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

本文提出了一个共同富裕的测度框架,该框架在综合考虑三大差距的基础上,能与已有的共同富裕指标相互配合,测度共同富裕的整体推进情况,弥补各类共同富裕指标只能进行地区间两两比较,而无法体现整体共同富裕推进情况的局限。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以厘清各类可能的驱动因素对“共同”和“富裕”的影响。本文选取代表性的收入相关指标作为案例,说明如何利用本文的测度框架进行分析。基于2008～2019年的县域面板数据,本文发现地区间、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实现了优化型收敛,且各指标的收敛速度随时间明显加快,共同富裕正在逐步实现。随后,利用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在“共同”和“富裕”实现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效避免了“数字鸿沟”的问题,不但能提高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村地区）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能显著加快地区间的收敛,即同时促进“共同”和“富裕”,其作用显著优于传统金融,但是其在直接缩小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较为有限。基于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后续研究能够选取其他指标及可能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更多的政策参考...     

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时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体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是其最终落脚点。     

数字金融、流动性约束与共同富裕——基于代际流动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2016年和2018年的三期数据,从代际流动的视角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准结果表明,地区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代际收入弹性,促进代际流动和社会公平。通过计算持久性收入、换用代际收入秩相关系数等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进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家庭的流动性约束进而改善家庭部门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代际教育流动,最终对代际收入流动产生影响。此外,本文还对数字金融影响的子指标分解和异质性分析做了进一步讨论,发现数字金融主要改善了低人力资本和低社会资本家庭的代际流动,具备普惠性特征,这也为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学术参考。     

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与区域间共同富裕

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被摆在了更重要的位置。本文从政府约束性“资源”分配的视角,检验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能否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方面推进中国区域间共同富裕整体进程。通过手工整理中国城市层面“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主要污染物减排目标的数据,研究了偏向性减排目标分配对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及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十一五”规划以来制定的减排指标具有明显的区域偏向性,表现为对欠发达地区给予较低的减排指标而对发达地区施加较高的减排指标。第二,偏向性减排目标约束会显著减缓发达地区粗放式经济增长,提升其绿色经济效率。这一偏向性分配方式可以有效缓解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第三,偏向性减排目标约束通过抑制投资潮涌、缩紧污染型企业投资环境等途径减缓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以上结论为通过中国特色的环境规制手段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而实现区域间共同富裕提供了一个崭新思路。     

数字普惠金融、新型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了新型城镇化水平,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出“U”型的非线性特征,且样本期间,中国大多数城市并未跨过U型曲线的拐点,即两者对城乡收入差距仍具备有效的缩减作用;在区域异质性分析中,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对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显著,这与大多数城市尚未跨过拐点一致,同时伴随着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抑制城乡收入差距具有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马太效应抑或长尾效应？

基于供给端和需求端的理论视角,运用2011～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门槛模型,深入剖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机理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先扩大、后缩小”的转折性特征,表现为“马太效应”—“长尾效应”的转变,该结论经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这种门槛效应在分区域层面集中体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分维度层面依然存在。因此,应进一步加快数字普惠金融纵深发展的步伐,激发数字普惠金融的长尾优势,注重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果,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不同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实证分析

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国目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及城乡收入的现状,并提出假设;其次,文章基于2011-2018年中国31个省及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同时,对全国31个省及直辖市进行了分区域面板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财政干预、经济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显著...     

河北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化不断迎来新机遇,“十四五”规划指明发展数字经济,不断推进产业数字化发展。普惠金融迎合政策趋势,不断推进数字化纵深性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迎来数字化浪潮下的一大发展机遇。加之2020年国家继脱贫攻坚工作完美收官后,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保证脱贫攻坚成果常态化,提出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深层次目标。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以河北省11个市135个县域2014—2020年的数据构建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论证河北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积极促进作用,以及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对不断完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出的更高层次的要求。通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更有针对性地指出河北省未来的发展路径,如进一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乡居民金融素养以及金融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等建设性意见,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为其他省份依托数字普惠金融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参考范例。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2011—2021年我国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传导机制、区域异质性及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更换实证模型及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对西部与东北地区促进效应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为表征的产业结构升级路径来促进共同富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促进效应显著增强。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优先发展、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完善资源分配方式。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研究——来自中国工业企业工资差距的证据

数字化是普惠金融未来发展方向,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工资收入对实现共同富裕、减少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15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264213家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扩大了企业间工资差距,在考虑测量误差、非线性关系和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能提高工资水平,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具有企业规模、年龄、所有制异质性,对大企业工资差距的扩大作用强于中小企业,对外资企业工资差距的扩大作用强于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工资差距无影响。普惠金融数字化对老企业工资差距的扩大作用强于新企业。鉴于此,应增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与便捷性,加快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破除制约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发展的障碍,完善劳动报酬提高的长效机制。     

从收入分配差距看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的重大历史使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突出矛盾,收入分配公平合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利益关系基础。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因素很多。在缩小收入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措施上,要加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注重公平合理,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加大惩治腐败力度,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配套改革,加大西部内陆和老少边地区发展力度,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努力促进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和农民富裕,只有农民都富起来了,全国人民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我国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在内生发展动力的引导和政策红利的助推下,我国普惠金融蓬勃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保障。本文通过梳理总结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和特点,分析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普惠金融体系,推动我国经济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尽早实现。     

中国消费内生动力：收入增长下的涓滴效应研究

深入了解涓滴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促进消费视角下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对稳定中国经济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利用1992～2016年城镇住户数据构建动态面板,基于欧拉方程和工具变量法,从收入分布视角探讨同一城市内高收入家庭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涓滴影响。结果显示：在可支配收入增长的条件下,收入最高20%家庭消费每增长1%引致中间60%家庭消费增长0.050%～0.057%,中间60%家庭消费每增长1%引致最低20%家庭消费增长0.185%～0.231%,涓滴效应主要从收入高分位向低分位传递影响;通过地位寻求动机下的向上攀比,消费涓滴效应显著提高中间收入家庭的设备品、教育、通信与娱乐用品、居住、食品等消费分类支出和比重,提升高品质消费品的拥有率;促进居民持久收入增长和稳定消费品供给价格是发挥涓滴效应的关键因素,而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会降低涓滴效应的影响。充分发挥居民家庭尤其是中间收入群体的消费涓滴效应,在多重不利环境下激发消费内生动力,有利于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1978年～2010年中国3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正相关,金融发展显著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实证结果同时也表明城市化进程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财政支出与城乡收入差距不显著;对外开放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就业结构的改进和升级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市场化进程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呈稳定性增长,但城乡收入差距也随之扩大。本文基于1978-2012年35年的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对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做了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建立线性模型,结果显示: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都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且金融发展规模的提高显著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则有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     

普惠金融发展及其收入分配效应 ——基于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双重视角的研究

本文首先合成中国各省普惠金融指数,随后在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的双重视角下,通过系统GMM方法逐步考察了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和间接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发展不仅能够直接遏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也会通过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两个渠道对城乡收入差距带来间接的减小效应。为此,政府不仅要关注金融发展的深度,更要注重金融发展的广度,进一步打造更具普惠性与包容性的金融服务体系,从而促进全社会共享经济金融发展的成果。     

职业教育投入、农村人力资本与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通过在城乡二元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职业教育财政投入与人力资本,考察职业教育财政投入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发现当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对于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作用达到一定程度后,职业教育财政投入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地,基于2009年至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和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均可以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高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效应更显著。此外,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