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沪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

作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改革创新机制,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但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对其是否会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尤其是企业的创新投资行为研究不足。基于此,本文采用2010—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沪港通交易制度实施这一事件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沪港通交易制度实施后,沪股通标的企业的创新水平显著上升。(2)经理人职业忧虑在沪港通交易制度影响企业创新的过程中既发挥了中介作用,又具有调节效应。表明缓解经理人职业忧虑,抑制经理人短视行为是沪港通交易制度促进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3)沪港通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受到上市公司信息环境的调节影响,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在上市公司信息环境较差时更加强烈。本研究为沪港通交易制度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并揭示了沪港通交易制度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对于深刻理解沪港通交易制度,持续推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程,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创新——基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准自然实验

资本市场改革能否有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基于企业创新研究视角，以沪深港通交易制度作为外生事件，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DID)系统考察了我国资本市场开放对公司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显著提升了标的公司创新绩效，表现为专利产出增加，且该现象在管理层持股比例高、融资约束强的样本中较为显著，表明沪深港通制度通过提升管理层创新意愿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两大途径提升创新绩效。进一步分析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在信息透明度低、沪深港通交易活跃股以及法制环境不完善样本中更显著。上述结论不仅拓展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研究，也为实施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带来的经济影响提供了来自微观公司层面的经验证据，亦为后续完善该项制度提供了参考与借鉴。     

资本市场开放能抑制企业避税吗——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

资本市场开放作为我国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深刻改变了中国资本市场交易者结构特征,可能对上市公司的自利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基于沪港通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能显著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资本市场开放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抑制高管避税寻租动机,而且有助于改善公司信息质量、增加避税成本,从而降低企业避税水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这一影响对于税收征管强度较低地区的企业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沪港通可以作为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促进企业规范自身行为,提高税收征管效率。这为后续进一步深化金融领域开放提供了理论依据。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财务风险：防范化解还是推波助澜

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和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是我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要目标。本文以2014年实施的沪港通政策作为外生冲击构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0—2016年沪港通与深港通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沪港通的实施能够降低标的企业财务风险，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促进标的公司投资效率的提高和融资约束的缓解是沪港通影响企业财务风险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影响对非国有和治理薄弱的企业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沪港通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财务风险，避免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和破产倒闭，在防范化解微观企业风险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为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健全上市公司风险管控提供了理论依据。     

资本市场开放对股票定价效率的影响

新兴市场的开放会带来怎样的经济影响备受学界关注。2014年沪港通的实施实现了境内外投资者的双向开放,为提高中国证券市场运行效率带来了新的契机。文章基于股价信息含量和股价信息反应速度的研究视角,利用2012-2016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沪港通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利用部分开放的试点机制作为自然实验,基于DID模型研究资本市场开放与股票定价效率之间的因果关系,有效克服了以往研究所面临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在沪港通实施后的半年,沪市标的股票的信息含量并没有明显改善,在中期和长期沪港通均显著降低了标的股票的股价同步性,提高了股价信息含量;就股价信息反应速度来看,其产生效果的时间要慢于股价信息含量,在沪港通实施后的长期,标的股票的股价信息反应速度得到了显著提升。研究发现为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尤其是双向开放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资本市场开放与股利平稳性——来自“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8—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沪深港通”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检验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股利平稳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沪深港通”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提升企业股利平稳性；“沪深港通”主要通过促使企业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融资约束两种渠道提升企业股利平稳性。进一步研究显示，产权性质、公司治理水平、产品市场竞争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资本市场开放与股利平稳性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股利平稳性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而且揭示了“沪深港通”资本市场开放政策所产生的积极治理效应，可为后续资本市场开放政策的深入推行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资本市场开放、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基于不同经济周期的视角

随着对外开放步入高水平深化阶段，经济增长迈入高质量发展周期，将会给作为企业创新力核心的研发投入带来何种变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以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数据为样本，借助“沪深港通”政策的落地，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资本市场开放宏观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理，并探究不同经济周期下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增加；资本市场开放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在经济萧条期，资本市场开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显著促进研发投入的增加，融资约束中介效应得到证实；在经济繁荣时期，中介效应不显著；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了研发投入的逆周期表现。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信息环境较差和内外部治理较差的企业中，资本市场开放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果基于企业会增加研发投入的角度为资本市场开放的正向经济后果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证明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于推动产业新技术变革、促进实体经济进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深化资本市场开放与资本国内循环:来自企业异地投资的证据

深化资本市场开放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这一事件,本文研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资本国内循环的影响。结果发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实施后,企业异地投资明显增加,其中,民营企业、小企业、本土企业、竞争性行业企业以及制造业企业的这种效应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虽然资本市场开放会通过投机效应制约资本的国内循环,但融资约束的缓解和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最终使其对资本内循环表现出正向作用。从资本流向看,资本市场开放促进了资本跨省流动以及省内跨市流动,东部资本更多流向了东部省份,中西部资本更多流向了中西部省份;资本市场开放还有助于资本在城市群内的流动以及资本由城市群内向群外扩散。最后,拓展分析表明,资本国内循环会显著促进地区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环境、社会及治理信息披露质量

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投资是我国实现绿色发展、包容性增长和巩固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抓手。当前我国ESG信息披露仍不规范，模糊性和选择性披露行为仍普遍存在，严重制约了ESG投资实践的开展。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企业-年度数据的双重差分回归结果表明，“沪（深）港通”的开通能显著地改善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及治理信息披露质量。此外，时间异质性的实证结果表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信息披露质量改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可以通过“用脚投票”以及发挥外部监督效应改善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沪（深）港通交易制度在充当外部监督角色的同时，也在发挥着优化中国A股市场外部监督环境的作用。上述分析表明，在ESG生态环境建设初期，我国应该充分重视资本市场开放在ESG信息披露质量中的重要作用，以有计划、有步骤的资本市场开放推动我国ESG生态环境建设。     

“沪港通”开启基金业“大象起舞”

“沪港通”是中国内地循序渐进开放资本市场的一大创新，旨在以最小的制度成本，换取最大的市场成效。即两地市场尽可能地保留沿用自身市场的法律、法规、交易习惯，同时尽可能地降低对投资者的限制因素，让市场力量发挥决定性作用，实现最大幅度的中国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沪港通”推出后，对内地的公募基金公司有何种影响，会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则是需探讨的主要问题。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基于“陆港通”的经验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不仅是扩大国际融资、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需要,而且对我国资本市场发育和上市公司行为具有多重外部治理效应。本文借助我国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1)总体上,“陆港通”机制的实施显著降低了标的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程度。(2)委托代理问题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原因,而“陆港通”机制开通后,能够缓解标的公司代理矛盾,进而约束管理层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3)当资本市场信息环境改善、管理层面临较大股票抛售压力以及大股东监督力度较强时,“陆港通”抑制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效果更强。本文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有助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及公司治理水平。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基于“陆港通”的经验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不仅是扩大国际融资、更好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的需要,而且对我国资本市场发育和上市公司行为具有多重外部治理效应。本文借助我国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机制这一准自然实验,研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1)总体上,“陆港通”机制的实施显著降低了标的公司真实盈余管理程度。(2)委托代理问题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原因,而“陆港通”机制开通后,能够缓解标的公司代理矛盾,进而约束管理层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3)当资本市场信息环境改善、管理层面临较大股票抛售压力以及大股东监督力度较强时,“陆港通”抑制企业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效果更强。本文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有助于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及公司治理水平。     

产权性质、资本结构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08—2018年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了资本结构和产权性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和效果。研究发现，企业存在最优的非经营性杠杆率区间，且资本结构对企业创新的作用会因产权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即最优区间内，企业增加非经营性杠杆率可以在不影响创新投入和创新风险的情况下提高创新产出，而非国有企业更适合增加杠杆率，并会对创新产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据此，本文提出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国有企业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切实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等政策建议。     

Return and volatility spillovers effects: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Shanghai-Hong Kong Stock Conne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the recently introduced Shanghai-Hong Kong Stock Connect. Using high frequency data and dynamic forecasting techniques, we find that the new Stock Connect does contribute to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stock market and economic activity. A weak and unstable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is found after this event. Additionally, the Stock Connect has also increased the conditional variance of both stock markets. We observe a leading role of the Shanghai stock market to the Hong Kong stock market in terms of both mean and volatility spillover effects after the Stock Connect. Our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opening up of stock markets in China could enhance the leading power, influence the risk level and improve the market efficienc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stock market, since the volatility spillover effect from Shanghai to Hong Kong is strengthened. Besides, our results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especially on how policy makers should deal with the increased market interconnectedness and for portfolio managers in choosing potential hedging instruments. The success of Shanghai-Hong Kong Stock Connect provides valuable operational experience for the forthcoming Shenzhen-Hong Kong Stock Connect which could further improve the market efficiency in China.     

母-子公司控制性投资是否促进企业集团创新投入

企业集团分部间业务往来是资金融通与知识集成的动态过程。以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母-子公司控制性投资扩张对企业集团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性投资扩张有助于促进企业集团创新投入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关系对融资约束严重、产业支持力度大、行业集中度与业务复杂度高的企业更显著。同时，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性投资扩张效应越显著，企业集团创新投入的持续性越高。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集团现金持有水平在母-子公司控制性投资与创新投入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排名变动与企业创新——基于合法性视角的分析

企业排名作为一种兼顾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的公开信息，会对组织合法性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企业信心、利益相关者行为以及资源和信息的获取，从而影响企业创新活动。本文基于组织合法性理论探索排名变动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本文对A股上市的中国500强企业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排名上升时，企业的创新强度会显著增强。排名连续下降时，企业的创新强度会显著减弱。高管技术背景在上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实力获得提升的企业倾向于增加创新强度来获取更强竞争优势，这种情况促进了市场中强者更强的现象。     

地方政府“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基于土地市场交易数据和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土地市场存在明显的低价出让工业用地、高价出让商住用地的“两手”供地倾向，这种供地策略在促进制造业大规模集聚和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企业创新行为。本文利用中国土地市场网微观土地交易数据，测算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两手”供地指标，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专利数据库和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匹配数据，分析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具有先升后降的倒“U”型影响，且多数城市“两手”供地带来过大的商住用地和工业用地价格“剪刀差”，已对企业创新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两手”供地程度的不断加深，在长期内通过降低城市和企业研发投入、弱化集聚效应及抬升房价等机制阻碍了企业创新水平提升，且地方政府的增长竞争和财政最大化使“两手”供地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拐点”提前，进一步强化其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此外，地方政府“两手”供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还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依赖于企业所有制类型、所在城市等级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