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数字化战略：效应与机制

在不确定性常态化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理论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兼具“降本增效”的功能,能够有效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本文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是否会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每提高1个标准差,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平均提高16.32%。机制检验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通过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进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倒逼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化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所导致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的负向冲击,且效果优于金融化和现金持有等财务策略。此外,对于成本、风险转嫁能力较低的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意愿更强。相较于行业间,数字化转型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加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本文揭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为企业以降成本和去风险为目的采取数字化战略的理论推断提供了经验证据。     

贸易网络与企业创新——理论和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现代经济的生产和分工越来越趋于网络化,贸易网络对企业创新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本文探究企业在与上下游伙伴形成的贸易网络中的位置变化如何影响其自身的研发创新,首先通过一个分工贸易网络与企业创新模型揭示贸易网络地位与创新的关系,然后使用2009～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供应商-客户贸易网络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的贸易网络地位提升显著激励了其自身的研发投入,且生产边际成本降低、产出扩张和交易成本提升是重要的作用机制。与相应组别的其他企业相比,企业贸易网络位置提升对自身研发水平的促进作用,随着企业与其贸易伙伴间地理距离的缩短、贸易伙伴创新水平的提高以及企业自身位于贸易网络下游程度的加深而增强。此外,企业所在行业层面的贸易网络地位提升也显著提高了其研发水平,即存在正向的外部规模经济或网络分工经济效应。本文基于企业与其供应商、客户的贸易数据构建企业贸易网络,拓展了网络影响企业创新的维度,揭示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未来创新增长的结构源泉。     

劳动保护与企业智能制造转型——来自机器人进口的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样本,借助《劳动合同法》实施这一准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劳动保护如何影响企业智能制造转型。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高劳动密集度行业中的企业相对于低劳动密集度行业中的企业,更倾向于应用机器人。这一结论在排除各种可能干扰因素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加强劳动保护确实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存在要素替代效应倒逼企业智能制造转型升级,但更重要的是劳动保护稳定了雇佣关系,技能—资本互补效应加速了企业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本文揭示了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与加快制造业智能制造转型并不矛盾,优化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助力中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的推进落实是政策应有之义。     

数字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理论机制与跨国证据

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围绕这一重要问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数字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与证据。在理论上,本文构建了一个由政务服务市场与产品市场构成的一般均衡模型,政策制定者在预期数字政府使用率高于临界值时选择建设数字政府;当企业能够自由选择通过线下平台或数字政府获取政务服务时,会加强政府内部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其背后的具体机制为数字政府建设可以降低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合规成本,并可能影响政府提供政务服务的财政支出。在实证上,基于2002～2019年全球167个经济体的数据,本文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劳均产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政府建设能够通过减少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时间和所经历的程序数目来促进经济发展。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只有切实提高数字政府的使用率,才能充分发挥数字政府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数字基建、产业链竞争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赋能生产方式变革的具体方式,但在转型过程中面临“产业链受制于人”导致的数字化转型激励不足问题。政府能否通过“数字新基建”的力量帮助企业塑造产业链竞争优势地位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尚未得到回答。本文基于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产业链视角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能够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交易成本较高、处于经济欠发达区域和属于高技术密集型的企业效果更显著;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扩大供需、增强纵向与横向市场竞争等机制提升了产业链竞争力,从而驱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促进内部融资、提升外部关注和提质增效的经济效应。本文为建设数字中国背景下政府如何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优化与企业劳动力需求结构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推进,数字技术对劳动力结构的冲击引起广泛关注。文章基于微观企业主体视角,采用2011-2020年中国沪深上市企业面板数据,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劳动力结构变动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表明,从劳动力学历结构来看,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减少低学历劳动者的需求,同时增加高学历劳动者的需求,并优化企业的学历结构;从劳动力岗位结构来看,数字化转型对生产型员工产生替代作用,对销售型和技术型员工产生互补作用,有助于推动劳动力岗位结构调整,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对内增强专业化分工优势,对外提升供应链效率,以优化产业链,从而增加企业对高技能员工的需求,促进劳动力结构升级;同时劳动保护水平的提升使得企业更倾向于雇佣高技能劳动力,挤压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中小型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大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劳动力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市场势力——理论机制与经验识别

借助A股上市公司2009—2020年数据,运用数据挖掘方式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论述和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市场势力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市场势力,在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进行中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高企业市场势力。基于宏观环境和企业微观特征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处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市场分割程度较低的地区,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的市场势力提升作用更强。数字化转型成效也受到管理层治理的影响,董事网络中心度水平、高管的海外和金融背景均能给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优势。研究结论为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企业ESG表现与短债长用

纾解实体企业短债长用难题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企业ESG表现对其短债长用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企业ESG表现显著降低了企业短债长用程度,并且这一负向影响在风险偏好高、实体投资需求大、长期债务融资能力弱及非国有的样本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增进长期机构投资者持股、降低企业过度投资,从而缓解企业短债长用程度。此外,通过降低企业短债长用程度,企业ESG表现还促进了企业业绩的提升、降低了企业的破产风险。上述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入发掘ESG对金融市场的作用效果,从而为政府有关部门降低企业短债长用、防范金融风险提供理论和操作依据。     

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了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后,企业显著降低了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同时提高了实业资产的投资比例,表明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有效促进了企业“脱虚向实”;随着政府审计监督力量的增强,上述正向驱动效应进一步强化。机制检验发现,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有助于规范政府债务资金的举借,缓解信贷市场资源错配,降低企业部门融资成本,进而提高实体项目投资的净现值,形成促进企业进行实业投资的“市场推力”;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改善政府债务资金的使用方向,加大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财政扶持力度,进一步增加投资实业的获利空间,形成激励企业进行实体投资的“政府拉力”。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财政压力较大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作用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释放财政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红利提供了理论支撑。     

人工智能与全球价值链网络深化

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是中国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实现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重要依托。本文基于Melitz(2003)和Bai等(2019),在异质性企业出口决策模型中引入人工智能,将企业出口模型拓展至企业增加值出口模型,并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发展对GVC网络深化的影响和内在机制。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各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进步能显著促进GVC网络的深化。人工智能对GVC网络的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劳动力替代和缓解资源错配实现。相比于发达国家,人工智能对深化发展中国家GVC网络的促进效应更强;相比于高出口依赖型国家,对低出口依赖型国家的积极效应更加突出。人工智能除了影响各国GVC网络的深化外,还能延长GVC长度,增强GVC竞争力,以及推动各国向GVC上游攀升。这一发现对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引。     

在自动化中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技术进步与产品重构效应

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动绿色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减少工业污染物排放是企业绿色转型的关键,而包括流程再造在内的生产过程变革则是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那么,如何认识生产过程变革对于企业绿色转型的具体作用,以及其可能存在的污染减排效应?本文以进口工业机器人为例,分析了通过自动化改造推动企业绿色转型的成效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进口工业机器人会产生显著的污染减排效应,具体而言是其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提高了企业的能源使用效率,改善了企业的能源使用结构。并且在机制分析中研究发现,进口工业机器人还会促使企业通过产品重构的路径降低自身的污染排放。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进口对于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污染减排效果同样显著。同时,工业机器人使用对企业的减排效应主要发生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并不明显,减排也更多地发生在大规模企业中。本文认为,未来在环境政策的设计与实施中,需要结合技术发展水平,更大限度地发挥新技术在产品重构以及资源配置等方面的潜在减排效应,进而推动产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企业如何重返实体经济?——基于高铁通车的一个经验证据

大量企业选择将资金投向金融市场而非实体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不完全市场下的投融资障碍。本文研究发现,高铁通车能抑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且主要抑制企业的长期金融资产配置而非短期金融资产配置,从而降低企业风险,提高企业长短期绩效。机制分析发现,高铁通车通过增加实体投资机会和减少融资摩擦两条路径推动企业重返实体经济。进一步分析发现,高铁通车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投资机会较少、融资约束较高、所处地区初始交通禀赋较差的企业中。本文研究既从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方面为推动企业重返实体经济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案,也从金融投资与实业发展的视角丰富了高铁通车经济外部性的研究,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格局提供了理论参考。     

增值税分享再测算及其对地方财力的影响——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行业消费地原则方法

基于生产地原则进行增值税分享存在税收转移、加剧地方财力差异等问题,不利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必要重新考察基于消费地原则的增值税分享的合理性。实施消费地原则的关键是科学界定消费额,为此,本文提出了基于细化分行业消费额的消费地原则增值税分享新方法,并利用2002～2017年中国省级投入产出表,实证测算考察不同消费额核算方法下的税收转移、财力差异和不平衡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相对于分行业消费地原则,生产地原则导致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省市(如北京、上海、广东)存在较大的税收流入,而人口多的中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如河南、湖南)以及农业比重大的部分东部地区(如山东、河北)税收流失严重。(2)不同行业的增值税收入、税收转移方向及大小均存在明显异质性,如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上海、云南、贵州等主要表现为增值税流入,广东、江苏等表现为增值税流出。(3)总体上,消费地原则下各地财政收入的基尼系数、财政缺口变异系数相对较小,基于生产地与消费地原则相结合的增值税分享方法一定程度上可使地方财力更平衡,从而使各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更平衡、更充分,助力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加快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正>当前,全国掀起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把握数字经济加快转型的重要契机,以“数字经济、工业互联、制造未来”为主题,深入探讨工业企业如何强化创新驱动,加速实现数字化转型突破,提升工业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扎实举措,很有意义。     

大数据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障碍及清障策略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数字经济规模与日俱增。众多企业纷纷开始了数字化建设工作,加速数字化转型,借用新科技和大数据提升自身的数字化转型效率,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文结合大数据时代背景和企业发展现状,探讨数据赋能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注意事项,并提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策略,以供企业参考。     

普惠金融、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本文利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而回答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显著缩小了中国家庭的收入差距,普惠金融指数提高10%,基尼系数下降0.02,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研究还发现,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收入40分位数以下家庭和相对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并提高了家庭进入收入40分位数以上的概率,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机制分析显示,普惠金融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创业概率,并促进农村家庭非农就业,从而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农业户口、低社会资本、低人力资本、低物质资本、贫困线以下家庭的收入水平产生了更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普惠性。本文的研究为全面认识普惠金融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为理解收入差距提供了新的视角,对采取金融措施促进共同富裕,加速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政策启示。     

共同富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

本文提出了一个共同富裕的测度框架,该框架在综合考虑三大差距的基础上,能与已有的共同富裕指标相互配合,测度共同富裕的整体推进情况,弥补各类共同富裕指标只能进行地区间两两比较,而无法体现整体共同富裕推进情况的局限。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以厘清各类可能的驱动因素对“共同”和“富裕”的影响。本文选取代表性的收入相关指标作为案例,说明如何利用本文的测度框架进行分析。基于2008～2019年的县域面板数据,本文发现地区间、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实现了优化型收敛,且各指标的收敛速度随时间明显加快,共同富裕正在逐步实现。随后,利用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在“共同”和“富裕”实现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效避免了“数字鸿沟”的问题,不但能提高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村地区）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能显著加快地区间的收敛,即同时促进“共同”和“富裕”,其作用显著优于传统金融,但是其在直接缩小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较为有限。基于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后续研究能够选取其他指标及可能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更多的政策参考...     

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房地产市场的证据

数字化转型为房地产企业实现降本提效、适应存量运营模式提供了重要契机,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导致企业陷入了“不会转、没钱转、不敢转”的困境。本文利用2009—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并呈现差异性特征;机制检验显示可以通过减少投资机会、提高交易成本和增强投资同伴效应来抑制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据此,本文建议政府应积极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的有效预期,房地产企业应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以适应未来存量运营模式的挑战,数字化服务商应提供兼顾行业共性需求和企业个性需求的数字化服务,共同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

作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对此,本文选取2009—2019年深沪两市A股主板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其中内部控制质量和创新在二者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东部地区企业、所处地区营商环境较好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本文不仅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实施路径,还为政府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启示。     

激励与能动性：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与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

财政体制是影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基础性制度。基于分税制财政体制特征,本文提出了一个“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的概念性框架,利用全国市县级政府财政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县级政府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对当地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及内在逻辑。结果显示,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尤其是支出分权大于收入分权的负向非对称性会显著驱使本地企业在异地投资设立子公司。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东部地区更加明显,且主要促进了资本的省内跨市流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所在地和投资目标地的财政收支分权差异通过市场投资环境从“推力”和“拉力”两方面共同驱使企业进行跨区域投资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驱使的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在短期内造成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尤其是过度投资的增加以及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不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在当前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为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