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与异质性企业区位选择——中国地区经济差距与生产率差距之谜的一个解释

为什么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在缩小,生产率差距却在扩大?本文以新新经济地理理论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包括市场规模差异(集聚力)和劳动力成本差异(分散力)的理论模型,对忽视分散力的新新经济地理理论进行扩展,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生产率异质性企业定位选择对地区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生产率异质性企业定位选择是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缩小和生产率差距扩大的原因,但导致生产率异质性企业分类集聚的原因是劳动力成本差异,而非市场规模差异。在市场一体化进程中,东部地区的低生产率企业首先向外迁移,地区经济差距在缩小,生产率差距却在扩大。随着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深化,东部地区的高生产率企业也会向外迁移,生产率差距将开始缩小。随后,本文使用大规模微观企业数据证实了理论模型的结论。     

去工业化的内涵、影响与测度指标的构建——兼议结构性去工业化和区域性去工业化

去工业化是一个与工业化相伴随的概念,通常具有后工业化时代的特征,本质上都是在物质世界基础上的要素再配置过程。去工业化表现为制造业或其生产环节在国家间、地区间的转移,是制造业生产率更快提高、消费需求模式变化、国际贸易以及公共部门快速扩张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拓展了去工业化的内涵,提出结构性去工业化和区域性去工业化概念,并尝试构建一个综合测度指标对去工业化的时空效应进行客观度量,为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借鉴。     

人力资本、技术差距与全要素生产率

在运用改进方法对我国省级人力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再测算的基础上,引入地区技术差距变量,实证研究了1996—2016年间我国省级人力资本存量、地区技术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地区技术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改进、技术进步的作用,存在相互制约、互相促进的一个过程,这是对已有文献研究结论的一个补充。     

异质性雇用成本、社会福利与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

通过扩展Blanchard和Galí(2010)的雇用成本模型,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异质性雇用成本的NKMP-DSGE模型.外生冲击的贝叶斯脉冲响应函数表明,正规部门就业与非正规部门就业对于同一外生冲击具有不同的反应,这意味着考虑不同部门的异质性是合理的.社会福利分析的结果指出,非正规部门的存在尽管通过降低名义价格刚性而改善了社会福利,但通过失业回滞却导致了社会福利的恶化;而且总体而言恶化了社会福利.这一发现为我国当前正在积极推行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考察了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改革的效应.研究发现,不管是长期效应还是短期效应,改革都有利于改善劳动力市场的表现.     

长期增长过程的“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一种解释

立足于Mitchell和Maddison的历史统计数据库,本文对发达国家增长因素进行了分析,阐释了以下事实,即19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减速,与生产率增长的减速密切相关,而生产率的减速是由于产业结构服务化这种系统性因素造成的。为此,本文提出了长期增长过程中"结构性加速"与"结构性减速"的观点。这种观点一方面系统化和清晰化了人们关于长期增长趋势的认识,另一方面在"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过渡期间的经济问题也更容易得到解释和预测。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结构的服务化趋势逐渐增强,"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转换及相应问题将会凸显。相对于其他理论而言,这种观点对于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可能具有更强、更直观的解释能力。     

人力资本构成、生产率差距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中国1987-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构成和生产率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高技术人力资本和低技术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都有显著的正效应,其中高技术人力资本的作用更大;两种层次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影响依赖于该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与全国最高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距离,高技术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当生产率差距较小时,高技术人力资本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较大,当生产率差距较大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主要依赖于低技术人力资本的积累.     

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与粮食生产

由收入差距引起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对粮食生产产生负面影响。根据1990-2010年间省级面板数据估计结果,以2004年为分界点,2004年之前的收入差距对粮食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和粮食安全状况将全国各省分为四类区域,欠发达地区粮食增产与地区经济差距的关系最明显。应重视缩小区域差距,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在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吸引农村劳动力回流,以促进当地农业生产。     

英国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产业间转移的次序及对我国的启示

农业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必要条件。文章以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英国为研究对象,从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考察英国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的次序。这为处于不同工业化进程地区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转移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产业结构变迁、劳动力市场扭曲 和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

自2007年以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呈现出增长放缓的趋势。本文建立了包含劳动力市场扭曲和部门效率差异的三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对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本文的模型可以较好地拟合劳动力部门间再配置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的特征事实。数值模拟结果表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低速增长是导致中国总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而劳动力市场扭曲的减弱和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加速增长则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起到了遏制作用。这些结果证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产业结构变迁带来的。政府可以实施放松服务业进入规制和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等政策,提高总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京津都市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分解分析

以北京和天津为主体的大都市区,不仅是华北地区的经济核心区,更承担着全国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职能,其中制造业仍是区域竞争能力演变的重要驱动因子,因此,增强京津都市区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是提升本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该研究旨在对京津地区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变化进行结构解析,明晰该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结构来源,为打造新型产业分工提供决策参考。研究表明,自1997—2007年间,北京和天津制造业的总体劳动生产率水平显著高于全国,大约相当于全国的2倍;研究期内京津地区的制造业生产效率均有显著增长,且自2005年以后天津制造业总体劳动生产率高于北京。采用Laspeyres指数分解法对京津两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结构分解结果表明:纯生产率效应即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是导致制造业整体劳动生产率变化的主要源泉,由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导致的行业结构调整即结构红利效应并不显著。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行业分解结果表明:京津两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主要源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技术与规模经济指向型行业。结论主张京津地区制造业要尽快以新型产业分工为基础,根据城市自身优势,实现制造业产品和功能的差异化战略,共同打造全球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     

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及其因素分解

长期来看,中国劳动生产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改革开放之后的增速更是显著。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各产业内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相对地,劳动配置结构变化的贡献度并不显著,这种状况在改革开放之后得到了强化。劳动配置结构变化贡献度较小,与劳动力跨部门流转的交易成本较高有关,而行业内部生产率提高与分工演进、资本深化、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等密切相关。     

中国农业生产率提高的优先序及政策选择

农业生产率提高具有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两个指向,农业发展也面临着不同的政策选择方式。当前我国农业土地生产率较高而劳动生产率较低,未来我国应将提高劳动生产率放在农业发展的突出位置,这从日本农业发展从重视土地生产率转向重视劳动生产率的演变轨迹可以得到支持。针对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目标,可以从提高土地生产率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两个线索引申出相应的政策含义。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Egypt,Morocco and Tunisia: Patterns,drivers and constraints

This study analyse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re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 countries: Tunisia, Morocco and Egypt over a large time period (1960–2010). We examine labour productivity evolution and structural change contribution to productivity growth over different sub‐periods. We analyze the contribution of different economic sectors to aggregate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three countries.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is also performed to identify the main factors underlying the intensity and the pattern of structural chang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three countries initiated and achieved some progress i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ver the 1970s, 1980s and early 1990s. However, this process has stagnated at low‐income levels and has remained unfinished. Deindustrialization occurred at an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the three countries, in contrast to that noticed in developed and emergent countries. The results of the econometric analysis suggest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investment and structural change as capital accumulation increases the future productive capacity and triggers reallocative efficiency. The human capital quality and availability has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structural change. Trade openness is also expected to boost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 However, labour market rigidity hamper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UNEMPLOYMENT AND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 AN EFFCIENCY WAGE PERSPECTIVE

Many OECD economies suffered a productivity slowdown beginning in the early 1970s. However, the increase in unemployment that followed this slowdown was more pronounced in European economies relative to the USA.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n efficiency wage model, which enables us to identify two basic channels through which the productivity slowdown can affect workers' effort incentives. Predictions of the model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different trends in unemployment across countries over this period in the face of a similar slowdown in productivity. We also demonstrate how the link between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depends upon labour market institutions in such a way that we can reconcile the mixed empirical results observed in the literature.     

实际汇率、进出口贸易和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结构VAR模型的动态分析

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除了对它作价值判断外,更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在结构VAR模型基础上,讨论实际汇率、贸易开放对城乡收入差距潜在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①实际汇率升值和贸易自由化都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②实际汇率冲击能解释50%左右的贸易开放度波动,累积负效应在长期内才能转化成正效应。③贸易开放度冲击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W型,累积影响是持续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④实际汇率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呈M型。尽管实际汇率冲击在一年之后只能解释8%左右的收入差距波动,但累积传递率从第7个季度开始不断上升。     

ENDOGENOUS SELECTION OF PRODUCERS,ASSET PRICES,AND PRODUCTIVITY SLOWDOWN*

This paper presents a simple heterogeneous agent model to show that shocks that reduce aggregate borrowing capacity of producers under borrowing constraints cause endogenous productivity slowdowns through declines in asset prices and biased selections of producers. These dynamics of the model replicate the qualitative features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during the 1990s, including a decline in the within effect i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decomposition as well as default on mortgage loans. Policy experiments demonstrate that foreclosure restrictions already in place mitigate an exogenous productivity slowdown, but that a tightening of foreclosure restrictions causes an endogenous productivity slowdown.     

劳动收入份额的地区差异实证研究——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劳动收入份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收入差距,采用了中国2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劳动收入份额既显著影响了收入差距,又通过GDP、人力资本、开放度等因素影响了收入差距,并且东中西部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这一结论可为制定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     

劳动收入份额、城乡收入差距与中国居民消费

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人力资本人口分组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收入差距与总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使用1990—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GMM估计方法,重点检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揭示了中国消费率偏低的动态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和城乡收入差距是居民消费增长缓慢最根本的原因;城市化水平、消费习惯形成和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率也有重要的潜在影响;提高劳动要素份额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尽管使用了不同的识别方法与计量技术并控制了其他潜在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各种因素,本文的结果依然基本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