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投资者、波动性和股票收益——基于沪深A股股票市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3—2011年沪深A股为样本,考察机构投资者对股市波动性及股票收益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提高加剧了股票的波动,但股票波动加剧并不会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2)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提高会增加当期股票收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净增加会显著提高下期股票收益率;(3)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资产组合当期夏普比率较高,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的资产组合下期夏普比率较低。     

自主性治理、投资行为与股票收益——基于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研究视角

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上市公司的一项自主性治理机制,通过合理地配置信息权,不仅能够降低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而且能够监督上市公司或管理层,解决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代理问题。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5-2007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通过公司投资行为这一中介变量,投资者关系管理与股票收益显著正相关。上述研究为理解公司治理影响经济后果的实现方式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投资者互动与上市公司股票长期停牌——基于“互动易”的经验证据

在当今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本文基于深交所“互动易”投资者互动平台数据,研究了投资者互动对上市公司股票长期停牌的影响。结果表明,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互动沟通能够显著降低公司股票停牌时长与停牌次数,该结论也通过了双重差分法、工具变量法以及其他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表明,投资者互动可以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与内部控制水平,减少公司股票停牌。进一步分析发现,投资者互动情绪同样对股票停牌有显著负向影响,并且投资者互动还可以改善股票复牌后的市场表现,稳定公司市场价值和保护投资者利益。本文的研究为更好地利用投资者互动平台监督上市公司长期停牌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监管机构应该调动投资者参与网络互动的积极性,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股票停牌行为。     

中小股东网络表达会影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吗?——基于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以2017-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盈余管理为着力点,探究中小股东通过网络表达参与公司治理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用嘴投票”对两类盈余管理的治理效应存在显著差异：中小股东网络表达能够发挥“监督效应”抑制应计盈余管理,但同时会对真实盈余管理产生“驱动效应”;股东自利行为所致的二类代理成本在中小股东网络表达差异化影响盈余管理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小股东的网络治理功能在违规处罚样本组中更为明显,股权集中度能够显著提升中小股东网络表达对两类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中小股东网络表达主要通过抑制应计盈余管理提升企业价值。     

谁会更慈善？——基于竞争战略和慈善捐赠行为关系的研究

以企业竞争战略选择作为出发点,对不同企业的捐赠行为和动机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与保守型竞争战略定位的企业不同,进取型竞争战略定位的企业更倾向于慈善捐赠行为,幅度更明显。其中,企业违规次数具有正向调节效应、管理者的政治关联具有负向调节效应,由此可以部分说明进取型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有一定伪善性,或者是在谋求有利于企业的政治关联性。     

公平领导行为对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机制 ——基于地位竞争动机的中介作用和个体相对剥夺感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公平领导行为对员工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相对剥夺理论,构建了以地位竞争动机为中介和个体相对剥夺感为调节的理论模型。对499名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并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公平领导行为正向影响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其中地位竞争动机起到了中介作用;此外,个体相对剥夺感与公平领导行为的交互作用通过支配型地位竞争动机影响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于拓宽公平领导行为影响下属工作行为的中介机制及边界条件,同时揭示了支配型和威望型两种不同的地位竞争动机对知识共享行为的抑制和促进作用。     

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具有绿色治理作用吗?——基于企业“漂绿”行为的考察

推动企业真正履行环境责任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基于2010—2021年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可以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而且,机构投资者持股越集中,其退出威胁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越显著。进一步的路径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能够直接抑制企业管理层与控股股东自利倾向,并引发其他利益相关者监督,从而强化共同治理力度。此外,在企业为非国有性质、审计质量较低、地区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的情况下,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具有更强的绿色治理效应。     

“逆向混改”影响审计师风险感知吗——基于异常审计费用视角的经验证据

“逆向混改”是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其带来的资源效应与治理效应会影响审计师风险感知。本文以2013—2020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异常审计费用视角,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两个维度实证检验了“逆向混改”对审计师风险感知的影响。结果显示：“逆向混改”程度越深,审计师感知的风险越小,异常审计费用越低;企业经营风险和代理成本降低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异常审计费用的降低主要体现在负向异常审计费用的增加上;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对“逆向混改”带来的风险变化更敏感。以上结果表明,“逆向混改”有助于降低民营企业财务信息风险,促使议价能力弱的审计师进一步减少了本就偏低的审计费用。本研究基于审计师风险感知视角探讨了“逆向混改”的经济后果,为促进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协同发展,进而实现“国民共进”提供了经验证据。     

收储制度改革促进大豆“扩面”了吗？——基于县域层面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13—2018年的县域面板数据,通过PSM-DID模型考察在价格支持政策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生产者补贴政策实施对大豆生产面积的影响,并对时间异质性、区域差异以及具体的影响机制进行甄别。结果表明：（1）大豆生产补贴政策实施使大豆面积平均增加了11%左右,且政策实施地区大豆生产面积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2）大豆生产补贴政策实施对大豆“扩面”作用存在“补贴-效用”偏差的问题,即虽然2018年补贴额度较2017年显著提升,但2018年（9.76%）的“扩面”作用却不如2017年（12.71%）;(3)除内蒙古自治区外,其他三个地区均存在“扩面”程度未能与补贴额度同比例上升的问题,更为甚者,政策改革对2018年吉林省大豆的“扩面”作用竟为负向;（4）政策改革能够显著提升大豆生产面积的原因在于种植收益的显著提高,而政策效果未能与补贴额度同比例增长的原因在于地租的同步增长。研究为生产者补贴政策可以促进大豆面积提升提供经验性证据,也为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豆振兴压力下如何持续改善大豆生产状况提供政策启示。     

城乡统筹发展中农户生活污物处理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成都试验区”农户行为的实证

农户生活污物处理行为对农业非点源污染控制具有重要影响.文章以城乡统筹“成都试验区”农户为例,利用Logit模型对农户生活污物处理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居住方式、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环保意识、污物处置收费、非农收入比重等因素对农户生活污物处理行为都有正向影响作用,会引导农户妥善处理生活污物,其中影响最显著的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居住方式,而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对农户行为影响不明显.     

薪酬管制会影响国有企业投资偏好吗?——基于2015年“限薪令”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2015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2015年“限薪令”总体提升了国企实业投资水平,抑制了金融投资倾向,且这种趋势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从具体投资类型看,实业投资的扩大主要以创新投资带动,对金融投资的抑制主要来自短期金融投资减少;影响机制分析得出,2015年“限薪令”通过激发高管长期动机,增强高管努力程度来影响国企投资偏好,而股权激励会对薪酬管制下的国企“脱虚向实”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得出,2015年“限薪令”对竞争型国企的投资偏好影响显著,而对垄断型国企没有影响;三次薪酬管制对比分析得出,2009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没有影响,2012年“八项规定”和2015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存在同方向影响,但影响效果前者只有后者的一半。本文的研究为当前国企薪酬制度改革和国企“脱虚向实”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上市公司高学历员工影响审计定价吗?——基于“信息渠道”和“代理渠道”的分析

本文手工收集2012～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员工学历数据,基于审计风险的分析逻辑,考察员工教育水平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拥有高学历员工的公司审计定价更低,且该效应在高质量内部控制的公司中更显著;在运用工具变量法、公司层面固定效应控制内生性后,该结论依然成立。随后的机制检验发现,高学历员工之所以能够负向影响审计定价,其原因就在于员工教育水平较高的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更高、代理成本更低,进而缓解了审计客户的固有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聘请了高质量审计服务以及议价能力较弱的公司中,高学历员工降低审计定价的效应更显著。     

生育政策调整是否会影响我国“碳达峰”目标的实现?——基于STIRPAT和Leslie模型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为研究背景,基于STIRPAT模型和Leslie模型综合考察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可能对实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目标所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除了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等因素外,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均碳排放也具有显著影响。在论文设置的四种生育率情景下,人口总量峰值分别出现在2025年、2027年、2031年和2027年。若生育政策调整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总和生育率,人口规模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使碳排放总量峰值推后出现。因此,中国逐步放宽的人口生育政策可能会给实现碳达峰目标带来一定压力。     

政治关系、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行为——基于2004年世界银行“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由于体制内制度和信贷配给的存在,大量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难,在我国出口增长疲软的情形下,如何缓解企业的融资问题将关系到出口发展的可持续性。本文使用2004年世界银行"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的企业数据,从政企关系角度考察政治关系、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关系。与现有的研究结论和经验直觉不同,本文发现,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不影响融资约束对其出口行为的作用,在面临较紧的流动性约束下,一旦企业获得外部贷款,可能会以高融资成本为代价来获得外部资金以覆盖出口成本和出口投资需求来促进出口,结果融资成本高的企业,反而更有可能出口,出口额也更大。所有权对这三者的关系有重要影响,民营企业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会减轻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而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而言却不存在这样的影响。     

近20年中国新型实体书店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西西弗、言几又和“猫空”数据的分析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兴起,纸质传媒受到冲击,导致传统实体书店的发展受到影响,一种与文创产业相结合的新型实体书店应运而生。以近20年中国3家经营较成功的新型实体书店:西西弗、言几又和猫的天空之城概念书店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分析、最邻近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了中国新型实体书店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新型实体书店数量总体随时间增加,于2018年达到开店高峰期。②从宏观上看,新型实体书店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具有不均衡性,且地区分异明显,华东地区为分布的热点地区;在微观上,新型实体书店具有距离衰减的扩散特点,并呈点—轴扩散模式。③人口密度、交通通达性、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因素均显著影响新型实体书店门店的区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