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信息公开与地区空气质量——基于PM2.5监测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污染防治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环境信息公开是有效协同治理的基础。文章利用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分阶段实施这一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污染监测信息公开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污染信息公开可显著降低地区空气污染浓度。第二,在政府内部压力和外部监督的双重作用下,环境信息公开不仅有助于提高政府环境关注度,还激发了社会公众的环保监督积极性,推动企业投资规模和结构调整,形成政府、企业和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格局。第三,环境信息公开的污染防治效应受到地方官员特征、地方财力的影响,在官员年龄越大和财政压力越小的地区,环境信息公开具有更显著的污染治理效应。文章的研究意味着在完善环保法律和加强环保投资水平的同时,还应继续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度,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以及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媒体压力、治理激励与政府会计信息披露

本文围绕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媒体驱动机制展开分析,利用省级地方政府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媒体报道产生的舆论压力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作用机制以及作用效果,检验结果表明:媒体压力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具有驱动作用,而治理激励抑制了该驱动作用。相对而言,在治理激励弱的地区,媒体压力对政府会计信息披露的驱动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媒体报道产生的舆论压力的作用效果需要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保证,一定程度上,建立法律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保障机制,有利于强化媒体监督功能,改善治理激励的抑制作用。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经济分析 ——来自中国196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在环境治理问题上,地方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主政官员的影响。本文基于2003—2010年间中国169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官员特征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①官员年龄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本地任职、接受过党校教育、有工程师职称的官员更有利于城市环境治理;②官员特征对环境治理绩效分解指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③官员特征对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本文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地方官员个体差异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也可以为干部人事改革提供参考性建议。     

政府环境规制、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技术创新

利用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重污染企业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这种影响的作用效应,并考察了不同所有制企业、有或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在上述影响和效应上的差异,以及转变晋升考核机制的影响。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够促进污染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受到地方官员晋升压力的制约,即较高的晋升压力会削弱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上述影响在民营企业尤其是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最后指出,在官员考核指标中加入环境质量等要素、建立综合考核机制,能够有效抑制官员晋升压力的负面作用。     

官员视察的环境治理效应研究：压力与能力的双重机制检验

为把脉地方经济和了解政策执行情况,赴基层企业走访视察已成为官员履行行政职能、参与经济决策的一种常态。那么,官员视察是否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产生影响呢?利用2016年第12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CPES),本文实证分析了官员视察对民营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提高了民营企业环境治理投资水平,在使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此外,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官员视察通过增强企业的环境规制压力和治理能力双重路径影响了企业环境治理行为,主要表现为增强企业环境规制压力感强度、提高正规融资便利性和获取市场发展机会。进一步分析发现,地区市场化程度越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大、企业面临的环境盈亏压力越小,官员视察对企业环境治理的促进作用会越强。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政治关系和企业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而且还阐述了官员视察影响企业环境治理的微观机理,这对政府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激励企业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协同治理、地方政府绿色转型与空气质量改善

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加快推进地方政府协同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2004—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政策视为协同治理模式推行的公共政策实验,考察其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协同治理模式推行显著改善了城市空气质量,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协同治理对地方政府绿色转型发挥了制度激励作用,主要体现在促进地方政府产业结构转型、能源结构调整与生产技术创新等。此外,该激励作用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创新能力较强的省会城市表现尤为明显。拓展性分析发现,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约束作用,有利于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效率,但以签订合作协议为主的正式协作行动约束效应较弱。因此,为提高协同治理效益、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既要扩大协同治理推行范围,更要加强实质性协作行动、强化配套保障机制,进一步激发制度激励效能与行为约束作用。     

中国存在环境锦标赛吗?——基于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中国存在环境锦标赛吗?本文利用2004—2018年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第一,城市空气质量更快的改善会显著提高市长的晋升概率,存在环境锦标赛;第二,GDP锦标赛仍对市长晋升有明显作用,环境锦标赛与GDP锦标赛两者并存,环境锦标赛并没有代替GDP锦标赛;第三,2013年以来,环境锦标赛对市长晋升的激励作用增强,并且在行政力量更强的城市,环境锦标赛对市长晋升的激励作用更大。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认为中国实行的环境锦标赛是中国环境质量提升的重要机制,未来应进一步推动官员政绩考核转型,优化环境锦标赛的相关制度设计,不断推进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能提升。     

环境处罚促进企业环境治理了吗?--基于过程和结果双重维度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政府环境执法的层面以及企业环境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的双维视角分析环境处罚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利用2012-2018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环境处罚频次和处罚力度均能促进目标企业在过程维度和结果维度的环境治理,表明环境处罚对目标企业的环境治理具有特殊威慑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处罚的特殊威慑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组、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组和地区环境污染程度较高组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目标企业的环境处罚还能促进同行业其他企业在过程维度和结果维度的环境治理,表明环境处罚对同行业其他企业还具有一般威慑作用。本研究为政府环境执法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事后处罚的新视角拓展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治理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启示政府要坚持对企业环境治理在事前监管和事后执法的并重。     

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与上市公司ESG表现

2013年12月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发布《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强调要把“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作为干部考核的重要指标，同时，加大资源消耗、环保等指标的权重。在此背景下，本文以2009—2020年彭博数据库有ESG综合评分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该通知发布后，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越大，上市公司ESG表现越好，即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显著提升了上市公司ESG表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压力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提升效应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有企业、公司高管有政治关联、公司获得政府补助多的情况下更显著。本文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官员环保考核制度是促进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提升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环境治理是否促进了地方官员晋升？——基于中国地级市样本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7到2016年官员晋升数据与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匹配,实证考察环境治理对官员晋升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治理促进了官员晋升;环境绩效考核和经济绩效考核并存,环境绩效在官员考核中被强化,经济绩效被弱化。从区域角度看,北方地区更强调以经济增长的方式晋升,南方地区注重以环境治理的方式晋升;相比非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官员通过环境治理晋升的概率更高。从官员特征看,官员任期越长,环境治理对官员晋升的影响越大;使用逆温作为工具变量,并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应当强化绿色发展理念和环境绩效考核的重要性、调整绩效考核比重,建立“因地制宜”的官员治理体系、建立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结合的治理体系,激发官员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     

科技金融政策能否降低环境污染？——基于“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在创新驱动城市发展的背景下,科技金融发展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动力和新方向。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8年262个地级市数据,将“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实施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科技金融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首先,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与水污染相比,科技金融政策对于空气污染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其次,从城市区位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东部和北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效果要优于中部、西部和南部地区;从城市等级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高等级城市具有更为明显的治污排污效果;最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和经济规模是科技金融政策改善环境的有效路径。此外,科技金融政策实施对于邻近地区的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果。上述分析首次尝试将环境污染纳入到科技金融政策的评估框架中,丰富和完善了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有效地回应了学术界关于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环境治理的争论,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地方政府补贴能够有效激励企业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吗

本文修正了Dasgupta等（1998,2002）的污染物削减费用模型,采用辽宁省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分析地方政府补贴产生的环境治理激励作用,得到相应结论：（1）本文基于微观数据和修正的污染物削减费用模型,测算出辽宁省工业企业环境治理效率均值约为83%,分布近似于正态分布。（2）地方政府补贴并没有显著提升企业环境治理效率,却显著提升了企业环境治理效率提升的稳定性。本文认为地方政府补贴的主要作用在于资金补充效应和背书信号作用,在引导大量优质资源进入企业的基础上提升环境治理效率提升的稳定性,减少不确定因素。（3）地方政府补贴对不同类型所有制形式企业的环境治理稳定性影响差异性较大,内资企业获得补贴所产生的效率改善的稳定效应要远低于外资企业。综上所述,在缺乏相应监管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补贴很难产生显著的环境治理激励效果,但由于其信号的引导作用,对提高治理效率稳定性具有显著效果。     

雾霾污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271个地级以上城市2007—2016年的PM_2.5浓度数据,实证分析了雾霾污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创新性地使用年均降水量作为缓解雾霾污染内生性的工具变量,在2SLS的统一框架内估计雾霾污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结论有:雾霾污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进行大力的环境治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能够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压力;2012—2016年间雾霾污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要显著高于2007—2011年间的,可以预见未来治霾能够更加有效地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压力;大中城市雾霾污染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要显著小于小城市,内陆城市对于雾霾污染治理的难度要大于沿海城市。政策启示在于,雾霾减排将不可避免地深刻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雾霾减排可以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压力,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地投入到环境治理之中,促进环境治理和地方经济增长良性循环。     

派驻督察、绩效考核转变与高质量发展*——基于土地派驻督察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派驻督察政策与绩效考核指标转变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内,利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质量”任务和“数量”任务冲突情形下的最优策略选择,并以国家土地督察为例,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派驻督察政策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但其实施要充分考虑任务的相对冲突性;在双代理人模式下,土地派驻督察政策能够显著发挥其监督激励的作用,可以通过影响地方政府来推动高质量发展;转变绩效考核指标这类引导型激励方式发挥的效果开始初步显现。机制检验表明,督察政策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通过促进法制规范性、发展集约性、环境可持续性和民生共享性等方面实现的。     

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支付原则研究

生态补偿是跨界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政策工具。迄今为止,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机制仍未出台,严重制约着京津冀生态环保协同发展做深做实,创新思维方式、构建非传统领域生态补偿理论体系是当务之急。厘清了传统生态补偿认识误区,创新性地提出了生态补偿支付原则统一框架,将"污染者付费原则"(PPP)和"受益者付费原则"(BPP)统一在"改变者付费原则"(CPP)分析框架中,为京津冀大气治理生态补偿机制设计提供了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通过构建京津冀大气治理CGE模型具体测算了特定大气质量控制目标下河北应获得的生态补偿额。这对于加快补齐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短板、有效弥补河北大气治理资金需要、强化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全国和其他重点区域大气治理具有普遍启示意义。     

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测算与因素分解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得到贯彻落实,科学测算与解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为直接完整测度区域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构成,本文构造聚合环境广义Luenberger-Hicks-Moorsteen生产率指标及分解子项,利用蒙特卡洛模拟检验该指标测算结果的有效性,发现其相对于聚合L指标更具优势。本文根据2003—2019年地级以上城市的投入产出指标数据,测算八大综合经济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动力来源。结果表明,八大经济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实现增长,但增速呈现分化特征。八大综合经济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技术层面的动力主要源于技术进步与规模效率增长,在要素层面主要源于期望产出效率增长与非期望产出治理效率增长。技术进步和期望产出效率增长是八大经济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的主要成因。本文结论对于有针对性地提升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启示意义。     

媒体治理、政治关联与研发投资

以深圳证券交易市场2009-2013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媒体治理、政治关联与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媒体治理作用越强，公司的研发投资就越多。这表明，媒体能够有效发挥监督治理作用，促进公司创新。进一步分析显示，政治关联对媒体治理与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反向调节作用。这意味着，政治关联抑制了媒体的治理作用。     

Institution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expenditure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vidence from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are among the top air emitters in per capita terms worldwide. We examine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EEP) on air pollu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 countries. Moreover, we explore whether countries with stronger quality of governance can exploit GEEP to reduce air pollution more efficiently.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data from 1996 to 2015 for a set of the MENA countries, shows that GEEP alone does not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contributing to better environmental quality. However, improvements in quality of governance are shaping the final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GEEP in the MENA region. Our results can help policy makers in the reg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discovering strategies for reaching the agreed goals under the Paris Climate Deal (COP21), namely net zero emission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entury.     

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与上市企业投融资*——基于我国247座城市的初步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社科院披露的我国247座城市地方政府性债务对金融稳定影响的评价指数,分析了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对上市企业债务融资与资本性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理。研究发现,与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较好地区相比,处于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较差地区的地方政府控股国企,其杠杆率均显著较高,但企业资本性投资效率却显著较低,企业产能过剩的财务特征十分明显。这表明,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会显著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融资,并且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越差,透过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或干预,通过预算外举债,政府“杠杆”有转化为企业“杠杆”的风险。本文明确了“去杠杆”究竟应去谁的“杠杆”问题,对理解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转变为“内涵型”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雾霾治理、地方政府竞争与全要素生产率

在将城市面板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匹配的基础上,本文就地方政府竞争下环境治理策略互动形式进行了检验,然后构建空间自滞后模型并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探讨了雾霾治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本地影响及其空间溢出影响,进一步从资源配置效应、创新补偿效应和污染避难所效应三方面考察了雾霾治理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随着环保政绩考核的加入,地理邻近城市环境治理策略逐渐从“逐底竞争”转变为“模仿”形式,即邻近城市加强或放松治理,该城市也加强或放松治理强度,相对竞优模仿形式下雾霾治理更有助于促进本地、邻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不同区域、行业和所有制企业存在差异。进一步探究原因,发现加强雾霾治理产生的资源配置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有利于促进城市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雾霾治理产生的污染避难所效应不利于城市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此,本文提出完善雾霾联防联控机制、创新绿色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