上升;(2)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资产规模越大、资本充足率越低、资产负债率越高的银行,在宽松货币政策下的风险承担行为相对更为激进;(3)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效应在不同的经济金融周期形势下具有非对称性,具体表现为,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在宽松货币环境、信贷扩张期和经济下行期的作用,要分别强于紧缩货币环境、信贷紧缩期和经济上行期;(4)在宽松货币政策条件下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导致更加激进的银行风险承担行为;(5)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加强宏观审慎政策调控,可以显著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这说明基于“双支柱”的组合式调控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单一货币政策无法兼顾多重目标的不足。     

“双支柱”调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异质性作用：基于CoVaR 模型的实证分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双支柱”调控框架逐渐成为中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指示剂,防范银行风险溢出已成为政策调控的重中之重,但“双支柱”调控框架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尚不明晰。因此,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使用分位数回归的CoVaR方法度量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研究“双支柱”调控框架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性和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基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能够抑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而且该抑制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从银行特征来看,“双支柱”调控对规模较大、资本充足率水平较高、盈利水平较低的银行的调控效果更显著;从经济周期来看,“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有效性因经济周期具有明显不对称性,经济下行期政策效果明显高于上行期;从宏观政策工具类别来看,各类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结果不同,使用信贷类宏观审慎工具会使得“双支柱”调控的风险抑制作用失效。本文基于微观和宏观的异质性视角,为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协调搭配并实现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双目标提供政策建议。     

地方政府债务是否会影响银行系统性风险——基于土地财政、僵尸贷款及期限错配渠道

防范及化解银行系统性风险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的重中之重,也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32家上市银行年度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地方政府债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地方政府债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具有促进作用。相对于非国有银行部门,地方政府债务对国有银行部门系统性风险的促进力度更大。（2）土地财政、僵尸贷款及期限错配在地方政府债务与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关系中承担着多重中介作用,地方政府债务主要通过增大土地财政效应、提高银行僵尸贷款规模及加大银行期限错配渠道来促进银行系统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土地财政/僵尸贷款/期限错配-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传导渠道均有效。（3）政府金融干预与财政纵向失衡对地方政府债务与银行系统性风险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府金融干预度与财政纵向失衡度的提高均会加剧地方政府债务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促进作用。该成果将为科学设定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及防控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提供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背景,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改善非信贷融资能力和还款能力、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商业信用占用等路径实现。异质性检验发现,该提升作用在法律环境良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强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内在影响机制,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为政府完善风险防控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宏观审慎政策、经济周期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中国227家商业银行2005－201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增强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银行风险承担，而且这种显著的负向关系并不随着银行风险代理变量、经营辐射范围以及是否有外资入股等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经济周期会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产生非对称性影响，即相比在经济上行时期，在经济下行时期的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更强且更为显著。就可能的影响机制而言，本文发现宏观审慎政策通过提高银行盈利能力，从而降低银行风险承担。       

房价波动、隐含担保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信贷优先倾向导致信贷投放向房地产业集中,房地产价格波动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日益突出。本文基于银行与房地产两部门或有权益资产负债表分析框架,从资产和负债两个方面研究房地产部门对银行的风险传导机制,构造银行对房地产部门的隐含担保比例作为度量风险传导强度的指标,运用TVP VAR方法刻画2002—2016年我国房价波动与房地产部门、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动态演变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房地产风险主要通过银行信贷从负债项进行风险传导,房地产部门风险对风险传导强度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突变,银行系统性风险存在非线性加速恶化特征。本文最后提出要稳定房价、拓宽房地产融资渠道、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等建议。     

金融压力、所有制结构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影子银行活动的实证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监测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成为各国监管机构的工作重点。本文构建了一个反映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中国金融压力指数（FSIC）。基于此，本文研究不同所有制结构的商业银行将如何调整影子银行业务以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实证结果表明，当金融压力上升时，相较于国有银行，非国有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上升。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差异与两类银行对影子银行这一风险业务的调整有关。当金融压力上升时，国有银行会显著减少影子银行业务，而非国有银行的影子银行业务不会减少。本文提出了国有银行的双重职能这一观点来解释实证研究的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指导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商业银行创新对系统性风险影响研究

利用2008-2018年中国上市商业银行数据,基于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商业银行创新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银行创新对系统性风险具有倒U型非线性影响,银行创新水平存在临界值,小于临界值水平的银行创新会激增系统性风险,而现阶段样本银行创新水平均已突破临界值,当前银行创新有助于抵御系统性风险。另外,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创新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具有异质性,非国有银行、小型银行的倒U型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信贷风险会加剧早期银行创新对系统性风险的正向影响;长期来看,银行创新对系统性风险或呈现N型影响。     

利率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实证分析

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重要中介指标,利率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形式和路径因各国经济金融制度不同而存在差异。以中国银行业为研究对象,选择16家上市银行为样本,就2002~2013年间利率对其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不良贷款率而不是风险资产比率更适合衡量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利率水平与不良贷款率之间的确存在着显著的反向变化关系;银行风险具有动态性和延续性;银行异质性与利率的交互作用尚没有对银行风险产生显著影响。     

经济波动、网络关联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监管

银行间网络关联和经济波动是形成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本文从经济波动影响内生于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视角出发，将SCCA模型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相结合，量化系统性风险中银行间网络关联和经济波动的影响，并分析不同风险来源受不同类型银行的影响程度。本文以14家上市银行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银行间网络关联发挥风险承担和风险溢出的功能，且网络关联风险与内部脆弱性风险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经济波动主要发挥“增效器”的作用。同时，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是大型国有银行风险和中小型银行风险的组合，系统性风险中的内部脆弱性风险和经济波动影响主要来源于中小型银行，网络关联风险主要来源于大型国有银行。因此，本文建议针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不同来源使用不同监管工具，并注重监管工具之间的配合，还需要结合具体风险来源，针对不同类型的银行制定差异化监管要求。     

货币环境、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

文章选取2007—2020年中国38家上市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使用固定面板回归模型,研究了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货币环境对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同时也可能存在正“U”型关系,货币环境会削弱高管薪酬的风险承担激励。异质性检验表明,高管薪酬的风险承担激励以及货币环境对高管薪酬银行风险承担激励的削弱作用主要集中于非国有大银行。因此,从控制风险的角度出发,文章认为对银行高管薪酬进行适当的监管和限制是必要的。另外,在宽松货币环境下,制定合适的薪酬限制措施,有利于更好地控制银行风险。     

银行监管、监管有效性与银行风险承担：跨国异质性分析

为了考察银行监管、监管有效性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差异性影响,本文选取85个国家和地区1998-2011年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较强的银行监管增加了以Z值测量的银行信用风险;（2）较强的资本要求、业务限制监管降低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但监管权力的增强却会提高银行的不良贷款率;（3）由于银行监管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依赖该经济体的监管有效性水平,因而表现出很强的异质性;（4）按人均收入水平标准将各经济体划分为高收入经济体和低收入经济体组别后,结果发现银行监管对银行风险承担、银行监管与监管有效性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两组别上也存在很强的异质性。     

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检验——基于GMM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72家商业银行2006-2013年面板数据,构建商业银行在资产和负债选择上的风险承担代理变量,运用GMM方法,检验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完整性。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整体上看是存在的,且受宏观经济和微观银行特征影响:一方面,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激励表现在资产选择行为上,而非负债选择行为;另一方面,银行资产风险承担上升会引起信贷投放增加,而负债风险承担增加会鼓励信贷投放减少。这意味着从金融稳定角度看,货币政策非中性。因此,我国在进行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下的货币政策设计时,应当兼顾金融稳定目标。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异质性环境规制影响与时空跃迁研究

引导环境规制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变革产生推动作用，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视为不可控制变量，构建动态SBM-DEA模型，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其动态演化特征及时空跃迁路径，揭示考虑和未考虑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差异。结果发现：①异质性环境规制对2001-2018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影响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性；②东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和公众监督作用，中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调控作用；③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时空演变具有持续优化、空间差异缩小等特征。为推动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均衡、高效发展，应重点制定相关策略以缩小南北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差距。     

结构性货币政策与银行系统性风险承担：基于LPR改革实验的证据

银行系统性风险承担是目前市场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主要担忧之一。本文利用2015～2020年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月度数据考察了结构性货币政策对银行系统性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以MLF为主的结构性货币政策不仅没有导致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过度承担,反而显著抑制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说明目前我国稳健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是适度的,但SLF和PSL却没有这一效果。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文章以LPR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并且在排除其他政策和冲击影响之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最后从市场经营环境、监管压力和风险管理等角度分析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渠道。本文首次从银行系统性风险角度分析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后果,这有助于回应市场对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担忧和质疑,为结构性货币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借鉴和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银行集中度与银行风险

本文基于2007—2018年30家上市商业银行季度面板数据,首次针对不同方面的银行风险,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详细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银行集中度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剧银行经营风险和信用风险,但会降低银行风险承担;（2）银行集中度的上升会导致银行经营风险和信用风险上升,但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不显著;（3）集中度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的影响中具有调节效应,随着银行集中度上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更加剧银行经营风险和信用风险,且会进一步减弱银行风险承担。本文采用不同的银行集中度变量并涵盖多种银行风险衡量指标的实证结果均稳健。进而笔者基于实证结果,在银行风险防控方面对政策制定者及监管部门提出一些建议。     

中国银行业风险形成机理及压力测试研究:基于行业信贷视角

本文以新常态作为切入点,首次从行业信贷视角探究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对银行风险的影响,进而研究2007年至2015年宏观经济特征在银行风险形成过程中的一般作用.研究发现:(1)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对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影响程度有限.从行业信贷来看,顺周期行业的信贷风险高于逆周期行业的信贷风险;(2)在银行风险的形成机理方面,物价变动引起的“货币幻觉”效应长期存在;银行自身特征引起的风险放大效应主要存在于金融危机时期;经济增速放缓引起的信贷需求摩擦在非危机时期更突出.上述因素对不同周期性行业信贷风险的影响与总体情况基本一致;(3)基于银行风险形成机理,本文发现货币政策比汇率政策治理银行风险的效果更好.此外,危机时期应使用宏观审慎政策抑制银行风险的自我放大.     

跨境资本流动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防范化解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是推动银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抓手。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银行微观数据实证检验跨境资本流动强度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强度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增强证券投资、其他投资的资本流动强度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而增强直接投资资本流动强度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二,银行信贷规模和信贷集中度是跨境资本流动强度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重要渠道,提高跨境资本流动强度有利于增加银行信贷规模,降低银行信贷集中度,而银行信贷规模的增加和银行信贷集中度的降低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跨境资本流动强度—信贷规模/信贷客户集中度—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传导渠道有效。第三,相比大型国有银行,跨境资本流动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效应在中小银行中表现更明显。因此,在进一步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机制的基础上,应更加重视银行信贷业务,强化银行监管,同时加强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推动商业银行高质量发展。     

基于银行风险承担视角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研究

基于2009-2021年中国88家商业银行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估计和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实证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双支柱”政策在银行风险承担方面能够产生较好的协同作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整体能削弱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银行风险承担上升;不同类型的宏观审慎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有效性不同,银行流动性宏观审慎工具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作用更为显著;“双支柱”政策的协同效应因经济周期存在非对称性,经济下行期的协同效应要强于经济上行期;政策协同效应存在银行异质性,对于全国性银行“双支柱”政策协同作用不显著,而对于地方性银行则显著影响其风险承担意愿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