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全国统一大市场与中国区域福利效应

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还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此,本文基于Caliendo和Parro(2015)的模型,探讨了RCEP关税减让对中国国内区域的福利效应,并对该福利效应进行分解。研究发现,RCEP关税减让会促进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上升,且这主要是由贸易额效应所引致;同时,区域福利分布并不平衡,部分省份由于所面临的出口竞争上升,使得其贸易条件效应下降,并导致福利水平下降。行业福利测算结果显示,RCEP关税减让后受益较大的行业有交通设备、纺织品和服装、机械和电气以及仪表、通用和专用设备等。反事实分析表明,在RCEP关税减让的同时,降低阻碍商品流通和劳动力迁移的壁垒,不仅能够促进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进一步上升,还能够缩小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福利水平的差距;但是若仅降低劳动力迁移壁垒,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省份的福利水平反而可能因为劳动力流出的增加值效应呈现下降的态势。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紧抓RCEP发展机遇,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协同并进,有助于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     

中间投入贸易自由化与劳动力市场中企业市场势力研究

本文从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出发,研究以中间投入进口关税削减为代表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市场势力的影响。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本文构建了企业层面的中间投入进口关税。实证研究表明,中间投入进口关税削减通过成本节约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扩大企业产出规模、增加企业的进口中间投入要素占比和使企业向产业上游移动,从而增强企业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这一结果对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势力衡量方式、中间投入进口关税衡量方式、回归样本等都是稳健的。在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应当限制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合谋,提供多元完善的职业培训和完备的公共服务,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竞争性,保障劳动者权益。     

基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都市圈一体化研究

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打破行政壁垒,强化经济区经济。都市圈以超大、特大中心城市为核心,已经与周边地区形成了紧密的经济区经济,其一体化进程正是打破行政分割的过程,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举足轻重。由于都市圈核心城市所处阶段和区位条件不同,都市圈一体化路径是多样性的。因此,都市圈一体化要根据核心城市规模和密度选择合适的一体化空间,采用多中心结构建立都市圈空间一体化支点,基于核心城市的聚集或扩散机制建立空间利益共同体,根据核心城市不同区位条件选择合适的一体化目标。基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都市圈一体化要以空间利益为纽带重塑新空间。具体而言,一是淡化行政级别,建立扁平化共同治理模式;二是强化经济关系,建立基于利益共同体的联盟组织;三是分类型制定一体化目标与步骤,探索等级开发协作机制。     

对加快推进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的思考

国家和H省提出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已有几年时间,但H省至今仍未真正实现全省统筹,H省省级统筹和B市市级统筹同时并存,对在B市工作但参加省级统筹的职工带来一系列不公平现象。本文通过一个案例,分析了基本养老保险未实行省级统筹所产生的问题,并对加快推进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提出了若干建议。     

兵团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现省级统筹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正式下发文件,确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现省级统筹。     

实施四个统一 完善省级统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努力构建养老保险长效机制

一、加强制度建设,为省级统筹奠定坚实基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1999年开始全面实施养老保险省级统筹以来,财政、劳动保障部门结合自身实际,对兄弟省市的省级统筹做法进行利弊分析,吸取有益经验,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加强省级统筹的制度基础。[第一段]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困境与对策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和人口跨区域流动,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社会需求,需要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因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面临着省际养老保险政策不一、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困难与中央和地方责任不清等困境,理出问题产生的根源,为此,提出明确中央与地方责任、建立全国性的养老保险信息服务平台、构...     

省级统筹筑牢养老保险大堤

黑龙江省于2004年开始进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通过调整和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对省以下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实行垂直管理、建立＂三权在上＂的管理体制、执行＂六统一＂标准等一系列积极举措的实施,于2005年步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行列。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间市场整合——以高速公路为例

本文以高速公路为例,实证检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整合效应。基于1998～2017年高速公路数据,结合静态路网,本文识别了高速公路建设对城市间驾驶时间的影响,分析了其对市场整合的作用。研究发现,高速公路建设带来的交通时间成本下降使得城市间相对价差波动性显著降低,促进了跨区域市场整合。在剥离了初始交通时间成本的影响后,其促进市场整合的影响幅度接近省际边界效应。机制分析表明,高速公路建设提高了生产要素流动性,其对城市间人口迁移的提升效应接近迁移率均值;提升了城市间贸易流量,总效应超过8.87%;促进了区域间生产分工,加强了产业前后向关联。研究还发现,高速公路建设改善了省际边界效应,对跨越省界的城市间市场整合效应更显著。     

打好省级统筹攻坚战：建立科学统筹模式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政府就确立了实现社会保险省级统筹的目标。1991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积极创造条件实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省级统筹。     

人工智能与全球价值链网络深化

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是中国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实现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重要依托。本文基于Melitz(2003)和Bai等(2019),在异质性企业出口决策模型中引入人工智能,将企业出口模型拓展至企业增加值出口模型,并实证检验了人工智能发展对GVC网络深化的影响和内在机制。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各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进步能显著促进GVC网络的深化。人工智能对GVC网络的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劳动力替代和缓解资源错配实现。相比于发达国家,人工智能对深化发展中国家GVC网络的促进效应更强;相比于高出口依赖型国家,对低出口依赖型国家的积极效应更加突出。人工智能除了影响各国GVC网络的深化外,还能延长GVC长度,增强GVC竞争力,以及推动各国向GVC上游攀升。这一发现对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引。     

海南农垦系统养老保险纳入省级统筹问题研究

2007年,中央已同意海南农垦整体下放地方管理,并要求海南农垦逐步实现“体制上融入地方、管理上融入社会、经济上融入市场”的改革目标。省委、省政府将农垦体制改革作为推动海南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措施。在此背景下,海南省要实行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必须将农垦纳入制度规划设计范畴。但农垦有别于地方的因素多,养老保险收支与地方平均水平差距很大,为了论证将海南农垦养老保险纳入省级统筹的可行性,     

机器人、工作任务与就业极化效应——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如何在更好地利用新兴科技的同时促进高质量就业,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表明,由于机器人与不同工作任务的替代弹性不同,机器人使用将导致非常规任务就业增长,常规任务就业减少,产生就业极化效应,且这种极化效应在机器人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接着,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机器人进口匹配数据的经验证据证明了这一点,相比于常规任务劳动力,机器人显著促进了非常规任务劳动力就业;而且,机器人的就业极化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出口贸易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机器人确实是通过常规任务岗位替代效应和非常规任务岗位创造效应导致了就业极化;相比于技能偏向,机器人更多体现的是工作任务偏向属性(RBTC)。本文深化了对机器人如何影响就业结构的理解,为制定数字经济条件下的高质量就业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新发展格局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困境与突围路径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能促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赋能新发展格局实现的基础支撑,新发展格局是夯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引擎。目前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困境是：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制约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生产要素流通受限;地方主导的“行政区经济”加剧地区间行政壁垒,区域协调发展不力;国内外市场环境规制、产业标准及生态治理存在显著差异,内外有效联动不足。因此,应以明确政府和市场角色定位为前提、以打破行政区壁垒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为基础、以构建国内国际联动发展的产业链条盘活全球市场和资源为抓手,全面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共同富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

本文提出了一个共同富裕的测度框架,该框架在综合考虑三大差距的基础上,能与已有的共同富裕指标相互配合,测度共同富裕的整体推进情况,弥补各类共同富裕指标只能进行地区间两两比较,而无法体现整体共同富裕推进情况的局限。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以厘清各类可能的驱动因素对“共同”和“富裕”的影响。本文选取代表性的收入相关指标作为案例,说明如何利用本文的测度框架进行分析。基于2008～2019年的县域面板数据,本文发现地区间、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实现了优化型收敛,且各指标的收敛速度随时间明显加快,共同富裕正在逐步实现。随后,利用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在“共同”和“富裕”实现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效避免了“数字鸿沟”的问题,不但能提高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村地区）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能显著加快地区间的收敛,即同时促进“共同”和“富裕”,其作用显著优于传统金融,但是其在直接缩小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较为有限。基于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后续研究能够选取其他指标及可能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更多的政策参考...     

激励与能动性：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与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

财政体制是影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关系的基础性制度。基于分税制财政体制特征,本文提出了一个“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的概念性框架,利用全国市县级政府财政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市县级政府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对当地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影响及内在逻辑。结果显示,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尤其是支出分权大于收入分权的负向非对称性会显著驱使本地企业在异地投资设立子公司。这一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东部地区更加明显,且主要促进了资本的省内跨市流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所在地和投资目标地的财政收支分权差异通过市场投资环境从“推力”和“拉力”两方面共同驱使企业进行跨区域投资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对称财政收支分权驱使的企业资本跨区域流动在短期内造成了企业非效率投资尤其是过度投资的增加以及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不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在当前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为建立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提供了重要参考。     

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提升研究

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提升有助于优化配置区域内劳动力资源、提高区域劳动力要素生产率、促进京津冀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加速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本文利用相对价格法测度了2012-2021年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分析了阻碍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原因,并提出了提升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的对策建议。结果表明,2012-2021年,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有所加强但仍处于较低水平;2016-2020年体制性障碍对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出现反弹;2012-2021年,非体制性因素中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对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存在一定的遏制作用。为进一步提升京津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水平,京津冀地区应深化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环境、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普惠金融、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本文利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研究了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而回答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显著缩小了中国家庭的收入差距,普惠金融指数提高10%,基尼系数下降0.02,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研究还发现,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收入40分位数以下家庭和相对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并提高了家庭进入收入40分位数以上的概率,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机制分析显示,普惠金融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创业概率,并促进农村家庭非农就业,从而缩小收入差距。进一步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农业户口、低社会资本、低人力资本、低物质资本、贫困线以下家庭的收入水平产生了更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普惠性。本文的研究为全面认识普惠金融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为理解收入差距提供了新的视角,对采取金融措施促进共同富裕,加速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政策启示。     

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了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后,企业显著降低了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同时提高了实业资产的投资比例,表明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有效促进了企业“脱虚向实”;随着政府审计监督力量的增强,上述正向驱动效应进一步强化。机制检验发现,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有助于规范政府债务资金的举借,缓解信贷市场资源错配,降低企业部门融资成本,进而提高实体项目投资的净现值,形成促进企业进行实业投资的“市场推力”;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改善政府债务资金的使用方向,加大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财政扶持力度,进一步增加投资实业的获利空间,形成激励企业进行实体投资的“政府拉力”。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财政压力较大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作用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释放财政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红利提供了理论支撑。